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风云中的毛 泽 东与周恩来

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人紧紧握手，而后绕场一周，向群众致意。随后，周恩来直接从机场去毛泽东处开会，向中央汇报此次访苏情况。
  治黄会议因此延期。直到12月5日，治黄会议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召开。这是怡黄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他对与会人员说：“我本来想用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去现场看看，由于临时有国际活动，回国后又忙于准备三届人大，离不开北京。”其间他要筹备人大和政协会议，又要处理外交和内政，忙得不可开交。他还是抽空参加治黄会议，有时实在分不开身，就委托别人组织继续开会，他派秘书来听。
  这次会议也是一次充分民主、气氛异常活跃的会议。
  会上出现了四种争论意见。“不动派”的代表人物，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汪胡祯认为“节节蓄水，分段拦泥”的办法是正确的，不同意改建三峡枢纽；“炸坝派”的代表人物，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最为激烈，他发起言来，言语尖刻，嗓门又大，他甚至说“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此语一出，满场皆惊，有人将目光转向周恩来。周恩来安详地坐在那里，耐心地听着杜省吾的发言。杜省吾也可能发现自己言有所失，停了下来，盯着讲稿上的字。周恩来提醒他：“你讲你讲，字看不清吧，前边那个宇念错了……”杜省吾恢复常态，继续发言。他认为黄土下泻乃黄河的必然趋势，绝非修建水土建筑物等人为力量所能改变，主张炸坝。一拦泥派的代表人物是王化云，这位被毛泽东称为能“化云化雨”的专家，当年陪同毛泽东巡视黄河就主张在上游多修水库，纵拦为主，辅之以排，实行“上拦下排”的方针；第四种意见是。放淤派，它的代表人物是林一山。这位同样受到过毛泽东称赞为“搞建设的人才”的“老延安”、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他主张干支流沿程引洪放淤，灌概农田，以积极态度吃掉黄河水和泥沙。四派之争，主要的是“拦泥”与“放淤”两家之争。王化云和林一山发言时，周恩来没有到场。随后他派秘书到林、王住地和平宾馆，分别征询了林、王的治黄设想和其体意见。2月17日，周恩来召开了个小会，参加会议的除林、王二人外，还有水电移剐部长钱正英、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林业部党组副书记忘中权等人。周恩来先让林、王把各自的观点复述一遥，周恩来间林一山：“你有什么好办法吧？”林一山根据水库可以长期使用的理论，主张降低三门峡水库水位，以恢友渡关河段原黄河河床，即可解除对关中平原的威胁，同时，打开大坝底孔排沙，使水库泥沙进出平衡，将改造后的三门峡水库变成一个中型水电站。听到这里，周恩来问道：“底孔排沙，过去有人曾经提出过，他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叫什么名字啊？”
  有人回答：“叫温善章。”
  周恩来说：“要登报声明，他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誉。”
  周恩来又征求其他三位领导的意见。最后周恩来说：“今天暂不作结论，你们可按各自的观点作出规划，明天再开会讨论。”
  第二天，周恩来再次听取各种意见之后，作了总结发言，他谈了三点看法：
    其一，“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枢纽工程，做得是全对还是全不对，是对的多还是对的少，这个间题有争论，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观察才能看清楚，不宜过早下结论。”
  其二，“黄河自然情况这样复杂，哪能说治理黄河规划就那么好，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就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可能！”
    其三，“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就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
    对于争论的问题，周恩来也强调了几点：“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瞒，要谦虚一些，多想想，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要自己看到一点就要别人一定同意。个人的看法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别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评补充。”这也是周恩来自己对待不同意见和批评的态度。他具体地分析说：泥沙究竟是留在上中游，还是留在下游，或是上中下游都留些？全河究竟如何分担，如何部署？现在大家所说的大多是发挥自己所着重的部分，不能综合全局来看问题。他不赞成听其自然的“炸坝派”，但对其提出炸坝这种大胆设想的精神予以鼓励，他认为这样有利于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对于反对改建的“不动派”，他也不赞成：“五年已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毫无疑问对关中平原会有很大影响。反对改建的同志为什么只看到下游河道发生冲刷的好现象，而不看中游发生了坏现象呢？如果影响西安工业基地，损失就绝不是几千万元的事，对西安和库区同志的担心又怎样回答呢？”对于“拦泥派”，周恩来谈到：“我看光靠上游建拦泥库来不及，而且拦泥库工程还要勘测试点。所以这个意见不能解决间题。”周恩来比较同意林一山的意见，先解决库区的淤积之急。林一山主张在黄河下游部分河段开展“放淤稻改”，即把黄河水引向农田，并在泥沙沉淀的基础上种植水稻。事实证明，由于沉淀的泥沙很肥，水稻能长好，因而大受农民的欢迎。在三门峡的改建上，周恩来也采纳了林一山的建议，降低库水位，恢复渔关河段天然特征，并按水库长期使用理论，打开底孔排沙，以实现库区泥沙进出平衡。
  会后，周恩来要水电部送给与会代表一人一本《毛主席的四篇哲学着作》，当天夜里送到每个人的床头。他希望大家能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认识黄河、改造黄河。
    ●6.毛、周合力，荆江分洪
  长江是一条造福于中国的大江，可其中下游的水灾又极为严重。说到毛泽东共同的治水大业，不能不说长江。
  让我们再回到建国之初：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当日。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毛泽东仍安排召见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谈荆江分洪问题，周恩来、刘少奇在座。
  长江流经湖北枝城至湖南岳阳附近的城陵矶这一段，被称为荆江，其中，又以湖北公安县藕池口为界，分为上荆江和下荆江。由于穿峡谷奔腾而至的长江，到了平原地段，河道弯曲平级，水流不畅，加之上游洪水又常与洞庭湖湘、资、沉、澄四水及清江、沮漳河相遇，荆江汛期洪水位常高出堤内地面10多米。
  如果大堤决口，巨大洪峰将以高出地面10米以上的水头倾泻而下，荆北广大地区将成一片泽国，遭受毁灭性的灾难。所以当地流传一句口头语：长江万里长，险段在荆扛。从东晋开始，就以荆州为中心修筑了荆江大堤，以约束洪水。1949年夏天，荆江大堤冲和观一带，因经受不住洪水的冲击，大部堤身已经崩塌江中，眼看就要发生演堤，幸好洪峰持续时间不长，侥幸躲过了一次灭顶之灾。1950年淮河大水，周恩来就联想到荆江。8月份，他在召开治淮会议时，就请来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会后，林一山回到武汉，立刻着手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区的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在年初察勘汉扛大堤和荆江大堤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荆江分洪工程为中心的防洪计划作为治江的第一阶段计划。
  邓子恢将这个设计方案递到毛泽东面前，又将荆江的近况和林一山的草案制定经过说了一遍。毛泽东看过工程设计书后，又递给刘少奇和周恩来。他问邓子恢：“当前国家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财政相当紧张，但是，为了解除湖北人民的洪水威胁，国家再困难，也要干荆江分洪工程！不过，这个工程能够保用多少年哪？”
  “这个我还说不太清楚。”邓子恢虽然答不上来，但他早有准备，已把林一山带到北京，正在住处待命。邓子恢立刻派人问林一山。
  林一山说得很肯定：“可保用40年，至少20年。”
  “够了，20年足够了。”毛泽东当即批准了工程方案。
  两个月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67次会议，将荆江防洪工事列为重点。周恩来特为指出，长江的沙市工程，即荆江分洪工程，在必要时，就要用大力修治，否则，一旦决口，就会成为第二个淮河。
  荆江分洪工程方案包括荆江大堤加固、进洪闸、节制闸、拦河土坝、围堤培修以及安全区等工程项目，总面积921平方公里，有效库容54亿立方米。对于这个方案，湖北持积极态度，湖南则有顾虑。历史上就存在着舍南保北的矛盾，荆江分洪区虽在湖北境内，但分洪区蓄徽水，就等于在洞庭湖头上顶了一盆水，万一南线大堤决口，就要水淹湖南。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正是担心这一点：荆江分洪工程搞得不好，湖南出了力，就等于自己淹自己。周恩来重视两湖的意见，他给邓子恢写信，说到明朝一代名相张居正是湖北江陇人，认为长江水多不能向北淹，往洞庭湖流间题不大。他希望邓子恢向有关领导说明，搞荆江分洪工程不能搞本位主义。信写完，他把水利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李葆华叫到政务院，让李持他的亲笔信去武汉找邓子恢，请邓召集中南局会议征求意见，并向湖北张难先、湖南程潜等做说服工作。
  李葆华到武汉后，邓子恢很快就召集了中南局会议。会上，李葆华传达了周恩来在给邓的信中谈到的兴修荆江分洪工程，避免水淹武汉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