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子朱祁镇

王振故意要让杨士奇难堪，又让英宗亲自下诏勉慰正在养病的杨士奇。杨士奇接到诏书，痛哭流涕，自觉无颜再见圣上，上书乞将骸骨长眠乡土，不肯再回京师。
自此“三杨”中只剩下沉默寡言的杨溥，其他阁臣都是年轻后进，根本无力与王振相抗衡。而太监王振自恃有即将亲政的英宗皇帝撑腰，没有了杨士奇掣肘，更是权倾朝堂，不可一世！
为了迎接英宗亲政大典，王振不顾国库空虚财力不济，决定重修北京宫殿。英宗命太监阮安同都督沈清、工部尚书吴中等重建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并修缮乾清、坤宁二宫。由营缮所丞、人称“活鲁班”的蒯祥主持经画，调用各监局工匠三万余人，军队三万六千人，于正统四年十二月开工营建。
自此，紫禁城中心十九年前被雷火焚毁的三大殿废墟上，日夜人声鼎沸地紧张施工。在数万名民夫工匠中，有四千多人戴着叮当响的脚镣劳作，他们有的是不堪苦役逃亡，有的是逃回家乡收获地里的庄稼，又重新被抓捕回来戴上镣铐的。王命大于天，谁还管老百姓的死活！
除了重修三殿两宫。王振又大建宫城内外诸佛寺。王振喜好僧道，每年必度数千人出家。前后共度二万二千多人。黄帽缁衣，布满京城街道。自来僧道之多，没有超过这个时期的。
王振为了重修庆寿寺，共役使军民万余人，耗费国库白银数十万两。寺院的壮丽冠甲京师，落成之后，颁诏赐名大兴隆寺，延请崇国寺僧任住持，英宗还亲临寺中，披上袈裟成为佛门子弟。公侯以下百官自然争先恐后地迎奉礼拜，趋之若鹜，街巷为之阻塞。
当时新晋吏部主事、后来的名相李贤上书直言道：国家建都北京以来，所废弛者，莫甚于太学，所创新者，莫甚于佛寺。举措如是，可谓舛矣。若重修太学，虽极壮丽，不过一佛寺之费。请及时修举，以致养贤及民之效。
英宗读到这封奏疏，感到有些羞愧。遂下令修建元朝遗留的太学监舍，至正统九年，新太学方告落成。
由于崇尚僧道，当时还闹出了一宗公案。
正统五年，广西思恩州土官知州岑瑛出巡，忽有一老僧站在道路中央，挡住他的官轿。从行的皂隶呵叱和尚，他竟不搭理，要官员下轿相见。岑瑛觉得蹊跷，诘问之下，老僧自称是逊国的建文帝，自云南经历福建，游方至此。于今老了，想将骸骨埋在皇祖陵旁。岑瑛闻言大吃一惊，将老僧及其弟子十二人送往巡按御史处，后写了奏章，又将一干人等械送京都。
老僧在途中曾赋诗一首：
流落江湖四十秋，归来不觉雪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影暗，昭阳殿里雨声愁。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到了京都，英宗皇帝自然不认识这位自称是他叔祖父的老僧，在宫中找了一位曾经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去辨识其真伪。老僧一见吴亮，便问：“你不是吴亮吗？”
“不是。”吴亮连连摇头。
老僧道：“我记得有一次便殿进膳，我将一片鹅肉丢在地上，赏给你吃。你跪伏在地，狗一样地把那片肉舔食了。你记不记得这回事？”
吴亮一听这话，顿时伏地哭起来。随后他悄悄对在场的官员说建文帝的左脚趾上有一颗黑痣，要求验证。官员们让老僧脱去鞋袜，一看他左脚拇指上果然有一颗黑痣！
于是，吴亮捧着老僧的脚又大哭起来。但他向英宗复旨时既不敢说老僧真是建文帝，又不忍说是假的，于是只好悄悄上吊自杀了。而老僧终被迎入西内，不知所终。
这个故事有些玄乎。那名老僧在审讯时说他有九十岁了，审他的御史驳道：“建文帝生于洪武十年，今年应该只有六十四岁，何来九十？”僧人无言以对，终于供认自己名杨行祥，河南钧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出家为僧，遍游两京、云南、广西等地。他可能在云游中偶然曾与建文帝住在同处，窃记了建文帝写的诗文，于是冒用其名行骗。
杨行祥被关在锦衣卫诏狱里，过了四个月牢狱生活后死去。锦衣卫诏狱建立至今，总算荣幸地关押了一位假皇帝。杨行祥的徒弟十二人都被发配戍边。
二 阿谀奉承的官员丑态
随着内阁势弱，司礼太监王振逐渐揽权专政。以往“三杨”在任时，他对内阁票拟的意见小心谨慎，纵有不同意见，也亲自到内阁向“三杨”请教。态度之恭谦往往让阁臣们觉得不好意思，主动将票拟不妥之处进行修改。至此时，马愉、曹鼐等新晋阁臣资历尚浅，他们处理朝政往往有失当之处。王振甚至把他们叫来当面训斥：“你们这样草率，岂不有负圣恩？”
马愉、曹鼐他们心中畏惧皇上身边这位最有权势的太监，往往是低头认错，唯王振之命是从，按照他的指示来修改票拟意见。久之，王振在批红时常把内阁票拟的小笺撂在一边，径自代表皇帝发号施令，时间久了，他甚至产生了“吾即天子”的错觉。
以前司礼太监只管宫中的事，并不出席朝会。王振想在百官中树立自己的威风，便频频随同英宗出入外朝，接见臣僚。朝中文武官员见了皇帝，自然要跪拜迎接，王振站在英宗身旁，泰然接受群臣跪拜，面带笑容，毫无愧赧之意。
一些善于察言观色的大臣见英宗对待王振态度极为谦恭，有如假父。于是便争先恐后地奉承王振，低三下四地尊称他为“翁父”，阿谀迎奉，丑态百出。
王振想要拉拢一些得力的官员做自己的党羽。他看中了为官声誉颇高的右都御史王文，故意去都察院试探，看能不能驯服他。因为他要打击政敌，须利用言官举劾他人方能达到目的。而右都御史正是言官们的总头目。
一天，王振假借传达圣谕，去了都察院。他的轿子到了都察院门口，两位都御史王文、陈镒都跪在门口迎接。王振非常高兴，没想到外表严峻不苟言笑的王文也是趋炎附势之徒，竟这样容易驯服。以后他就视王文为自己的党羽，利用他惩治异己，虚构炼狱。他还让英宗派遣王文视察延绥、宁夏边务，像兵部尚书王骥那样建立边功，以增加威望，升官晋爵。
兵部侍郎徐曦是个一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家伙，尽管自己年纪与王振不相上下，他却口口声声恬不知耻地称王振为“翁父”。他还把自己最宠幸的丫头送给王振的义子王山做妾。王骥征伐麓川回朝，封侯晋爵之后辞去兵部尚书职务，王振马上让英宗任命徐曦接任兵部尚书，尽管论资历才能徐曦远在其他侍郎之下。
一时士大夫廉耻丧尽，争相奔走于王振门下。光禄寺卿余亨无所奉献，竟然想出一招，命御膳房备一份皇上享用的御膳，亲自送到王振府上，诈称奉圣命慰劳司礼监大人。第二天王振向英宗拜谢赐馔，英宗愕然表示不知道这回事。王振方知是余亨有意孝敬自己，竟甘冒欺君之罪，实属忠诚可靠。于是寻了个机会，擢升余亨为户部侍郎。
最为无耻之尤的要数工部郎中王祐。一天，王祐带了丰厚的礼物去王振府中探望。王振见他风度翩翩，冠带鲜亮，却没有留时下非常流行的胡须，便问他：“王大人为什么没留胡子？”谁知王祐谄笑着答道：“老爷您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有？”这一席话逗得王振抚案大笑，于是真的收下王祐做干儿子，寻个机会提拔他为工部侍郎。
这个笑话在京城里流传开来。于是老百姓互相戏谑，如果某人颔下无须，便戏称他为“王振太监的干儿子”。太监权势虽重，但不能生育，没有子嗣。“王振太监的干儿子”摆明着不是什么恭维的话，往往因此而生口角，甚至大打出手。
王振不但贪恋权势，还喜欢敛财。司礼太监喜爱古玩字画在京城里是有名的。不时有官员想方设法以高价购得珍稀艺术精品呈献给他，以博一官半职。各地封疆大吏进京述职，必然先到王振府上拜谒，贡献地方土特产。这些“土特产”往往只是外面的遮饰物，而盒里藏的必是金银珠宝、玛瑙珍珠等值钱的东西。
到了后来，随着王振权势愈盛，官员们进京拜谒，干脆赤裸裸毫无遮掩地送银子。多至千金，少亦数百金不等。更有一些无耻之徒，公开帮王振开价收受贿赂。比如那位“干儿子”王祐，便曾对人说某官以千金进献王太监，得授要职；某官未曾送礼，虽政声颇佳亦不得升迁。言外之意就是：你们看着办吧。
福建参政宋彰与都指挥佥事邓安，联袂进京述职。由于王祐名声在外，宋彰便先去他那里打听，求放一个布政使要给王太监贡献多少银子？王祐伸出一个指头示意，宋彰惊诧地问：“一万两？”王祐见他开口如此阔绰，便顺坡下驴地道：“宋大人，这个数目不多啊！谁不知道封疆大吏每年的进项少不了十万八万？”
宋彰连忙谄笑道：“不多，不多。”
第二天，宋彰便从福建人开的钱号里借来几张银票，凑足一万两银子随同王祐送到王太监府上。王振笑纳了这么大一笔银子，亲自对宋彰面授机宜，如此这般地叮嘱一番。
宋彰回到驿馆，连夜与同来的邓安密商，由邓安具名上疏，罗列宋参政在福建的诸多政绩，如剿抚山蛮动乱，平定沿海倭犯，等等。力荐他继任福建布政使之职。邓安还带来了福建各司都指挥签署的颂功表，表明宋参政众望所归。
邓安的荐举表章要先由吏部讨论，有一位了解福建情况的吏科给事中马上弹劾邓安伪造颂表买官鬻爵。这道弹章到了王振手上，他故意将它丢弃。于是不明白事情原委的英宗皇帝竟允了邓安的荐书，任命宋彰为福建布政使司的左布政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