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风云中的毛 泽 东与周恩来

  “噢？那……是韦杰同志在负责吧？”
  “是韦杰副司令员在暂时负责。”
  “那就赶快通知韦杰同志。”
  周家鼎又通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祟碧到总理办公室接受任务。傅祟碧因正在主持会议，就让政治部主任周述清前去代受任务。
  周述清一到，周恩来立即布置：“你们卫戍区马上组织力量，近日准备将彭德怀同志接过来，负责他的生活和学习，要专人负责。到火车站去接人，绝对不能让红卫兵将人抢走，加害于他。有问题要及时报告。”
  周述清走后，周恩来叮嘱周家鼎：“要时刻注意西南的消息。”
  1966年12月27日晚5时许，彭德怀所乘的列车抵达北京。
  北京卫戍区派警卫处参谋王金岭专门负责彭德怀的生活和学习，他和周述清一起来到车站，这时已得到风声的红卫兵也站满了车站，准备截留彭德怀。王金岭和周述清与他们争执一个小时，仍无法将彭德怀带走，只好同意红卫兵头头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
  此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和政治局正在人民大会堂开“碰头会”。戚本禹接到红卫兵的电话，眉飞色舞地向会议通报：“彭德怀已由红卫兵押送北京站，请示如何处理？”
  周恩来马上站起来：“此事我已布置卫戍区了，让他们去接，将他的生活和学习管起来。”
  “卫戍区没有来电话，是地院东方红的同志打来的。”戚本禹捂住话筒，进一步探寻着意见。
  周恩来问：“卫戍区没去人接吗？”
  戚本禹转过身去，又对着话简喊。
  周恩来预感到事情不妙，抽身离开会场，嘱咐周家鼎快打电话询问傅祟碧。周恩来跟傅祟碧通完话，才知就是戚本禹从中作梗，打着中央名义，要卫戍区把彭德怀交给红卫兵。周恩来指示傅祟碧立即派人去把人要回来。
  周恩来把戚本禹叫到办公室，大声斥责他：“戚本禹同志，你知道你这样做会造成怎样的恶果吗？如果你以为你的权力还不够，那就把总理的位里夺走吧！把中央的大权统统夺走吧！”
  28日清晨，傅祟碧接到“中央文革”打来的电话：彭德怀由北京卫戍区和红卫兵共同管理。望卫戍区即派人与红卫兵协商管理办法。当时11时，彭德怀上了卫戍区的大轿车。
  29日上午，周恩来亲自给傅祟碧打电话，询问了彭德怀的“监护”情况，而后再次指示：彭德怀同志的住处要保密，要绝对安全。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逼供信。
  彭德怀被“监护”后，于1967年元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上书毛泽东。信中写道：
    主席：
    您命令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彭德怀写信的用意自然是想让毛泽东知道自己的处境，也预感到这是“最后一次”。到了2月，“文革”风暴更是席卷一切，一大批老干部纷纷倒地，卫戍区的“监护”任务也重了起来。周恩来指示傅祟碧，所有卫戍区的监护点要严格执行五条规定一、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二、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三、可以看病、理发、洗澡四、每天可以放20到30分钟的风；五、哨兵放在门外。
  因为有了这些交待，虽然外面形势很乱，被“监护”起来的彭德怀还没有受到后来的那种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残。
  但是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彭德怀，现在只能在几平米的小屋里读书学习，扣心自间，写交代材料。这让他简直无法忍受。有一天，王金岭特地将侄女彭梅魁送的水果、滋补品和一台收音机悄悄交给他，他却坚决不要。他向王金岭哀求道：“王参谋，你给我向毛主席打报告，向周总理打报告，权当历史上不曾有我彭德怀，权当不认识我，让我回老家当农民吧1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算了！这里我实在呆不下去了！”
  王金岭劝道：“老人家，这可叫我为难了。一个人的历史并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其他任何人想承认就承认，想否定就能否定的。再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上下都乱。说不定等局面稳定了，毛主席会想到你，会让你出来工作的。”
  彭德怀仿佛得到了一丝安慰：“那好，我等着。主席只要让我工作，我一定要求再去西南三线。我做梦还又去了三线哩！”
  1967年4月18日的《人民日报》引起了彭德怀的注意。这天报纸登载了一则消息，讲到国际市场上销售镁的情况。于是，他提起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总理：
    前日阅《人民日报》……因而记起去年4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20公里）考察时，该厂矿渣很好，堆积大渡河两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中含大钙镁，其次是磷，还有其他矿物质。加工后即成钙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石棉矿渣（矿余）占1959年可产四、五十万吨，设备简单，成本当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
  石穿
    1967年4月20日晚
    彭德怀以他青年时起的名字署名，肯定是有所用意的。然而周恩来已经是焦头烂额了。在年初专门研究生产的经济计划会议上，本来应该出席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陶铸；可现在都成了一张张空椅子；无限惆怅中，他急切地盼望着主管工业的余秋里快些到来。他喃喃着：“现在管生产的只剩下这一条胳膊了……”面最终等来的是秘书的低语：“余秋里同志被揪斗去了。”
  如此一来，面对彭德怀满怀热望的信，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他没有忘记彭德怀。
  1971年国庆节前夕，卫戍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通知各个“监护”点，在现有条件下尽过好节日，改善日常生活条件，绝对保证人身安全，一切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应一律废除。”
  对于被“监护”的彭德怀来说，度日如年，眼看又一个春节到来，他更加焦躁不安。奇怪的是，这一天竟有人给他送来了礼品：描点和幼头。彭德怀接过礼物时，问起哨兵：“小鬼，这罐头是你买的？”
    哨兵回答：“不，是国务院管理局送来的，每人一份。”
    “国务院？”
    “对，是周总理让送的。”
    “总理？总理还没有忘记我们……”
    他双手捧着礼品，止不住老泪纵横，久久地站在那里，嘴里不停地念叨：“总理啊，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对你说，要对主席说呀！为什么还不让我出去呀！”
    这几年，彭德怀实际上已成了被软禁的政治犯。在长达余年的专案审查中，由于找不到“里通外国”的证据，而且，审查委员会主任贺龙自己也成了被审查的对象，并先于彭德怀被迫害致死，彭德怀的专案审查交由黄永胜。1970年，“彭组”三次上报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罪行的审查报告》，将“里通外国”、“筹党慈国”和“颇砚无产阶级专政”等罪名强加在彭德怀头上，并对这位开国元助提出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处理意见。所幸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着后都未作任何表示。这样，彭德怀的“案”始终未定。
  恶劣的监管条件和残酷的批斗审讯，摧垮了这位硬朗朗的铁汉。到了1972年后，他经常便血。直到第二年4月，他才被送进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真可以说，他是死于心肠太直。
  周恩来闻讯后，打电话批评了卫戍区监护办公室和专案组“彭德怀同志病到这个程度，你们怎么才知道？怎么才报告？太不像话了。”他指示：请三0一医院的同志马上研究手术方案，尽全力治疗。
  4月18日，医院正式通知专案组：“145号”必须尽快动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专案组只好打报告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批示：彭德怀同志的间题还没有搞清，手术不要受到影响，一定要做好。
  可是躺在病床上的彭德怀却坚决反对手术。他对着专案组的人吼道：“你们不把我的间题搞清楚，我决不做手术！”
    专案组的人劝道：“你的案是毛主席定的，他老人家不点头，谁敢……”
    “那好，你们让我去见毛主席！”
    “你这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吗？告诉你，给你做手术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你还信不过吗？”
    “那好，请允许我给总理打个电话，我有话要跟总理说。”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不对！我这是正确反映客观事实，我在庐山讲的是真话，我没有错！我到死也不认这个帐！不给我把问题搞清楚我死不瞑目”他还想用自己最后一口气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他坚持要在做手术前见一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以讲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后经侄女彭梅魁反复劝说，他才勉强同意先做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