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风云中的毛 泽 东与周恩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不断地申辩：“我没有里通外国！我自己犯有许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
    在风雨城摇的中国之冬，可能毛泽东、周恩来都已无暇或无心顾及彭德怀了，整个中国都已乱了方寸，他们面前的乱麻已经多得难以理清：毛泽东感觉到“天下大乱了”，自己“已经收到马克思发来的请帖”；而周恩来的处境更加困难，已经时时准备“入地狱”了。尽管我们无意苛求两位伟人，庐山的那场风暴也不是他俩的“合谋”，但庐山会议确是一段无限的悲剧“风光”。
    彭德怀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去世。当今天我们能公正地评价这段历史时，“始作俑者”们都已纷纷作古，而这段繁杂的“历史的插曲”，给后人留下了苦涩的思索。
第10章 饥魔游荡在中国
  庐山会议之后，在毛泽东眼里，这大获全胜的政治局面必将带来经济的飞跃。
    然而事与愿违，三年大跃进才进行了两年，迎来的不是为“一天吃五顿饭”而发愁，而是要勒紧腰带共度饥荒了，人们跑步进入的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而是要为几斤粮油去排长队了。初始的困难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但不久，饥饿，这个发了疯的魔鬼就在不远处狞笑，死神在向人们招手。
    据大致测算，中国人口总数在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4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
    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上最大的饥荒。毛泽东彻夜不眠，思考，再思考；周恩来马不停蹄，努力，再努力；饿死人了，能不急吗？
  ●1.两位领袖为粮食问题操心
  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先到杭州视察。
  几天前，浙江省委接到陈云的电话，陈云说在嘉兴他有个舅舅，来信说生活困难，没粮食吃。陈云在电话里带些讽刺意味地说：“你们嘉兴不是亩产七、八百斤吗？你们去查一查啊！那里的百推在俄肚子。”省委书记霍士廉就带上省委办公厅几个同志到嘉兴、温州、丽水地区调查。一查亩产果然没那么多，那里的老百姓确实正在闹饥荒，还俄死不少人。当霍士廉小心冀翼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时，其他官员的心情都有些紧张。
  因为他们已觉察到领袖们脸上失去了往日的轻松与笑容。毛泽东的眉头紧皱，连点烟时的手都有些微微发抖。那神色难以捉摸是惊讶？是疑惑？还是气愤？
    霍士廉急忙做了补充：“这些材料都是真实的，主席可以派人去调查。”
    毛泽东吐着烟，半晌不说话。这使得紧张气氛更加剧了。
  毛泽东说了句：“你是个老实人，我相信你。”显然他的气愤另有所指：“这是犯罪啊。要坚决惩治官僚主义！”他终于忍不住说出心里话“四川俄死人报了，河南、安徽死了也报了，你们浙江死了这些人，还说没有死人？”
    房间里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毛泽东气得手颇微徽地，又去点烟。趁此机会，周恩来接过话茬：“我总理没有当好，让百姓挨了俄。”他说着，两行热泪流到腮边。他站了起来，深邃的目光直通前方。他严厉地批评道；“你们是外来人嘛，对浙江的百姓没有感情！”
    “百姓俄肚子，我们是有责任的。”霍士廉承担着责任，又一言难尽。
  周恩来继续说：“浙江在自己收成不好的情况下，调大批粮＊支援重灾区，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重灾区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他平日温和的面容一下变出严峻的棱角，加之两道浓眉，显出不怒而成的风度，他的话体一转：“你们当父母官的，要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不要犯官徐主义的错误。上调粮食50亿根本不可能。今年你们少缴国家2亿斤粮，再不够吃，再返梢一点。不能让浙江的老百姓饿肚子啊。”
    霍士廉汇报说，在一次华东会议上，中央一些部门领导和华东局的柯庆施要浙扛报高产指标，省委十分为难。
    毛泽东点了点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庐山会议前后，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下，浙江各地也放起了“卫星”，说假话，说大话，刮浮夸风的人大有人在。
  毛泽东已渐渐平静：“报产量，高了就好，低了就右，这不好。这是逼着人家说瞎话。”他起身在房间里溜达，双手剪在背后，边走边说：“报产量多少就是多少，产量上不去，总结经验，找找为什么搞不好？要实事求是嘛，怎么不实事求是啊？”
    霍士廉说了自己的意见，“一个不说实话，一个是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一个是他害怕，害怕戴右的帽子。”
    毛泽东推心置腹：“你们都是地方官、父母官，最了解情况。我们高了好几层，情况了解不了。你们不向我们说真话，我们就成了瞎子、聋子啦！”
    霍士廉：“这二年全省粮食连年减产，但国家粮食征购增加，使农民的生活用粮发生困难，不得不实行瓜菜代。农村普遍出现三瘦：人瘦、牛瘦、地瘦，不少地方出现饿、病、逃、荒，一些产粮区饿死人的现象也有发生。”
    毛泽东当即指出：“征购粮食可以低一些么，得保证农民吃饭，你把农民口粮都弄来了，可不行啊。”
  周恩来也说：“对老百姓的生活一定要关心。”
  毛泽东：“农民没了粮食，吃不饱饭，劳动就没劲头，得想个办法，改变这种状况。”
  周恩来对霍士廉说：“你们查一下，粮食不够吃的究竟有多少？”
  霍士廉有苦难言：“一个月前就给中央报了。”
  周恩来：“今年你们浙扛粮食少交1亿斤，补给不够吃的。不能我们吃饱饭，让老百姓饿肚子。”周恩来想了一下又说“老百姓没有饭吃，称们要负贵任，省委要写检查。”
  毛泽东感慨道：“浮夸风害死人哟！”
  所以，毛泽东上庐山，一开始的初衷的确是想解决党内作风不实、经济下滑的问题，他给各级干部的一封信中，特意指出老实人，敢讲真话的，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很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特别是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是响亮地提出：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要改进的空气；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求中央委员们敢讲真话，不怕警告、降职、撒职，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可悲的是，当彭德怀真的“要当海瑞”时，毛泽东否定了自己。然而毛泽东不能闭眼不看现实，庐山之后，他还是要回过头来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着手解决天下最大的事情：粮食，或日吃饭间题。到了1960年，粮食问题仍在继续滑坡。全国有好些省份灾情十分严重，饥荒肆虐，己经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作为一国总理，如同一家之长一样，最操心的事莫过于粮食。人们已经听说周恩来同毛泽东一样，已经几个月不吃猪肉，饭也吃得少了。
  这年四五月间，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到北京开会，他几次见到总理，都觉得他心事很重，眉宇间深藏着一种优郁之色。星期天。杨尚奎和夫人水静正准备去看望朋友，忽然接到通知，说总理想和华东几位书记个别谈一些问题，希望不要外出。他俩就坐在屋里等候，猜想总理会谈什么问题。杨尚奎心里有谱：这个时刻，成是谈粮食问题乙10点半钟，周恩来步人杨尚奎的房间，坐下不一会儿，他就开门见山地说起：“去年全国有好几个产粮省，包括四川这样的粮食大省都遭了灾，估计今年的生产形势也很糟糕，所以中央在粮食问题上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目前，北京、天津、上海的粮食库存都已经挖空了，调进的不够市场供应，如果不马上调一批粮食救急，像这样的大城市一旦发生粮荒，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这就不得不向你们求助了。”周恩来说完，含笑望着杨尚奎。
  杨尚奎很沉重地点了点头，看得出，他略有难色。作为一省之“长”，担子之重不亚于一个小国，他同样担负着“家长”的角色，也总要吃着上顿想着下顿，吃着锅里想着盘里。
  周恩来理解杨尚奎的心情：“是啊，江西已经调出了10亿斤粮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你们自己也有困难。但是，和别的省比较起来，你们还是好的。所以我今天特地来和你商量，能不能再增调两亿斤，支持中央，救救姗眉之急？”
    杨尚奎觉得尽管总理对江西的情况有所了解，但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将江西的情况作一详细汇报：
    “江西是个农业省，主要是产粮。自古以来，特别是从南北朝时期起，江西就是重要的粮食产地和供应地，现在给中央调运粮食更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但是，这两年我们的困难很大，1958年，许多地方顾了炼钢铁而误了农业，结果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不少稻子烂在田里；或者是晚稻缺乏管理而歉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