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风云中的毛 泽 东与周恩来

去年大灾，江西也未能幸免；今年的情况又不大好。灾情严重的地方，已经出现大批浮肿病人，个别县还出现了饿死人的问题。虽然我们及时发现了，采取了有力措施，防止进一步恶化，但我们一点也不敢大意。要是今年又歉收，明年再遭灾怎么办？我还是想，要准备最坏的事情发生。”
    “你的想法很对，尚奎同志。”周恩来叹口气说，“老天不听我们的，有人又趁火打劫，又是逼债，又是切断援助。是的，要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
    “所以在中央调走10亿粮食之后，我们又重新调整了用粮计划，压缩了群众的粮食定量。”杨尚奎接着说，“富裕的地方，还可以勉强吃饱；困难的地方，那就要靠瓜菜代了。这次来京开会之前，我到临川县一些公社看了一下，公共食堂煮的饭，基本上是红薯叶子……”
    杨尚奎声音嘎咽，说不下去了。
  周恩来长叹一声：“在山东，红薯叶子都吃不上哟！问题是并不止一个山东。”
    “江西应该比山东那些地方好，它历来就是个出粮食的地方。
  也正因为如此，江西用粮也一直比较宽裕。农民喂猪、养鸡都习惯用粮食。可现在，人都不够吃了。”
    “你们干部定量多少？”周恩来问。
  “在粮食情况最好的县，干部最多定量为24斤。在猪肉、食油、禽、蛋之类都少到几乎没有的时候，一餐吃一斤米，就像吃根冰棒一样，干部直喊饿，我们不让喊，不让发牢骚。他们嘴一闭，牙一咬，挺下去。”
    “江西的干部，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好同志，都是好同志呀。”
    “总理。我说这些不是向中央叫苦，而是让中央知道江西的情况。”杨尚奎坐直了说，“我们既要识大体，顾大局，又要考虑江西这个鱼米之乡的群众对饥俄的承受力。至于再增调两亿斤粮食，总理既然提出来，我们说什么也得支持。我回去再做做工作，统一一下认识，就是再勒紧一次裤带也是要给的。”
    周恩来格格地笑了，他笑得那样舒心：“我就知道老表的风格高！谢谢你。尚奎同志，我代表中央和人民谢谢你！”他站起来扶着杨尚奎的肩膀说：“放心，我不会给你们再加压力了。”
    憨厚得如同农民一般的杨尚奎也笑了。
  仅靠江西那几亿粮食，对于几亿人口的中国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到了1960年年底，全国粮食紧张情况仍在加剧，许多大城市粮食供应告急。
  周恩来和陈云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急如星火。他们一次次地研究调配方案，都显得捉禅见肘。陈云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这可是一个重大决定。因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19印年，国家不仅不再进口粮食，而且每年有一定数量的粮食出口。吃进口粮，这对“大跃进”来说简直是个讽刺。用外汇进口粮食，无疑是当时一个禁区。务实的周恩来和陈云还是决定了。
  12月30日，周恩来离京前往缅甸访问。在飞机场，周恩来、陈云、叶季壮还在商童进口多少粮食的问题。当时确定的进口粮食数额是150万吨。到昆明后，外贸部给随周恩来出访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250万吨粮食。雷任民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说：这件事我不知道。他马上打电话问陈云。
    陈云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才能度过难关。
    心急如焚的周恩来许久没有说话。
  在访问结束前一天，周恩来对雷任民说：“访问结束后，你不要回非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间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外汇支付间题。”任民到香港以后，召集有关单位了解情况，基本解决了货源、运抽、外汇等问题。在晌粮、运输过程中，周恩来几乎每天晚上都括雷任民叫去汇担进口粮食的各个细节。
  1961年，中国共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500万吨。
  这使得周恩来疲于应付。有一天，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的周恩来，仍在一遍又一退地徽打算盘，计算哪个省有多少粮食，哪个省可以调出多少，或者急需调人多少。保健护士郑淑芸前去送药，不忍地说：“总理，像这样县体的技术工作，不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
    周恩来猛然一征，严甫地看了小郑一眼，说：“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它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大问题。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作为一国总理，那怎么行呢？”他接过药片，用杯中的水送服，又俯下身子“算账”。
  小郑觉得总理说得在理，可还是嘀咕着：“总理，你也不能不顾自己的身体呀！”她的鼻子一酸，热泪夺眶而出。
  这一年，有一次周恩来出访归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迎接他。第二天，他看到一张报纸上刊载他回京的消息上有“周恩来总理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时，不由得紧皱眉头。他指着报纸对值班秘书说，“你打个电话，间一下这条新闻是谁写的，叫他马上到我这儿来一下。”
  写这条新闻的记者很快赶到西花厅。周恩来放下手中工作，又起那张报纸说：“我们现在国家遭难，人民受苦，我周恩来凭什么还神采奕奕？”记者知道错了，只好向总理检讨。同时汇报说。他当时写这则新闻时只考虑了国际方面的因素，才出了这样的差错。周恩来略一沉思，又谆谆告诫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现在天灾人祸闹得我们饭都吃不饱，我周恩来作为国家的总管，居然还“神采奕奕”？这样的宣传“上不合国情，下不安于民心”，群众看了会怎么想？
    这几句话说得那位记者刻频点头，并记了一辈子。
    ●2.因农村食堂的事，两个老乡非要见毛泽东
    “天灾人祸”，使得共和国的领袖们凝聚在一起，要共度难关。这时的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也比较融洽。
    毛泽东的专列又从湖南开入江西。
  江西的“东道主”杨尚奎已经得到通知，毛泽东要在南昌停留几日。于是，他便和夫人水静早早地来到向塘车站等候。
  可谁知专列刚刚停稳，毛泽东突然改变了计划，他不但没有下车，还拉上杨尚奎夫妇一道直奔杭州方向而去。他俩没有一点准备，连盆洗用具、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带，只好让警卫员回去拿，直接送到杭州。
  列车在绿色的江南水乡穿行，一夜过去，杭州到了。
  可是毛泽东仍然没有下车。
  而车下上来了许多人，他们之中有周恩来、谭震林、李井泉、柯庆施、陶铸、王任重、江华、江渭清、曾希圣、叶飞等，除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就是南方各省市委第一书记了。
  专列又开到了绍兴境内。绵绵春雨使宁静的田野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愁。
  而专列里头却很热闹。有人是第一次登上主席的专列。他们好奇地打着这类似房间的流动的办公室。主席住的那节车厢除了卧室、卫生间外，还有一个大客厅，里面摆着一张长方桌，几张沙发，几把椅子，全部都套上了白布套，显得素雅洁净。还有两三个小房间，是卫士和工作人员住的。与此相邻的一节车厢，结构也大致相似，卧室里有张大双人床，两张沙发，一个茶几，沙发也套上了白布套子。秘书告诉大家，主席住的那节车厢叫甲组；这里叫乙组，原是给江青准备的，但她一直没有来过。
  各方领导人座后，毛泽东宜布开会，议题是农业问题。他还准备带领大家去绍兴东湖农场参观。1954年谭启龙曾陪同他视察过这个农场，对它的印象很深，认为办得好。
  这中间，毛泽东自己提出了农村公共食堂问题。
  可是一开始，没有人吭声。因为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的话犹在耳畔。毛泽东那时讲得很肯定：
    “食堂问题，是好东西，无可厚非。赞成自愿参加，节约归己。保持1/3即好，1.5亿人。坚持下来了不起。希望达到2.5亿人。《红旗》登了一个食堂，败而复成，不仅节省劳力，还节省物资。有的用上了自来水……有右派出来说，无一点儿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尽管许多人已从实际中看到了食堂的弊病，可毛泽东言之凿凿，谁敢再去反这个潮流，去当“彭德怀第二”？党内的生活已经严重地不正常了。于是，在已经发过言的人中间，还没有多少不同意见，最多只是说了“一个指头”的问题。
    毛泽东点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渭清啊，他们都发表了意见，唯独你什么也没说，是何道理啊？”
    江渭清一搭话，把大伙都听愣了。他说：“主席，我不能说！”
    毛泽东也很吃惊：“为何不能说，你为什么不能说呢？”
    江渭清仍是一脸踌躇，欲言又止：“主席，我真的不能说。我要是一说，就该唱反调了。”
    “不管什么意见，你讲出来嘛，怕什么？”毛泽东完全清楚江渭清的性格，奇怪的是，一个行伍出身的炮筒子脾气，今天怎么变得如此扭扭泥泥，吞吞吐吐了呢。可江渭清越不说，毛泽东越想知道。他做开了思想工作“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咱们今天一不打棍子，二不戴帽子，三不抓辫子，怎么样，你畅所欲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