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不倒的李鸿章

他在给朝廷的密折中明言了对朝政、对自己有可能被义和团和政敌打杀的担忧：
  每读诏书，则国是未定，认贼作子，则人心未安。而臣客寄江南，手无一兵一旅，即使奔命赴阙，道途险阻，徒为乱臣贼子作菹醢之资，是以小作盘桓。
  此时慈禧自顾不暇，所以李鸿章一直在上海“小作盘桓”，他在等待局面的根本性变化。八月十五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仓皇出逃；8月20日朝廷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罪己诏”；朝廷的电报继续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攻打京城的洋人议和。与此同时，各地请求李鸿章北上“主持局面”的电报也如雪片一样飞来，一律声称只有他才能稳定大局。朝廷下诏，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九月七日朝廷发布剿灭义和团的谕旨，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铲除不可”；九月八日朝廷电旨再次表示“罪在朕躬，悔何可及”，几乎是央求李鸿章“即日进京，会商各使，迅速开议”，甚至低三下四宣示李鸿章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转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
  朝廷竟然公开承认大清王朝此时的生死存亡全赖李某一人，想来也是万般无奈。此时，李鸿章才认为北上议和时机成熟，于九月十五日离开上海北上，开始为挽救已经病入膏肓的清王朝做最后的努力。
  李鸿章于九月十八日先到天津与各方接触，于十月十一日才到北京。由于列强提出朝廷要首先惩办支持义和团的官员作为“祸首”，并以此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李鸿章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于九月十四日联名上《请查办拳匪首祸王大臣折》，提出对载勋、刚毅、载漪、赵舒翘等“先行分别革职撤差，听候查办，明降谕旨归罪于该王大臣等，以谢天下”。“归罪于该王大臣”，是此折中的关键。
  从1900年1月中旬李鸿章东山再起任两广总督，到九月中旬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八个月间，政坛风云剧变，充满惊涛骇浪。李鸿章身处政治的风口浪尖，集种种无比尖锐的矛盾于一身，稍有差池则大祸临头。而李鸿章处在旋涡的中心，淡定而从容，有惊无险地走到了终点。
  6.学会隐忍，才不会轻易倒下
  如果想要知道李鸿章隐忍的能力，那就首先看一下他在马关谈判时跟伊藤博文的对话。
  马关谈判第四轮，双方寒暄一段时间之后，转入正题。伊藤的口气显得很冷酷，李鸿章刚坐下来，伊藤就无理地提出要求：“中堂只能回答允、不允两句话。”
  李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博文：“可以，但是不能减少。”
  李：“既知我国为难情形，则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为。”（进行实质性话题）
  ……
  伊：“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巨矣。”
  李：“赔款如此，固不能给，更巨，更不能给。还请少减。”
  伊：“万难再减。此乃战后之事，不能不如此。”
  中堂大人跟街边的小贩一样，在跟人讨价还价。李鸿章已没有十年前的倨傲了，此时此地，李鸿章的精、气、神尽失，剩下的，只有无边的悔意和懊恼，然后，仿佛一个小贩一样，不断地讨价还价，甚至连据理力争的资格都没有。在伊藤这样的小字辈面前，已逾古稀的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悲壮而可怜。
  外交方面，李鸿章有着“如果我死了对国家有好处，那么我就去死！”的血性；李鸿章有着会隐忍的性格；有着精湛的外交技巧，但是外交的决定权不在于参与者，而在综合国力，因此建立在摇摇欲坠之大清帝国上的李鸿章，外交生涯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生涯。李鸿章之于外交，主要在于《天津条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满洲条约》，其实前两者实在处于被动，姑且只能说他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去跟西方列强讨价还价而已；后两者则是以他为代表主动争取的，即牺牲北方大面积领土、铁路修建等权利与俄罗斯联合（这里所谓的联合不是大国间传统意义上的联合，而是达成一种临时的共识来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他国侵犯）。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是李鸿章做官的原则。李鸿章这个原则师承的不是曾国藩，而是湘军的另一个领袖。
  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人所共知，其实，李鸿章在权术上的造化，则是学习了胡林翼。
  “胡林翼之才，十倍于臣”，曾国藩在奏折里这么说。湘军将领李续宜对曾国藩说，“胡公待人，不能无权术”；曾国藩以为然。胡林翼死后，门生为其编订遗集，曾国藩特地致函编者，“吾辈爱人以德，要贵精选，不贵多取”；言外之意，即谓胡林翼生前多用“权术”留下不少上不得台面的文字，不宜刻入遗集，免得引发物议。鸿章运用“权术”，不仅在湘、淮两派的争斗中屡屡得分，在“帝党”、“后党”之外能独辟蹊径，在“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上也不无斩获，较诸胡林翼，或有青胜于蓝之处。
  李鸿章晚年，与人谈旧事，赞不绝口的固然是“先师曾文正公”，但“前辈胡文忠公”这句话，他也经常挂在口边。
  胡林翼玩弄权术最经典的是跟官文的关系。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手握重兵，朝廷很不放心，所以特委派官文总督湖广，暗暗监视胡林翼。督抚同驻武昌城。当时胡林翼的朋友们都不禁为老胡捏了一把汗。
  不过胡林翼这个人很聪明，对官文执礼甚恭，每月给总督府送上非常丰厚的银两，按《清史稿？官文传》的暗示，是“岁糜十万金供之”，每月差不多一万两银子。这是第一步，“走前门”尽礼数，与总督搞好人情；第二步，走后门拉关系，与官文的宠妾结成干亲，从而与总督府建立起非比寻常的拟血缘关系。
  既然与总督结上了干亲，事情就好办了。凡湖北吏事、军事上官文有可能会从中作梗之处，胡林翼就预先告诉官文的宠妾，小妾则在官文面前终日絮絮不休，说：“胡大哥才识胜你千万倍，凡事让他去办理，决无贻误，你自己落得享清闲。”官文是个有名的“面瓜男”，当然对宠妾之言唯命是从。
  自此，在湖北官场上，事无巨细均取决于胡林翼，胡林翼建一议，出一策，官文从无异词。这些，全有赖于那位小妾的三寸不烂舌之力也。
  李鸿章在帝王学方面得到了胡林翼的真传。李鸿章升官的“诀窍”有二：一是做事，勇于担当，急难险重齐上。二是做人，主要手段是给慈禧太后、大太监李莲英和上层满蒙亲贵大肆行贿。不说平常，不算特别采购赠送的“洋玩意”（进口奢侈品），李鸿章每年春节给上层权贵上的“例钱”（拜年）多达二百万两白银。无论公私，李鸿章是晚清官场的“买单”冠军，行贿大户，否则，无法做事，更无法自保。
  官场上这种潜规则不是常理可以推测的。例如左宗棠在新疆立了大功，返京两宫召见。太监们要左氏出陛见关节费三千两。左宗棠不出。可是李鸿章为顾全大局，就代他出了，后来左宗棠将军奏对称旨，慈安太后大为感动，乃赐以先帝（咸丰）墨晶眼镜一副，以奖有功。谁知太监公公捧旨颁赐时，按例又要索礼金数千两。可是左宗棠一气之下，“先帝眼镜”也就不要了。又是李鸿章为顾全大局，替左宗棠出了半价买下了事。
  李鸿章的这些行为，在很多历史家、政治家眼中是拿不到台面上的。
  晚清官场肮脏不堪，如同没人打扫的公共厕所，谁待的时间越长，谁沾染的臭味越浓。李鸿章是个实事求是，勇于面对现实的人。李鸿章一直就不是个理想主义者，也谈不上是一个具有深厚人文精神的人。他不算是一个有着精细的远大目标的人，却是一个对于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抱有巨大信心的人。同时，李鸿章又是一个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完成自己人生目标的现实主义者。从一个乡下青年，走上人世的显赫位置，这是他工于心计、处心积虑、小心做人的结果。
  从李鸿章的一些照片，我们可以从外面管窥其内心世界。从照片上来看，李鸿章身材挺拔，冷静平稳，有着凛凛之威；尤其是李鸿章的一张中年照片，从容倜傥，成熟聪明，意气风发。至于李鸿章的晚年照片，不怒自威，庄重沉稳之际，能略见一丝慈爱，但在整个氛围中，有着难以遮掩的无奈和凄楚。
  到了暮年，李鸿章眼神深邃，冷漠而镇静，绝不露出一丝表情，这是一张成熟无比的面孔，面部整体氛围变得越来越模糊，无懈可击，刀枪不入，一看就是中国官场文化长期浸淫的结果。
  从这样的面孔中，我们是很难揣度一个人真实的心思和喜好的，甚至很难看出个性特征，一切都是隐藏，都是深不可测。它就像深潭一样，表面平静，很难看出上面有丝毫愤怒、气恼、激动的表情，而在骨子里，却有着对于事态的洞察，能够从细微之中审时度势，迅速做出自己独特的判定，或者明哲保身，或者一跃而起，给对手致命一击。
  只要想做事，隐忍就是必需的。不懂得隐忍，就不能积蓄力量，以在最佳时机完成致命一击；不能隐忍，就过早暴露自己的目标，就容易让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不能隐忍，就不能摆平那些卑下、龌龊的人，就会在与他们无聊的纠缠中浪费掉自己宝贵的精力……隐忍的人，才能负重；隐忍的人，才不会轻易折断；隐忍的人，才不会轻易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