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风云中的毛 泽 东与周恩来

他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林彪又借用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这次对他的间题，他的思想，看得很重。他的这一套，在这次会议攀露出来，是我们党内一种右倾的政治危险，发展下去，是极其危险的，那会动摇、破坏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另一方面从长远来说，他是我们党里面的一个隐患，毛主席说，去年5月间讲党的分裂问题，主要是指他……。”
    这个晚上的通气会，从7点半到11点，林彪讲话占了一多半时间。细心的人已经注意到，在别的常委仍称彭为彭德怀同志时，林彪已经改口，通篇他没有叫一个“彭德怀同志”，而是以“这个人”或“他”来代替。林彪敏感的政治标尺已经将彭德怀划了另册了。
  朱德接着讲了10分钟：“主席跟他算账，30年，是三七开，三成合作，七成不合作，不是完全拥护中央，拥护主席。主席把这个三七开，前前后后讲得很清楚。英雄主义，经验主义，现在彭自己也承认了。现在毛主席还在，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让位，我看谁也不赞成的。德怀同志对总路线动摇，是基本是问题是不认识群众，不认识党。他的最大错误在这里。”
  周恩来的讲话，比较具体地介绍了庐山会议的经过，前后两个阶段的情况。周恩来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历史，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完全赞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
    “大跃进搞了一年，大家都很忙，很辛苦，到庐山来总结经脸，顺便也休息一下。主席根据湖南省委的三句话，将经验很多改成问题不少，提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样概括的三句话，并提出了18个问题。前15天分组开会，有时开点汇报会。准备解决十一二个间题，起草一个会议记录，不叫决议。工业方面指标比较落实了，但是具体布置还有些问题如铁、钢、木材、运输、粮食等，在山上顺便同部长们解决。当然还有个别失调、部分紧张，一定要解决，抓紧起来，大家努力，就会好转的。关于得不偿失的议论，山上山下，党内党外，都有这种说法。我们说成绩是主要的，驳右的说法。会议中有一种苗头，就是要多讲缺点，夸大缺点，以彭德怀同志为代表。
  ……原来的安排，确是想把十几个问题解决好，定人会议记录，15、16日下山的。德怀同志写出一封信，就影响了一些人，形势就起了变化。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绢领性的东西。彭在政治局会议上总是冷言冷语，大家也未在意。他的意见是逐步形成的，到下面找缺点、搜集材料。在主席处两次汇报，关于公社问题，主席顶了他；别人也有同他争的，他觉得他的话总是有人听，所以在西北小组放了一些暗箭，也俘虏了一些人。他觉得他的话有市场，有影响。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就跟着走了。”
  周恩来解释了“军事俱乐部”：“毛主席说的军事俱乐部，首先是一个国防部长，一个参谋总长，总是密切合作的了。黄克诚同志是同林翻同志二起上山的。17日下午我们一起谈时，林彪同志驳了得不偿失。黄也感到信中有刺，但他第二天在小组会上，就是批左的东西，还气势汹汹，跟谭展林吵架。张闻天同志急于表态，10日以后，找粮食部、银行和商业部同志了解情况。他讲了三个钟头。武文合璧，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国防、外交。省上有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着无产阶级旗帜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
    说到彭德怀对“错误”的认识，周恩来还是寄予了希望“关于彭德怀同志错误的根源，彭做过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这要肯定。首先是思想根源。这方面自觉性很低，常从实际利益中认识，不是从思想上认识党的路线和政策。凡是党内发生路线错误时，他几乎都跟着走了一段，然后又分开。分开常常是突然的分开。不是从痛苦的认识中，把思想弄清，以后避免不犯或少犯。拿我来说，也犯过两次比较大的路线错误：一次是王明左倾路线，一次王明右倾路线，在延安整风时很痛苦，深刻地反省。长期地检查，认识了思想根源。主席上山，第一条叫我们读书。彭是从利害关系看，没从思想上挖根。”但周恩来还是认为：“不仅对彭德怀同志，对同他接近的人，都要帮助。”
    周恩来还是抓住一切时机落实1959年的计划和生产。他说“这回主席再三说，要我来抓一下今年这个计划生产建设。陈云同志还病着，小平同志还病着。这个时候我把这项工作抓一下，也希望大家一道来抓。”他在会议期间贯彻“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与到会的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了1959年下半年的工业生产、基本建设、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粮食购销以及手工业生产等方面的工作，并促成会议制定了相应的文件。
  在当时的情况以至此后的许多年里，由于毛泽东的巨大权威性和感召力，使得党内投了不同意见，极不正常的众口一词，人们逐渐习惯不是从实际中认识间题而只是从毛泽东的讲话里寻找差距了。言必称“主席”如何讲，不敢越雷池一步。于是庐山对彭德怀的批判，再也没有出现不谐和音，都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会的调子，把矛头一致对准了彭德怀。即使有共鸣，也不敢作声；彭德怀孤掌难鸣，有口难辩，陷人了被“口诛笔伐”的境地。而追通“反党集团”更是“水深火热”……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写了两篇东西印发给会议：一篇是《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另一篇是《关于枚乘》。有关“机关枪和迫击炮”的那篇文章虽小，却在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迹。以后近20年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特别是“党内斗争”，其指导思想皆出自于此。这篇短文把与彭德怀等人的矛盾进一步定性为“阶级斗争”：“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杭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虽然毛泽东夸大了“阶级斗争”，但在人事处理上，毛泽东仍照他的“老规矩”：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看二帮：“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然而，庐山斗争并不像毛泽东理论指导得那样平稳。常常是毛泽东说“来点火”，下面顿时火光一片；像林彪、康生那样的人，常常是“火中取栗”别具用心。庐山的斗争是无情的。
    黄克诚在20多年后的“自述”中说：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吃两粒，这时每晚吃到六粒，还是不能人睡……彭还在碰巧能单独说话时，劝我别那么紧张。
  我说：右倾机会主义还不要紧，“反党”可就要紧了，我确实是很紧张。彭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有什么别的想头。又劝我别悲观，似乎他还比我乐观些。但也不便多说，马上就走开了。……“斯大林晚年”间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小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难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以后，彭、黄、张、周等人被定成了“反党集团”，并认定是“高饶反党集团”的继续。这些人被保留了原先在中央委员会中的职务，但都调离了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岗位。
  会议结束后，九江机场已经准备好专机，以每巧分钟一个航班的间隔。将多数与会者送往北京。彭德怀成了“孤家寡人”。
  他的那架飞机稀稀落落地坐着几个人。除彭德怀和他的妻子浦安修及身边的秘书、参谋外，参加会议的只有张爱萍上将一人。飞机飞至微山湖西侧高空时，遇上一场暴风雨，全部飞机临时改降济南机场。中午在济南一个宾馆里就棍，整个食堂桌桌满座，唯独彭德怀那桌只有他一人孤零零地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