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风云中的毛 泽 东与周恩来

1953年是我国由经济恢复阶段走向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第一年。苏联政府援助我国建设的156个项目的主要部分正在磋商。在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经周恩来与苏联政府商谈，决定将根治黄河列人苏联援助项目。1954年1月，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为组长的专家组来华。他们在研究了中国各方面准备的墓本资料后认为，现有材料已具备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条件。2月至6月，中苏专家余人，行程1万公里，进行黄河现场大查勘。苏联专家肯定了三门峡坝址。柯洛略夫说：“任何其它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
  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后，周恩来具体负责三门峡工程机构的组建工作。当时，撤消了姗料工业部，分别成立煤炭、电力、石油部。成立三门峡工程局，首先遇到的是这个局是究竟是姓“水”还是姓“电”，即由水利部领导还是由电力工业部领导的问题。因苏联未设水利部，所以按苏联专家的意见，三门峡水电站应属电力工业部。再说三门峡水电站归根结底是要发电的，是两个五年计划中规模最大的电力工程，电力工业部在改建小丰满水电站中已经培养了一支不小的施工队伍，三门峡应该姓“电”而水利部的意见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他们亮出的一张王牌是，建国后的全国重大水利工程都是在水利部领导下进行的，经验自不待言，技术力量也很整齐，虽说水电站最终是要用来发电的，但建造水电站，首先要制服水，没有水，哪来电？三门峡应该姓“水”……两“兄弟”争论不休，“官司”又要周恩来来判决。
    为此，周恩来于1955年11月2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了两部的意见。12月1日，他打报告给毛泽东及中央，指出：必须集中两个部的技术力量和建设经验，共同负责，通力合作，各有关部门也必须大力支持……如果存有任何单干的思想则是错误的。他认为苏联不设水利部的体制不适宜中国，因为中国的河流很多，防洪、灌溉等水利工程的工作量极为繁重，而且考虑到电力工业的发展趋势，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水力发电比重将会超过火力发电，水电与火电的建设工作今后势必由两个部门分别管理；因此，水利部不仅现在有必要存在，将来除了农田水利外，做为水电工作的领导部门也是需要的。他建议，在黄河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下，由两部共同负责，并吸收地方党委参加组成三门峡工程局，统一领导三门峡的设计施工工作，局长、副局长应该是专职干部，建立首长负责制；为着加强政治领导，工程局不应该受河南省委的领导。周恩来根据两部党组的干部配备方案，拟调湖北省长刘子厚任局长，黄委会主任王化云、电力工业部发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河南省委委员齐文川任副局长。
  12月6日，国务院批准了以上任命。来年1月初，三门峡工程局在北京开始办公。7月2日，周恩来同三门峡工程有关部门和地方的同志谈话，7月3日，他接见了三门峡工程苏联设计专家。7月27日，三门峡工程局移驻三门峡工地。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隆重剪彩开工。水利部、电力工业部在建国后曾有过分合的历史，在三门峡开工前，水利部曾正式提过意见，将水电总局合并到水利部，国务院没有同意，仍决定三门峡工程由电力、水利两部共同负责。因此，南宁会议上才作出两部合并的决定，以求两者矛盾在一个部门内部协调解决。人们说，在这以前的六七年中，水电建设的处境确实是相当困难的，如在夹缝中生长。
  三门峡的矛盾还是不少。
  当时三门峡的主体设计都委托给了苏联专家，设想思想是对黄河泥沙采取拦蓄为主的方针，首先以三门峡巨大的库容拦蓄，同时大力开展水土保持，以此来减少泥沙来源，从而维护干支流水库的寿命。根据这个设想，三门峡的设计蓄水位是海拔米，相应库容64，亿立方米。水库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抓需要大量移民。对这个设想规划，主要是对三门峡水库的淤积间题引起一系列争论。一开会，或者是几方面人士碰面，一提到三门峡。就有人说：“这个水库很快地淤死了，那么还有修的必要没有呢？”
  “怎没必要？”反对者说，“可以把坝再提高一下嘛，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又有人摇头：“不是不是。就是把全部泥沙都放下去，不发电，不灌概，只要将洪水拦一下，然后再放出去不就挺好嘛！”
  ……直到开工了，争论还在继续。陕西的同志要求重新商议设计方案。
  事关重大，周恩来不认为这种争论有什么不好，只要时间允许，肯说话，敢说话。就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他特为搬来了两位对西北很有影响的人物－彭德怀和习仲勋，一起到三门峡工地参加讨论。本来这个会是要在北京开的，为了结合实际，吸收各方面人士的愈见，他决定改变会址，到三门峡工地去开现场会。
  时间是1958年4月21日。4月的三门峡春寒料峭，黄灿灿的太阳光透过干枯的树枝照进屋子，花花点点的。一开窗便有一股冷风刮在脸上，仍有着深深的寒意。周恩来到达三门峡不久，就来到工地，看望一万多建设者。他身着中山装，一会儿走到头戴安全帽的工人面前一一握手，一会儿停下脚步，同工程技术人员探讨问题。当他走到工地浮桥上凭栏远眺，眼前的景色使他顿生联想：工地上人如海潮，机器声震撼大地，一片沸腾；黄河犹如暴决的恶龙，穿山破壁，气势汹汹地奔腾而下。三门峡河中有两座石岛，将黄河分为三股激流，由左至右，分别称为人门、神门、鬼门，“三门峡”由此得名。其下约400米，又有三座石岛挺立河中，右为中流砒柱，即古籍所载大禹治水“凿龙门，劈砒柱”的中流砒柱，中为张公岛，右为梳妆台，洪水之际，浊浪排空，惊心动魄，是黄河渔关以下最险恶的地方，素有“三门天险”之称。每次舟船从“人门”过峡，必须对准下游“照我来”（即中流砒柱石）直冲过去，方能脱险，否则必有船翻人亡之祸。
  周恩来望着无数巨龙般扭在一起的河水飞旋而下，然而一撞击突兀而立的中流砒柱，便粉身碎骨，化作千万朵雪团般的浪花。周恩乘发出一声赞叹：“低柱，就那么点大，冲刷了多少年还在那里！”
  现场会也如同工地的情景一样，开得热烈活跃。人们认真听着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讲话，掌声如潮。陕西省来了不少人，他们一开口如同秦腔一般高亢，也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三门峡水位高了，西安地区的土地碱化就会加重，粮食作物将会大面积减产……”等等，等等。
  4月24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作总结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开会的目的是要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这个会是有意识的要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树立对立面。他认为：“如果这次是一个我们在水利问题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争鸣下去。”
  现场会上，有的同志对水土保持的速度和减沙效果估计过高，周恩来泼了冷水。他甚至说了一个一般人都避讳的词；“如果我估计保守了，我甘愿做愉快的右派……有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后人会替我们解决的，总是一代胜过一代，我们不可能为后代把事情都做完了，只要不给他们造成阻碍，有助于他们前进。”
  周恩来虽然指的是治水，可这由衷之言却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即一个稳字。诚然这与毛泽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气概相抵触。尽管他们的意愿是一致的。
  三门峡的一个具体问题就是确定正常高水位。1954年定为350米，后来又抬高至360米，大坝泄水孔底槛高程为320米。
  而正常高水位的抬高，将增加土地淹没、泥沙淤积和移民问题。
  陕西省对此意见很大。周恩来支持中国专家多次提出的降低泄水孔底槛高程的愈见，可苏联方面说闸门启闭有困难，修改设计可能要延长工期，认为降到310米比较经济合理。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说：“三门峡水库泄水孔底原订320，这就太高了。320就是高出库底42公尺，是不是能够降低？我们说可以减低到300，但是和苏联专家商，最多让步310，不然关闸比较困难。……还可以继续争一争，看是不是能改到300，因为减低一点，总可以便泥沙多冲出去些。”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泄水孔底槛高程最后降至300米。
  1959年10月12日，周恩来再次来到三门峡工地，并主持现场会。按他的老习惯，每到一地，只有时间允许，他都要看看第一线和后勤的普通工作者，往往他们最辛苦。他同他们握手，有映间候几句。许多人的手上还沾粉抽污，来不及擦洗，便被他握住。当他路过一座30多米高的塔一吊时，恰巧女司机小郭顺着扶梯走下来。周恩来笑呵呵地握住她的手，间：“塔吊这么高，怎么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