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风云中的毛 泽 东与周恩来

邓子恢根据周恩来的信，分别找程潜和张难先谈话，初步取得了两湖相近的看法。1951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在修堤费里积了点钱，把分洪区原先群众修的老堤戴了个帽帽，加了个澳埂。这一戴帽、加澳，湖南从当地利益考虑向中央告了状。
  常德专署专员柴保中通过黄克诚向毛泽东写信，力陈长委会的做法损害了洞庭翻滨湖地区群众的利益。
  毛泽东将信转给了周恩来，请他着手解决。
  周恩来指示水利部安排两湖有关人员来京开个荆江分洪会议，会议只开了三天。会上两湖对荆江分洪工程完成后既能保障荆江大堤的安全，又能减轻对洞庭湖的威胁，意见是一致的。但捆南对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是否分洪，如果分洪。如何能免除对湖南的威胁，仍有顾虑。
  2月20日，周恩来召集水利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一技术委员会主任须恺等以及两湖到京人员开了一个会。
  周恩来细心地听粉各方反映的情况，先表扬常德专署、湖南水利局写信给毛主席，关心滨湖群众利益，而后话锋一转，变得严厉起来，间道：“荆江分洪工程是毛主席批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开工？”
  刚才还比较松弛的会场一下紧张起来，谁也不说话，也不张望，在心中默想着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周恩来的目光几乎扫过每一个人的脸庞，并加重了语气：“毛主席批的工程，中南局、湖北省委、水利部、长委会都置之脑后，不负责任。”周恩来唯独没有点湖南的名，旨在化解矛盾；湖南的同志心里自然明白。
  正因为有这段历史情况，到1954年中央准备撤销全国各大区局时，对撤不撤中南局，一向果断的毛泽东颇为犹豫。两湖因水利问题顶牛远非今日始，在清朝就专门设置过两湖总督加以协调，甚至还设置过湖广总督，统辖两湖两广，看来也自有其道理。如果把中南局撤了，两湖之争谁来协调？毛泽东把邓子恢请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这个中南局相当于湖广总督吧，别的大区都撤了，如果把中南局也撤了，留个小中南局，留个两湖总督行不行？叫李先念当两湖总督，解决两省矛盾行不行？”邓子恢摇了摇头：“中南局这个湖广总督都不能解决的间题，两湖总督更不能解决问题！”邓子恢是个敢于坚持意见的人，要不，也不会在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和毛泽东发生那样大的分歧。
  毛泽东想了想，觉得邓子恢的话也有道理，便摆了摆手，说“那就算了吧，不设两湖总督，以后出了问题，叫两湖负责人和林一山都坐飞机来北京，到北京解决间题。”
    在北京开了三天会以后，1952年2月23日夜，周恩来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有关荆江分洪会议情况的报告，并主持起草了《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初稿，他报告毛泽东：这一决定是我当场征求了各方有关同志并在会后又征求了养病中的袁任远的同意做出的，现送上请审阅，拟将此决定草案再电询子恢、先念、克诚等同志意见后再以正式文件下达。
  2月25日，毛泽东审阅了周恩来的报告，批示：周总理（一）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请将你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
  3月29日，周恩来就荆江工程决定再次给毛泽东并中央其他领导写信，详细说明部分修改的经过和依据，并于31日正式公布。周恩来还特意在这份文件中“保证完成”四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中南军政委员会于4月成立了荆江分洪工程指挥部，集中了一批精兵强将，工程于4月全面开工。为保证工程顺利进展，周恩来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大批物资器材，并征得毛泽东同意，从部队抽调了六个师，约六万人，参加分洪工程。当水利部长傅作义把荆江分洪工程开工的消息告诉毛泽东时，毛泽东正在批阅彭德怀从朝鲜报来的最新战况，面对国共两党的两名战将送来的喜讯，毛泽东有一种重返战场、四面出击的欢愉，更有一种胜利的快感。傅作义请毛泽东为工程开工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恩来也题了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荆江分洪主体工程完工后，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高兴地说“荆江分洪工程不搞吧，又怕淹了湖北；搞吧，黄克诚同志来电说，如果不彻底搞，湖南出了力，就等于自己淹自己。我们决定了彻底搞，并限期100天完工，结果75天就完工了。如果没有限期，就不会完成得这样快。”
    1954年7月至8月，长江上游洪峰汹涌而下，长江中下游出现了有水文记录以来历史上最大的洪水，长江和汉江同时告急江水已经没过了武汉市的最高水位线，江堤险情迭出，荆扛大堤危在旦夕。一封封电报飞到了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手里。为了保住荆江大堤，保卫武汉，政府不得不三次动用刚刚完工的荆江分洪工程，分泄了一万流量，使沙市水位下降近一米，保住了荆江大提，减级了武汉洪水的上涨速度。得知武汉人民战胜特大洪水后，毛泽东再次挥毫致意：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7.三峡，领袖的焦虑与梦想
    长江大水时，周恩来正在忙于日内瓦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会议，进行紧张的国事访间。此次大水虽经荆江分洪，减轻了灾害，但仍有4755万亩耕地受掩，受灾人口达1880万人，死亡3万多人，京广铁路停运百日之久，“万里长扛，险在荆江”的严峻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周恩来回国后一面组织救灾和恢复生产工作，一面指示长委会要从长江流域规划人手，探求治本之策。
  1954年12月中旬，周恩来与毛泽东、刘少奇同乘一列火车南行。专列到达武汉时，林一山被请到列车会议室，领袖们要向他了解长江三峡水利间题。毛泽东打趣地说：“啊，又见到我们的长江王了！”他开起玩笑：“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帮助你来修三峡。”火车轻徽地摇晃着，毛泽东仰靠在沙发上，林一山与他相对而坐，刘少奇和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右边。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间：“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有可能性吗？”
  林一山很有把握地说：“如果党中央要在较早的时期内部署，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是可以建成的。”
  透过飘散的烟雾，毛泽东望着林一山，继续问：“你的根据是什么？”
  林一山答道：“目前苏联正在建设的水利工程，从技术到工程规模，和美国相差不多。因此，美国水利工程师萨凡奇有信心兴建三峡工程，那么，也应相信苏联专家同样有这个水平。如果不用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也可以建成三峡工程，但需要在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成之后。因为丹江口工程规模，也算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工程，我们有了这种经验，就能够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开发三峡的设想。最早是孙中山在1918年提出的年奥地利人白郎都也提出过；林一山提到的萨凡奇，在1944年研究并提出过“三峡开发初步计划”。但这些设想都因政府腐败、经济凋敝而成了纸上谈兵。
  周恩来问林一山：“你认为布可夫的技术水平怎么样？”
  林一山回答：“有些专家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严重，态度恶劣。
  布可夫是苏联建国以后培养出来的专家，对我们比较客气，比较民主，和我们合作得很好。不过，我们头两年向他们学习，过两年我们就能超过他们。”
  领袖们都笑了。他们欣赏林一山的志气。
  毛泽东又问：“三峡工程的地质情况怎么样？”
  林一山：“根据坑探的结果来看，属于花岗岩地带，只是岩石风化比较严重。坑探30米后，发现了较好的岩层。”
  毛泽东颇有一些优虑：“花岗岩风化最严重的情况会是怎样？”
  林一山作了描绘：根据外国资料，花岗岩风化层最深的可达百米。但这里岸边的勘探表明，最深的风化层只有30米。在三峡洞段上，有25公里的火成岩，我们才开始从几个点上做了勘探，而在这一段的上一段属于片麻岩，还未勘探过。
  毛泽东向刘少奇解释什么是片麻岩：“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很坚硬，在片麻岩地区选坝址是没有风化间题的。”
  不知不觉，火车已经到了湖北广水车站，外面已是黑漆漆的深夜，周恩来抬碗看看表，站起来对林一山说：“谢谢你啦，汇报完了，你可以回去了。”
  林一山刚要走，毛泽东招呼他：“不要走啦，我们聊聊天吧。”毛泽东毫无困意。刘少奇和周恩来也不便走，又继续聊了起来，因林一山是从东北进关的，便谈起高岗，而后又转回到长江，以至于美国。毛泽东海阔天空地间：“你看，美国就国家总的条件和我国相比，怎么样？”
    林一山：“我国和美国的条件都不错，互有所长，我国还可能稍优于美国。”
    毛泽东喜欢别出心裁的回答，饶有兴趣地间：“为什么？”
    林一山做了简单的比较，毛泽东频频点头，并补充说：“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远比欧洲各国快，除了美国的天然资源外，远隔大洋，没有遭受大战的摧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西欧在经济体制上有许多条条框框，限制了有识之士和某些资本家的发展，而美国的州议会都有独立的立法权，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条件……”
    眼看东方已经露白，远处传来农家的鸡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