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不倒的李鸿章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十一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闻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悲恸欲绝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1901年11月7日，已经穿上寿衣卧于病榻上的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微微颤抖，两行清泪缓缓滚出。匆忙赶来的老部下周馥痛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其目遂瞑，须臾气绝。
  李鸿章病危的时候，慈禧正结束她流浪的日子，在由西安回京的途中。传来李鸿章病重的消息，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慈禧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几天之后，李鸿章去世的噩耗传来之时，慈禧和光绪泣不成声，随行人员“无不拥顾错愕，骤失倚恃者”。
  作为一个王朝的柱石，这是多么重要的地位？
  既然如此重要，这个王朝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他。
  李鸿章，千疮百孔的清王朝最后的一点体面，疲弱无力的清政府的最后一张王牌，去了，他为之操劳了一生的清政府在他死后十年也寿终正寝了。
  3.把握好度，才能在外交中赢得尊重
  史学家唐德刚说：“李鸿章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最出色的”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一个是周恩来，顾维钧算半个）”。
  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合作从来都是在斗争中进行的。当然，斗争的目的还是为了合作。合作与斗争，要把握好一个度，尤其是对于外交。
  李鸿章在外交上是一个非常懂得通过斗争赢得尊重，并且取得合作的人。
  到上海后，从未跟洋人打过交道的李鸿章就必须立即面对洋人。为此，他屡次写信给曾国藩，认为上海的官绅“媚夷”，“失之过弱”；而一些反对者则“失之过刚”，表示他的原则是“调济于刚柔之间”。他进一步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虑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我能自强，则彼族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先进的。对洋人，他想在刚柔之间、笼络与控制之间搞平衡。
  长久妄自尊大、与世隔绝的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所以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从当上直隶总督起，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全国外交决策，处理各种复杂外交问题。
  李鸿章的外交生涯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能在与外国人的谈判桌上据理力争，甚至让外国人屡次碰壁的李鸿章，同样为洋人所倚重，因为在洋人眼里，在清政府当中，唯有李鸿章能就一些关键问题拍板，也唯有李鸿章最懂外交的规则。所以，在外交方面，不仅清政府倚重李鸿章，洋人同样也倚重李鸿章。
  李鸿章刚柔并济的外交，让他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外交特点。有两则故事很能说明李鸿章的外交风格。
  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这天，外国使节纷纷来到总督衙门向他道贺。大家入座后，好长时间也不见李鸿章的身影。直到等得快不耐烦了，李鸿章才不紧不慢地踱入客厅，向各位使节打了个招呼，便招手让随从替他脱去外衣，另换一套。他一边同洋人说着话，一边慢腾腾地伸出胳膊，让随从替他穿衣，不慌不忙，旁若无人。边说还边比比画画，说到兴奋处，他手势不断，随从们只好在一边等待，一套衣服足足换了半个多小时。各国使节没有办法，耐心地领受这位总督新的外交“规矩”。
  李鸿章还定过一个规矩。在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之前，总督衙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外国使节到来，一定要送上上好的酒果来供客人享用，久而久之，仅这一项开支每年便要花去清政府几千两银子。到李鸿章做总督，等到酒果端上来，李鸿章当着公使们的面，挥了挥手，喝令“撤下”，并当场立下新规矩：今后凡外国公使初来本衙门，仍要端出酒果款待，第二次来，则不必客气了，大家都是熟人了嘛。
  李鸿章在国际上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康……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那类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与他交谈的人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其实，十九世纪是 “宰相的时代”。在法国是“第一执政”拿破仑（后来称了皇帝）；在奥地利是“神圣同盟盟主”梅特涅亲王；在德国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日本是主政“脱亚入欧”的伊藤博文；在中国，列入名相之列的就是“中堂”李鸿章。
  由于李鸿章更愿意也更善于跟洋人打交道，以至于在外国人眼中，他的地位无形中被抬高了，但在西方人眼中，他却起码是个合格的对手，相比他所代表的政府更值得尊重。
  但是这种尊重让对手在倚重李鸿章的同时，也把李鸿章逼上了“卖国贼”的位置。
  马关条约就是在这样一种“倚重”的形势下，让李鸿章又当了一回卖国贼的。
  1895年2月1日，清政府派张荫桓和邵友濂二人赴日，到达日本人指定的谈判地点广岛。伊藤博文发现张荫桓和邵友濂所携带的国书文字中有“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内容，认定二人授权不足，与国际谈判惯例不符，拒绝与他们谈判。
  就在张荫桓和邵友濂被日本政府拒绝的当天，伊藤博文与使团随员伍廷芳进行了一次谈话。伊藤博文问伍廷芳：“你方为什么不派遣重臣来呢？请问恭亲王为什么不能来敝国？”伍廷芳答道：“恭亲王位高权重，无法走开。”“那么李鸿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议和，贵国怎么不派他来？”伍廷芳随之反问：“我今天是和您闲谈，那我顺便问问，假如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伊藤博文：“假如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还是要符合国际惯例，必须拥有全权。”
  “最懂洋务”的李鸿章，成为当时大清国在国际上唯一的能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坚强挺立在国际舞台上的李鸿章，却因为身后国家的贫弱，整个朝廷的无能，吃尽了苦头。
  《马关条约》的签订，让李鸿章不得不背起了甲午海战失败的一切责任，于是他顺理成章地“靠边站”了。李鸿章要退出政坛的消息，在国际社会引起不小的轰动，最失望的莫过于美国人。美国人指望李鸿章作为美国的朋友，今后谈判的对手，指望他能够成为美中关系的推动者。他们不知道除了李鸿章，他们还可以跟清朝的哪位交手。
  对内对外，李鸿章都是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清政府不断地与世界接轨，外国人也得以从与中国的交往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中国的开放是被动的开放，这让李鸿章背负了更多的误解，但李鸿章并不是外国人在中国利益的代表。开放是互利的，即便会经历阵痛，但开放却是要坚持的，李鸿章被很多人看作是卖国者，而那些主张封闭的人才是真正的误国者。
  相对于国人来讲，外国人更希望李鸿章这个开明、开放的中国实力派，永远不要倒下。
  4.能够左右逢源，就能在官场岿然不动
  李鸿章自从签订《马关条约》之后，就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
  这对李鸿章来讲并不惊讶，因为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他一直就是人们攻击的对象，这些攻击，有来自政敌的，也有来自洋务派内部的。面对这些攻击，李鸿章很淡定，“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一个人面对各派势力的攻击仍岿然不动，当然这与他背后的支持力量是分不开的。李鸿章从来不缺反对者，但也从来不缺支持者，这是其屹立官场不倒的直接原因。
  1900年元月，李鸿章在失意多年之后终于重获重用，当上了两广总督。他的东山再起，与慈禧太后要他前去镇压康、梁维新党人大有关系。
  一月二十四日，清廷封时岁十五的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这是顽固派欲废黜光绪的一种试探。消息一传出，全国舆论哗然，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作为光绪帝的支持者，更是加紧了在广东的活动，准备“武装勤王”。
  作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对康有为、梁启超一方面要求他们“奉职而行”，严禁其党羽在广东活动；另一方面又留有某种余地，不想与维新派彻底决裂。由于捉拿不到康有为、梁启超，慈禧恼羞成怒，严令李鸿章将康、梁在广东的祖坟铲平。在中国传统中，只有对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之人才“铲祖坟”。
  所以他上奏说现在局面非常不稳定，“唯虑激则生变，铲平康坟，似宜稍缓”。但慈禧大怒，痛斥李鸿章“语殊失当，康逆罪大恶极，如真欲乘机起事，岂留一逆坟所能遏止。该署督身膺疆寄，唯当不动声色，力遏乱萌，傥或瞻顾彷徨，反张逆焰，唯李鸿章是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