共和国风云中的毛 泽 东与周恩来

  “哦，是这样。能不能修补得更加接近实际呢？”
  周恩来继续追问，并引导工程师们探讨一个查补的办法，把淮河不完整的水文记录资料梳趣出个眉目。开始还有些拘谨的专家们，一谈起他们的本行，话就多了起来，到后来，在如何治理淮河的方针上还发生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蓄”还是“泄”。
  大地接受的降雨里是不均衡的，河流输送的径流量也是不均衡的，这在全世界都如此。在我国，由于受季候风的影响，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更加显着。早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捆；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治水就有蓄泄之争。传说中，练是主张堵水的，失败了；其子禹改用疏导，将水送人大海，成功了。
  周恩来仔细听着专家们的争论，看着他们对科学的执着，近乎偏激，有时甚至面红耳赤。他喜欢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氛围，科学真理常常产生于激烈的碰撞之中。可现在不行，不能无休止地辫论下去，淮河岸边的生命财产正遭受着洪水的吞曦，没有时间争论。他提出一个方针：“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他的理由是，单纯地蓄或单纯地排，都不能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要求。
  时当建国之初，全国都投入了抗美援朝运动，外加土改、复员工作。治淮会议虽然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但在治淮的解决办法上，苏、皖、像三省存在分歧。
    8月28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向周恩来转报了中共苏北区委的电报，电报强调了苏北的困难，认为如果今年即行导淮，将改变苏北的整个工作计划，对农业和土改等其他工作形响很大，而且在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上都感仓促。
  8月31日，毛泽东接到这份报告，沉默片刻，拿起铅笔，写道：“周：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协调工作是件细致的事，不是一纸命令能解决的。周恩来仔细听取了各地的意见，又三次专门听取水利部长傅作义和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及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刘宠光等人的看法，亲自落实了治淮工作的经费和任务，这才松了一口气，对三省区负责人说：“只要你们三个诸侯统一了，就好办了。我向主席汇报，只要主席同意，就这样办了。”苏北是周恩来的老家，但他反复告诫干部们要识大体，不要像国民党治淮时江浙人管事，只顾下游，不顾中、上游，闹地方主义。
  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治淮方案又回到毛泽东这里，他立即做了批复，从财政拮据的中央政府拨出巨款，由周恩来直接抓治淮工程。治淮机构从南京搬到了淮河边的蚌埠，淮河流域的河南、安徽、江苏三省通力合作，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治淮工程。
  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全力投人了治淮工作。那些逃难在外的灾民们也纷纷返回故土，参加兴修水利。在以后的几年里，他领导全省大兴水利灌溉工程，疏被开挖了数条大型河道，加高了淮河大堤，并在淮河水系建造了许多山谷水库和湖泊、洼地蓄洪区。
  毛泽东对周恩来亲自领导的治淮工作是满意的，特别赞赏曾希圣在安徽的治淮功绩。而曾希圣在红军长征时，是负责敌人情报的中央军委二局的局长，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他们多次准确地破译过敌人的电讯密码，为中央的军事行动及时提供了可靠的情报，所以毛泽东曾评价曾希圣领导的军事情报工作：
    “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此话既贴切，又形象。所以中央在杭州开会，讨论农业发展规划时。毛泽东对起草小组的几个人，也是对周恩来说道：“可以派些省委书记去苏联看看集体农庄，最好是派曾希圣去，他比较……”毛泽东说话时胳膊伸出去老远，又猛然回缩。大家会意，这是要让曾希圣再到苏联去搞点“情报”回来。周恩来自然心领神会，他也十分赏识曾希圣，他曾与朱德一起，给曾希圣发过一枚二级红星奖章。
  9月21日晚，毛泽东收到曾希圣报告皖北灾民拥护治淮的情况，精神为之一振，他从田家英手中接过电报，又在上面给周恩来写了一段批示：“周：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第二天，周恩来将此电及毛泽东的批示转达中央财经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李富春，并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写了信，告知10月5日饶漱石、邓子恢来京时将作最后决定。他将毛泽东不误时机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说治淮秋汛一过就要动工，治水和打仗一样，不能错过时机，迟一步都不行，处处要配合天时和人力，行动要非常机灵。
  在共和国治水工程中，周恩来善于把毛泽东的方略具体化和做些发挥。到第57次政务会议时，他已经归纳了治淮的一系列原则，比如统筹兼顾，标本兼治，一是要兼顾蓄水和泄水，二是要兼顾不同地区，三是要兼顾不同部门。这些原则不仅在治淮工程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也使其他经济建设项目有了依据，其影响十分深远。
  1950年冬季，一边是紧张的抗美援朝，一边是抗灾治淮，两副重担同时落在年轻的共和国肩上。80万治淮大军投人工地，奋战80天，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概总渠，蜿蜒盘踞在华东大地。肆意横行的淮河终于被套上了组绳。
  然而，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一些头脑发热的人们已经忘却了套着组绳的淮河，以为那已经是条死老虎，周恩来原先制定的分工合作、集中领导的原则已被人放弃，治淮委员会也被撤消；周恩来倡导的蓄泄兼筹的原则，也被人否定，代之以一种叫“葡萄申”和“满天星”的“发明”，即在沟里一节节地拦水，在地面上一片片拦水。虽然这是群众的“小发明”，一经报刊的大力宣传，便成了全国性的时尚，没有人再讲排水了。
  虽然周恩来受到反反冒进的打击，但对蓄泄兼筹的治淮有效原则，他不肯放弃，他在有关的省委书记会议上，打比方说“我间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能只蓄不排呢？”
  正如水利专家林一山说的那样：每当全国发生难以解决的水利纠纷，或是水利建设中出现重大难题，周恩来都亲自出马，认真处理；凡是毛泽东交办的治水任务，周恩来更是抓得紧，抓得细。
    ●3.毛泽东走在黄河大堤上
  毛泽东一直注视着水利问题。1952年10月底，他决定去视察黄河。随行的除工作人员外，还有部门首长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毛泽东的湖南老乡、民族资本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李烛尘等。当时全国正在开展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斗争激烈复杂，社会治安不好。时常有坏分子搞破坏。所以毛泽东出巡前，周恩来总要反复叮嘱保卫人员要注意主席安全，主席行踪要严格保密，夜间要宿在船上或专列上。出门要戴上口罩等。毛泽东本人并不在意，但警卫人员却很紧张，生怕发生不测。这倒不是人为紧张，的确有些险情。比如这一年的春节，毛泽东南巡到武汉；又乘船经安庆，到达南京。在南京时仍住在船上，陈毅、柯庆施、张爱萍等上海领导人，专程赶到南京，上船向主席汇报工作。毛泽东本来打算去上海，因为有事，在南京多待了两天，就在这两天内，国民党出动大批飞机，轰炸了上海。
  毛泽东立即改变路线，迅速返回北京。很明显，是有人向台湾方面通了气。后来公安部门错查到播汉年头上，把他抓了起来，发生了建国以来的第一大错案。
  专列到达徐州车站，缓缓停了下来。毛泽东在保卫人员的簇拥下，走出车站门口，登上等候在那里的汽车。
  汽车载着毛泽东去察看黄河故道。到了云龙山，毛泽东登上山岗，极目远处。陪同的地方领导向前方指了指。毛泽东顺着他们的手势，眯起双眼，用力探望，微笑开来：“哦，那就是黄河故道。”
  毛泽东视察黄河的第一站是兰封车站。
  距专列约一、二里处，有个小山村。正是清晨，薄雾正在消散，农家炊烟已袅袅升起，鸡犬之声偶有相闻。踏着晨露，毛泽东向小村走去。打谷场上有老少两人，都穿着北方农民那种黑夹袄，像是父子。他们知道来人是“大干部”，但没有认出是毛主席。毛泽东和他们交谈起来，问道：“今年收成怎么样？”
  “还行。”年轻的庄稼人脸上露出笑，把夹袄折得更紧些，早展有些凉。
  “这里土不行，盐碱地多，有的庄稼长不好，收成也不好。”老些的农民一边回答，一边琢磨来人的意图。
  毛泽东又问：“够吃吗？”
  “还行。解放了，劳动为自己，只要精耕细作，口粮准够。”
  “要改造盐被，低洼地，粮食产量一定能提高。”毛泽东顺口说道。
  老些的农民听得认真，有些不信：“能行？”
  “能行。”毛泽东肯定地说，而后向农民简单通俗地讲解了治沙、治盐、治碱的办法。两个农民颇为惊奇地注视面前这个说湖南话的竺巨人，不住点头。但说到最后，毛泽东还是离开“具体”，说出面对全国农民的话：“要靠农民组织起来，生产形式要大些，才能解决农田改造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