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子朱祁镇

邓伯孙被械送京都，枭首示众。
遍及福建、浙江两省长达三年的叶宗留和邓茂七起义终被镇压。究其起因，主要是布政使宋彰等横征暴敛、鱼肉人民所致。朝廷中王振篡权乱政也让起义军当作借口。地方上贫富分化、恶势力膨胀也是动乱的原因之一。
在这三年动乱中，带兵的将帅都显得无能，而许多文官却能激励兵民拒守，很多人为国捐躯，如建宁知府张瑛父子、泉州知府熊尚初等。于是英宗皇帝降敕责问诸将帅，都指挥邓安等归罪于前御史柳华。因为他最早奉命征讨矿乱，在乡村编里甲，反而让抗命的刁民组织起来作乱。
当时王振正想找人替罪，便下令逮捕柳华。柳华已降职为山东副使，听到敕令即服毒自杀。锦衣卫抄了他的家，男人发配戍边，女人收入浣衣局为奴。
王振借此事大开杀戒，福建巡按御史汪澄因惧敌从延平逃回省城，被兵部弹劾失机，被判处斩首弃市。
而他的前任柴文显下场更惨，福建三司奏称：“矿贼起事之初，前巡按御史隐瞒不报，酿成今患。”发交法司审讯。案件审结，带出更多的罪行，诏将柴文显磔死，抄没家产。
当时朝野的议论，都认为柳华的措施并无失当之处，如果不是地方官横征暴敛，激起民变，那些措施应该是防止动乱的有效方法。汪澄、柴文显虽有过错，但罪不至死。而武将不能杀贼，反而归咎文官，致使他们与叛众一同受刑，殊属荒唐。
而最应该为这场民变负责的人应该是福建布政使宋彰。他为了捞回买官送给王振的一万两银子，上任后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因而激起民变，是这一事变的罪魁祸首。王振为了开脱自己，假惺惺地判处宋彰死刑，然后却又遇特赦，竟以降职戍边告终。
王振在这一事件中充分地体现了他的飞扬跋扈，玩弄整个国家于股掌之中。而英宗皇帝却浑然不觉，始终相信他的王先生。此时，在司礼太监的淫威凌侵下，满朝的臣僚已是“万马齐喑”，只能默然忍受，等待更大的灾难来临。
第十章 瓦剌入侵的前奏
一 兀良哈的最后挣扎
东南民变刚熄，北国烽烟又起！
地处我国东北的兀良哈，是蒙古三大部落之一。强大的瓦剌吞并鞑靼部以后，又觊觎兀良哈之地。兀良哈分朵颜、泰宁、福余三卫。正统十二年，瓦剌首领也先之弟赛堪王领兵攻朵颜，杀死指挥乃儿不花，大肆劫掠一番。随后也先又率铁骑蹂躏朵颜、泰宁二卫，迫使其投降，福余卫头目逃得远远的，避走脑温江。兀良哈残部势力日渐衰弱，他们敌不过瓦剌，却经常流窜明朝边境，骚扰抢劫。
正统十四年夏季，兀良哈福余部的一个头目哈剌哈赤率领三百余名骑兵，沿着宣府至大同的长城沿线骚扰，他们白天远远地躲到沙漠深处，架起帐篷睡大觉，到了夜晚，便凶神恶煞般地窜至口外的德化、兴和等市镇，杀人越货、滥施抢劫。
这些靠近长城的市镇平时依靠屯边部队的保护，担负着沟通边境内外贸易的重任。其实蒙古人也靠这里的商户供应油盐、布匹等商品，维系日常生活。和关内的中原商人打交道久了，蒙古人也开始改变逐水草而居茹毛饮血的生活习惯。他们用牛马骆驼银鼠皮等在边境上和关内的商贩进行换货贸易，换取漂亮的丝绸、瓷器、铜炊壶和各种工具，用以改善自己的生活。
边境贸易本来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情。明朝的镇边将领也乐于维护这种局面，这总比成天带着士兵深入大漠险境去追剿凶残狡诈的蒙古骑兵要好。
可是哈剌哈赤这帮兀良哈人从海西流窜到这里，从来没有什么东西与人家交换，他们靠的就是打家劫舍过日子，他们在德化、兴和抢劫的粮食、绸布和日用品装满了十几挂大车，还用圆月弯刀砍死了八位边民。
凶讯报到大同，大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与参将石亨紧急商议对策。他们分析这股兀良哈人被也先掏了老巢，势必长期在长城沿边窜扰，以劫掠讨生活。若不将其剿灭，待他劫掠的粮食吃完，又会卷土重来，再次侵害边境地区的百姓和商家。
石亨是陕西渭南人，守大同已经十余年，功绩卓著。当时边将中最著名的是宣府总兵官杨洪，其次则是石亨。他当即向武进伯朱冕请命，亲率五百铁骑去追剿哈剌哈赤这股兀良哈兵。
朱冕道：“兀良哈人行踪飘忽不定，将军到哪里去追缉他们呢？”
石亨答道：“哈剌哈赤这次带着十几车抢得的物质，想必藏匿不远。且此次尝到甜头，保不定不久又会来袭，以为秋冬季储备食物。只要侦得他的踪迹，我自有办法擒他。”
于是石亨挑选了五百名精锐骑兵，与都督佥事马麟共同率领出关巡检，搜索兀良哈兵的踪迹。
果然，他们在六百里外的阿木古郎牧场发现了一处新扎的营地。其帐篷形制与当地牧民有许多不同之处。石亨让马麟带一百名骑兵前去试探性地进攻，那里驻扎的果然是兀良哈人。哈剌哈赤见明军巡逻兵人少，便大胆挥舞圆月弯刀前来追击。
马麟按照石亨的既定方针，与兀良哈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且战且退。哈剌哈赤见明军势弱，想一举吃掉这股敌人以壮自己的声势。他在马上一声呼哨，带领三百精骑倾巢而出，尾随着马麟追过来。
这时，石亨率领明军主力埋伏在一处叫箭豁山的地方。这箭豁山地形奇特，两旁的沙丘洞开成箭袋形，到了底部却只有一丈余宽的豁口，只能容一人一骑勉强通过。石亨一见到这样的地形，欣喜异常。于是将四百余名骑兵埋伏在沙丘口袋的顶部，静待马麟将敌人诱入袋底歼灭之。
大约过了一顿饭工夫，只见前面沙尘骤起，马蹄声嘈杂。马麟和他率领的一百骑兵一面扭身放箭，一面朝箭豁山的豁口退来。后面尘土飞扬，兀良哈骑兵追得兴起，一面在马背上“嗬嗬嗬”地叫喊，他们的圆月弯刀在昏黄的阳光下闪闪发亮。
眼见兀良哈人进了豁口，再无退路。石亨在沙丘顶上一声号令，四百余名以逸待劳的精锐骑兵从沙丘顶上箭似的俯冲下来，顷刻之间就把豁口堵得严严实实。
这时，马麟率领的一百名骑兵也掉转马头，飞舞刀枪转而攻击收不住脚的兀良哈人。
哈剌哈赤这才知道中了计，自己追击人家，倒反被堵在箭豁山下的山沟里腹背受敌，想撤却已来不及了。
两军相接，一阵刀光剑影的激烈厮杀。兀良哈兵虽然骁勇，但数百人挤在狭窄的山沟中施展不开，顷刻间便有五十多名兀良哈人被斩杀。哈剌哈赤凭借着手下组成的人肉盾牌，终于杀开一条血路，逃出了豁口，消失在茫茫荒原中。
这一仗，大长了边塞守军的士气。石亨也因战功晋封都督同知。不过，兀良哈人连最后一点本钱都输光了，便死心塌地地当瓦剌人的马前卒，引导瓦剌入侵中原。
二 瓦剌的朝贡使团
瓦剌在吞并蒙古各部落之前，每年派遣使团向大明朝廷进贡。朝廷为了安抚他们，每每对其进贡使团按人头赏赐。本来朝廷规定每年瓦剌朝贡使团的人数不得超过五十人。因为瓦剌人从入关到北京朝贡后再出关，往往要逗留数月，朝廷要供给他们住宿、伙食，人数越多开销越大。况且瓦剌人恣勇好斗，时间待久了，杀人抢劫、凌辱强奸妇女等事情时有发生。并且朝贡使团中有一部分人专门刺探我边关的军事情报，某处驻军多少，战力如何？一旦开战必为后患。
由于朝廷采取姑息养奸的政策，一味用丰厚的赏赐笼络瓦剌人。尽管三令五申不许扩大朝贡使团的人数，可是每年来的人越来越多。
正统二年，脱欢派遣使臣阿都赤等二百六十人来朝，到正统四年就猛增到一千余人。而正统六年以后，每年朝贡使团的人数都超过两千人。
开始时，大同总兵官不肯放这么多人入关，除额定使团人数外，多余的人都留滞在猫儿庄等候。几千人要供给住宿、伙食，往往一住就是数月，要等到来年春暖花开冰原化冻才离开。正统六年仅大同一处供给米麦粮豆就达三十一万石之多。
对于每年蜂拥入关的瓦剌朝贡使团，镇守大同的军事将领们深为忧虑，他们有时采取断然措施，把朝廷批准之外的瓦剌人拒之于关外，也不接待他们。可是在瓦剌朝贡使团的压力下，英宗皇帝却又批示道：“得奏知瓦剌使臣续有至关者，尔等疑弗纳。然彼既远来，理须从宜宽待。敕至即启关纳之，同前使发遣来京，馆谷之例，一准前敕。”
既然皇帝和朝廷都妥协了，边关将士徒唤奈何。明知放几千瓦剌人入关是个不小的祸害，他们也只能眼巴巴看着这些趾高气扬的瓦剌人扬长而入。
正统十三年岁末，天寒地冻，大雪纷飞。北京会同馆所处的地区却热闹非凡，不仅会同馆住满了瓦剌人，邻近街道胡同的所有客栈、旅馆，都被临时征用做瓦剌朝贡使团的住所。这一次朝贡使团的规模更大，不仅有瓦剌太师也先派遣的两千多人，还有脱脱不花可汗派的四百多人，买卖回回使团八百多人，总共号称三千五百九十八人。
京城一下涌进数千瓦剌人，着实使朝廷十分紧张。当时瓦剌已经统一了蒙古各部，连嘉峪关外的沙州、赤斤、哈密、罕东四卫也先后被瓦剌控制，不能成为明朝的外围屏障了。谁都知道也先野心勃勃，一心想继承先祖成吉思汗的遗业，再造一个大蒙古帝国，重新统治中华版图。在这个时候，他的眼睛自然盯着近在咫尺的北京。他派这么庞大的朝贡使团前来，其目的恐怕不是单纯地讨要赏赐，很有可能借此窥探朝廷的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