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不倒的李鸿章

在慈禧的威逼下，李鸿章虽然不得不铲平康、梁祖坟，但暗中仍与康、梁有间接来往，互通信件。
  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一直是李鸿章想做但没有做到的，李鸿章虽然不赞成维新派的做法，但对于他们的想法，则是双手赞成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一条战线上的。
  李鸿章与维新派的关系一直是“暧昧”的，但他与孙中山的关系，就比较清楚了。革命派中，对李鸿章寄予希望的，并非只有孙中山一人。早在1898年2月章太炎就上书李鸿章，企望他“转旋逆流”，并说“今世足以定天下者，无过相国”。及至1900年6月，面对北方变局，章太炎再次上书李鸿章，公然要求他据有两广宣布独立，以为东南各省督抚的表率。
  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后，社会动荡，朝政混乱，孙中山认为在华南起义时机到来。他在准备发动起义的同时首先想到李鸿章。一方面因为他一直认为李是清廷大员中最为开明的，因此长期对李抱有某种期待；另一方面因为一直与兴中会关系密切的香港立法局议员何启提出他与港督卜力（Henry A. Blake）交往非同一般，可以借港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他们先与李鸿章的心腹幕僚刘学询联系，刘学询立即捎信给孙中山，说李因北方拳乱也有广东独立的想法，所以请孙中山前来效力。
  得此信后，孙中山半信半疑，但最后还是决定前往一试。后来，孙中山又听说李鸿章仍在观望局势，且很可能诱捕自己，于是乘船驶往越南西贡。在西贡，孙中山仍一面准备武装起义，一面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
  已垂垂老矣的李鸿章，却成了各派势力想要达到自己目的的最方便实用的桥梁。各个派别，谁得到了李鸿章，谁就在大清这块土地上站稳了脚跟。这时，李鸿章再次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
  维新派需要李鸿章明里暗里的维护和支持，革命派需要借李鸿章扯出自己的大旗。不过，现在最需要李鸿章的，其实是朝廷，在慈禧和光绪仓皇出逃之后，北京那个烂摊子需要有一个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强有力的人去收拾，而这个人非李鸿章莫属。
  其实，早在朝廷正与八国联军交战的时候，慈禧就不断催促李鸿章迅速北上，以打开外交局面。确实，慈禧也不能不开始考虑后路，要李鸿章北上，实际是无奈之下要为议和做准备之意。
  由广州海路北上要经过香港，港督卜力与孙中山对孙李合作，实现两广独立仍未完全放弃。卜力起初甚至想将李强行扣留，由于英国政府的坚决反对作罢。港英当局通知孙中山，由于几年前应中国政府要求对他的驱逐令尚未期满，所以不准他上岸，但如果李鸿章同意两广独立，即允其上岸与李会谈。在船上，孙中山仍是两手准备，一面等待卜力与李鸿章的会谈结果，一面筹划惠州起义。
  卜力与李鸿章见面后，再三劝说他此次朝廷的任命是由极端保守、首先提出进攻使馆的端王载漪签署的，暗含此令有顽固派官员诱李北上而加害之意。卜力一再强调他对广东、香港稳定的重要性，力劝他不要轻易离粤北上，但李鸿章婉言拒绝。
  李鸿章此时更为关注的并非粤、港，而是国家未来面对的局面。他甚至试探性地问以后英国希望谁当皇帝。卜力回答说，如果英国使馆安全，英国主要关心的是恢复秩序、贸易和商业；如果光绪皇帝与以他之名所发诏书所做之事并无关系，英国将不反对光绪皇帝继续统治。
  此时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已被杀，李鸿章对卜力说，如果只有德国公使被杀，列强就无权决定由谁来当皇帝；但是，如果所有公使都被杀害，情况就不一样，列强这才可合法干预，决定谁当皇帝。
  同时他进一步问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列强将选择谁，并推测说列强可能会选一个汉族人当皇帝。卜力答道，列强“大概会征询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李鸿章紧接着说不管太后有什么过错，她“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
  李鸿章在各派势力的争夺中，最终还是选择了大清。大英帝国希望李鸿章当皇帝的愿望落空了。
  从1900年1月中旬李鸿章东山再起任两广总督，到九月中旬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八个月间，大清政坛风云剧变，各派势力相互争夺，而李鸿章作为关键的人物，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的一行一动，不仅关系到他自己的命运，更直接关系到大清国今后的兴衰。
  孙中山为反清革命一再策反他，港督卜力想稳定粤、港局面竭力挽留他，慈禧要与列强和谈自保最终不能不完全依靠他。李鸿章成为晚清政坛最重要的一颗砝码，他的走向，决定整个晚清政坛的走向，他在受千夫所指的同时，又成为所有人的希望。
  有能力、有实力的李鸿章，似乎跟各派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好像自成一派。在整个晚清的政坛上，他不保守、不激进，他就如同定海神针，让整个晚清不温不火地前进，也让自己稳固不倒。
  5.朝中有人好做官，背靠大树好乘凉
  李鸿章的优势是想干事、能干事，但他的做法总是在朝廷中大多数人的想法之前。所以，李鸿章不论做什么事，都会遭到朝廷中顽固派的反对。李鸿章既想做事，又要应付朝廷中的种种责难，这样就会两线作战，疲于应付，所以李鸿章需要一个有实力的人物的支持。
  最合适的人选是奕。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惨败于英法侵略军，北方外国侵略者攻克京师，咸丰帝仓皇出逃热河。
  咸丰帝在临逃之际，命恭亲王奕留下负责与英法侵略军议和，这实际是清“朝廷”第一次与侵华的洋人直接打交道。与侵略者直接打交道，使奕认识到清政府面对的新的侵略者，与传统异族的“入侵”完全不同，他们并非要推翻清朝的统治，自立为新的皇帝，而是“志在通商”，并感觉到：“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他看到北京城被攻破后，侵略军“乃仅以增索五十万现银及续增各条为请，其为甘心愿和，不欲屡启衅端”。在满足了侵略者的这些要求之后，他们竟陆续撤军南返。对侵略者要推翻清朝以自立的担心和疑虑渐渐打消。这种对外认识的“新变化”在中央和地方显然已颇有人在，尤其是位居中央手握大权的恭亲王奕，成为这种观点的总代表。
  对外国侵略者在认识上的变化直接导致清政府对外政策的巨大变化。正是在这种“新认识”的基础上，1861年初，奕与其他几名重臣联名上了《统计全局折》，此折在回顾了清代“夷祸”之患及《北京条约》签订过程后说，“自换约之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以条约为据”，并不想要大清的土地和人民。
  英法需要的是通商，而通过跟洋人的接触，奕也认识到中西方的差距，为了实现平太平天国、剿捻以及抵御列强的目的，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自强。
  奕的这种想法需要有人呼应，有人实施，李鸿章无疑就成了奕最佳的人选。1864年，李鸿章打败了太平军，保住了上海；在恭亲王奕的坚持下，李鸿章被清廷封为一等伯爵、肃毅侯、戴双眼花翎，并接任了江苏巡抚，此时他才四十二岁。
  1864年春，李鸿章在给恭亲王奕的一封信中指出：“日本以区区小国，尚知及时改辙，我中国深唯穷极而通之故，亦可以皇然变计。”还提出变易兵制，裁汰绿营和水师，仿效西方建立近代海陆军的主张。同时李鸿章依据“穷则变，变则通”的原理，抨击因循守旧势力，论证了“皇然变计”的必要性。
  李鸿章在“讲求洋器”方面的成效深得奕赞赏，在奕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对李的“雇觅英、法洋弁教练兵勇”“不惜重资，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夸赞不已，认为“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事也”。因此，他对“洋器”也饶有趣味，“臣等闻其制造此器业有成效，随即专函往询”。李鸿章的这封长信就是对恭亲王“专函往询”的回复。
  如果说李鸿章是晚清自强运动的开拓者；那么，恭亲王奕就是积极的、有力的推动者。自从担任江苏巡抚二十余年来，李鸿章与恭亲王奕，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惺惺相惜、互相敬重，为中国的自强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往往是李鸿章在下层，恭亲王奕在上层，相互密切配合，有力地推动了自强运动的不断广泛地向纵深发展。
  两个人不仅在洋务上首尾呼应，在政治上，也结成了同盟关系。
  1870年，又是恭亲王奕力主，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大清国最重要的职务，这一年他不过四十八岁，就达到了他人生事业的顶峰。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在底层有恩师曾国藩的培养、推荐；在高层有恭亲王奕的赏识、提拔。
  李鸿章就任这一职务之后，淮系集团的势力、权力更是极度膨胀，以至于时人评论说：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最巨”。
  在恭亲王奕的卵翼之下，淮系集团的壮大发展，是湘系集团远远不能比拟的。除了李鸿章端坐大清国首辅之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外，其长兄李瀚章官至湖广总督，曾积极协助他筹建海防；部下张树声曾为两广总督，并在李鸿章丁忧期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刘秉璋官至四川总督；潘鼎新为云南、广西巡抚，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是淮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