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风云中的毛 泽 东与周恩来

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 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 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 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 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诚恳地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 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 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 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 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 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 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 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 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 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毛泽东的检讨不仅使党内人士，也使党外人士感动和钦佩。 张治中在听过刘少奇的传达后，当即说：“我当过十几年国民党 的中央常委，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蒋介 石不论在大会、小会上，都是骂这个，骂那个，从来不骂自己。”
  毛泽东带了头，其他领导人都作了自我批评。
  周恩来2月3日在福建组会议上说：“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 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他结合这四句话，谈了自己的理解，他讲得十分具体：“鼓 真劲。有的劲就不是真劲，像你们所说的两个工厂，一个厂踏踏 实实地干，说他‘没劲’，‘冷冷清清’，一个厂在那里造假，却 说他是‘轰轰烈烈’。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 ……我在这几年也开过几次大会，发了不少奖状，如果表扬的事 迹是假的，你就把‘奖状’摔掉。……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 乡，开始群众不敢讲真话，有人封锁了真相。我也曾到一个地方 搞调查，去之前，先派了办公室的同志去，后来发现反映的材料 与实际情况还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 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 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参加你们这 个会议，一进会场，你们就站起来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 好阻止你们。昨日下午你们没有鼓掌，我心里就很舒畅。因为有 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 一层。……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
  周恩来就“大跃进”的错误作检讨：
  “我个人所犯的错误，也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一说：第一个 例子，就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我所作的关于调整 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示的报告中，错误地、片面地规 定工农业每年增产的跃进速度。这个报告，本来是在1959年庐 山会议调整指标后，想降低一点增长的速度，可是提出来的意 见，是五十步对百步……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速度，就使人们 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 量；只要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 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第二个例子,就是 在这次选印的中央文件第二部分第一篇关于权力下放的文件中，首先提到：‘为了加快建设速度，使地方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同 时并举的方针下，几年之内超过农业产值，逐步地在全国形成若 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并且充分发挥全党办 工业、全民办工作的积极性。’当时为达到这一目的，就限期将 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76%。接着，财政、金融、贸易、 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管理权也跟着下放。现在看起来，权力 下放过多过散，这是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这个文件是由我 主持起草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 和盲目追求产值的严重后果。”
  讲到这里，周恩来看了一下会场，大声地向与会者检讨： “在这几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由于这些缺点和 错误，浪费了许多民力，消耗了许多国家资材，造成不少损失， 给大家很大压力，我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 家认错、道歉。”
  周恩来讲到：“这些问题，我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 上作适当的解释，这是我的账，要交代。”
  毛泽东扬了扬手：“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深知内情的人都清楚，周恩来曾经大力反对了经济建设上的 急躁冒进倾向，是被动卷入“大跃进”这股洪流的。为此，在会 下就有人颇为不解地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自己身 上。”
  周恩来笑笑：“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 责任。”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朱德、 陈云在山东、陕西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都是承担责任，勇于自 我批评，这极大地启发和鼓舞了与会者。在此次会议上独树一帜的是林彪。
  他也讲“三年来发生的毛病”，但“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作用。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林彪也讲“困难”，但“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 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 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 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林彪反复说明一点：“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 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 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地感觉 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 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 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 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这些话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重复了无数次，拔 高了无数次。他替毛泽东将缺点错误洗刷得一干二净；而正当刘 少奇抛弃了曾经讲过的个人崇拜，林彪却又来大造个人崇拜。这 使得两个人在毛泽东眼中的地位也此消彼长了。
  毛泽东不反对，而加以赞扬。正像当年他当着柯庆施的面问 周恩来，这样的文章你写得出来吗？现在他对罗瑞卿说：林彪同 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又几乎 和当年周恩来回答得一样：“我作不出来。” 1962年3月20日， 毛泽东在就修改林的讲话致田家英、罗瑞卿的信中说：“此件通 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对比 之下，毛泽东对刘少奇讲话中的一些中肯意见，如“大跃进走了 一个大的马鞍形；三面红旗我们现在不取消，过五年、10年后 再来总结经验；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等听不顺耳，心中不悦甚 至不满，这成为日后逐渐不再信任刘少奇的一个重要潜在因素。 毛泽东1966年批判刘少奇时重提七千人大会以来的分歧，“文 革”初期江青也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其实，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党内是有分歧的。在1月18曰 召集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曾披肝沥胆直言：“我们的 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 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 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 的。”
  邓小平插话：“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 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 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 一起搞的。”
  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 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 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 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 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 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 记。”
  次日，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 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 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不得不进行解释：“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 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 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这些争论，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
  七千人大会以后，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 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 经济形势，被人称作“西楼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