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不倒的李鸿章

  彭玉麟在场插了这样一句话： 少荃（李鸿章字）每日晚睡懒起，想必皖地民风若此，无怪合省以负贩为业，少有正途。
  李鸿章回彭玉麟原话：雪琴（彭玉麟字）有所不知，安徽民风勤勉，然自令尊执掌数载，竟令做慵懒之态尔……
  彭玉麟听了大怒，二话没说，朝李鸿章胸前就是一老拳打过去，李鸿章反应敏捷，以自已身高脚长的优势，朝彭玉麟踢过去一脚。于是“二人相扭扑地”。
  彭玉麟对待朋友，协和群帅都是和和蔼蔼，是出了名的。“煦煦恂恂，折节下之”，可见这次打架并不单纯是言语不合的原因。那时的李鸿章还是锋芒毕露的。
  然而在他傲慢与骄矜的背后，李鸿章在湘军当中是孤独的，而李鸿章的周围，大多数都是抱成一团的湘籍人士，这又让李鸿章对前途感到迷茫。
  这时的李鸿章是浮躁的，他并没有从自身找原因，并没有把改变自己作为改变自己命运的起点，只是凭着自己的才气，等待着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的机会。
  李鸿章的才华曾国藩看在眼里，于是安排他单独去皖北组建马队，以试试他的真才实干。李鸿章觉得这是大材小用，但无奈，只好假意应允，派了人去淮上招募马勇。没多久派去的人空手回来，说是招不到人。对于这个托词，曾国藩明白，淮上有着数量惊人的闲汉，怎么可能招不到人？是李鸿章嫌职位低不愿意干罢了。
  以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气量，到官场上混，爬得越高，跌得只能越重。李鸿章固然有才，智商很高，但此时的李鸿章情商也太低了。怎么提高他的情商呢？那只有再加以锻炼。
  此时正值太平军大军回师江西，直趋景德镇。曾国藩于六月令李鸿章到自己的胞弟曾国荃部参赞军务，向景德镇进发。李鸿章又一次犹豫不前。心高气傲的他愿意独统一军，不愿寄人篱下，心情抑郁，有推卸之意。
  曾国荃是曾国藩科举中榜后在北京城中手把手教导出来的，此时的曾国荃已经成为帝国头号明星战将，不仅率师攻克了安庆，而且正督军强攻南京城。
  李鸿章来到了曾国荃的军营，他不禁心内发寒：原来他要面对的是年龄比自己仅大一岁、狂傲之气比自己还重的“师叔”！无奈自己的前途还要仰仗老师曾国藩提拔，这位小“师叔”也自然得罪不起。
  李鸿章仅仅与曾国荃合作了两个多月，虚骄与虚骄的碰撞，怀才不遇的压抑，理想与现实的交织，使自己两个多月来的心气不顺畅再也不愿抑制，他回到了曾国藩的大营。
  失意与沮丧弥漫在李鸿章的心头。最后终于让李鸿章与曾国藩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因为在处置李元度问题上的观点不同，李鸿章愤而离开曾国藩。
  后来，经过在外面一年多的无所事事，李鸿章又回到了曾国藩幕府。这次回来之后，从记载来看，李鸿章再也没有与曾国藩发生过大的冲突，更没有发生过与其他人捋袖子干架的事。
  这时的李鸿章，已经化茧成蝶了，他已经学会了隐忍，学会了等待，更学会了用手腕获取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不是仅仅凭自己的才气。
  李鸿章回到曾国藩幕府后不久，上海被围。上海富商钱鼎铭夜会李鸿章，请他说服曾国藩派兵解上海之围。
  钱鼎铭考虑的是求李鸿章帮忙说服曾国藩派兵，并没有想到由李鸿章本人出任这个角色。李鸿章自己也没有想到这点。他只是纯粹从战略上考虑，如果太平军占据上海，以苏浙的财富，作为支撑南京的战略基地，那就意味着根基稳固，难以撼动了。
  曾国藩在听了李鸿章的战略分析后，就心动了。于是曾国藩拍板，派曾国荃率师往援上海，同时派李鸿章、黄翼升两员上将，替曾国荃打下手。
  不料想，曾国荃回信说：我去了上海，事事得听人家的摆布。不愿意去。没有办法，曾国藩给上海团练大臣庞钟璐写信说：已函催舍弟，募练成军，迅速东来。倘风波羁滞，至皖稍迟，即令李少荃廉访先挈万人前往。
  此时的曾国藩，还没有让李鸿章领兵解救上海之围的想法，决定李鸿章仕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到了。
  李鸿章给曾国荃写了封信，说道：
  东吴请兵之使数至，师门始以麾下得胜之师允之。嗣因内举避亲，复以不才应诏。鸿章庸陋，岂知军国大计？近年伏幕中，徒党星散，立时募练其何能军？幸迭次寄谕，催令吾丈同赴下游。当代贤豪投契之深，无如麾下，师资得借，懦夫气增。乃窃闻侍坐之言，似我公无意东行。鸿章欲固请之，未知有当于高深否耶？
  此信发出之后，果然是立竿见影。曾国藩立即吩咐李鸿章，准备编练淮军，奔赴上海。
  李鸿章这次脱颖而出，不是靠的他的才气，而是靠的他的忍耐，他的委曲求全，甚至在曾国荃面前的低声下气。
  能屈才能伸，此时李鸿章虽然已过不惑之年，但为时还不晚，因为他已经学会了屹立政坛四十年不倒的不二法门。
  5.内心淡定从容，才能临危不乱
  做大事的人，要有泰山崩于面前而不惊的定力，关键时刻要有自己的主见，并且不要因为外在的因素而让自己乱了方寸。
  李鸿章超乎寻常的定力，再加上其灵活的政治手腕，让他无数次在面对重大的历史转折的时候，从容运作，在让整个王朝不至于颠覆的同时，也保障了自身的安全。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清廷于六月十五日命令李鸿章“迅速来京”，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满腹狐疑。朝廷如此催他迅速进京，却未言何事，更未授新职到底是什么意思？
  李鸿章更了解，此时朝政为强硬的主战派把持，一些温和的主和派官员性命难保。
  李鸿章对当时的局势有清醒的认识，他知道义和团运动会导致的后果，他本人曾多次冒死电奏朝廷，反对慈禧和顽固派的“联拳灭洋”政策，这让顽固派官员和义和团痛恨。得到慈禧支持的义和团明确提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所谓“一龙”为光绪皇帝，“二虎”为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三百羊”为开明官绅；义和团还提出要将亡命海外的“乱党”、从事维新改良的康有为及梁启超等统统捉拿归案……李鸿章明白，在此种局面下自己贸然北上，不仅无法改变政局，而且凶多吉少，甚至可能有杀身之祸。所以他一方面表示“立刻遵旨北上”，另一方面却想方设法拖延徘徊，拒不北上。
  七月十七日，李鸿章乘招商局的轮船离开广州。开船之前，南海县令裴景福前来送行，李鸿章对他纵论时势，大发感慨。此时八国联军刚刚攻下天津，尚未向北京进发，裴景福问李鸿章万一以后京城被攻破，结果将如何。李鸿章回答说列强必会做以下三点：一是剿灭“拳匪”以示威，二是惩办首祸官员以发泄愤怒，三就是索要兵费赔款。裴氏接着问兵费赔款大约会是多少，李鸿章大为伤感，一边流泪一边回答：
  兵费赔款之数目多寡，此时尚不能预料，唯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官复原职，但对朝局仍不乐观，因此决定还是按以前计划先到上海，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他深知，此时此刻必须慎之再慎，走错一步将满盘皆输，很可能难保性命，所以七月二十一日到达上海后他便以健康为由，要慈禧赏假二十日。
  其实，慈禧一方面利用义和团打洋人，另一方面早在七月三日就向俄、英、日三国发出国书乞和。随着战场惨败，慈禧求和之心越来越急切，要与洋人求和，仍不能不倚重李鸿章，于是不断电召李鸿章北上，为了让李尽快北上，朝廷又下诏任命已七十有七的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国难之中，李鸿章终于再任“总督之首”，重掌北洋大权。
  当同僚对他正式被任命为议和全权大臣表示祝贺时，他却十分淡然。他深知政治讲究的是实力而不是名分，如果朝廷政治格局不变，慈禧态度无根本性变化，自己其实只有全权之名而并无实权。此时，他不顾“龙颜”有可能“大怒”，多次递折要求慈禧彻底改变态度，一再向慈禧施压，要求一定要将外国驻华使节平安送出京城并且剿灭义和团，他还斗胆要朝廷下“罪己诏”。
  当然，他丝毫没有反对慈禧之念，当有外国外交官对他透露各国公使有让慈禧归政光绪的打算时，他断然反对，并为慈禧开脱辩护：“太后训政两朝，削平大难，臣民爱戴，此次拳匪发难，只恐祸起腋肘，不得已徐图挽救。”
  当时义和团仍在高潮，顽固派大臣对所有新派人物、大臣仍恨得咬牙切齿，他生怕此时进京自己会身首异处。这时，慈禧太后明显乱了方寸，政策非常矛盾。她一方面急盼李鸿章前来与洋人打交道，有求和之意，另一方面仍重用极端主战的顽固派大臣，态度似乎更趋强硬。
  七月二十八日她将反对与列强盲目开战的大臣许景澄、袁昶处死，八月七日却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与各国外交部电商“停战”，八月十一日又将反对开战的大臣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五大臣被处死，中外震惊，李鸿章在上海得此消息不禁哀叹“成何世界”！很可能，他为自己没有贸然北上感到庆幸，此时更明确表示哪怕被朝廷“严谴”，也不能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