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子朱祁镇

）另一封给文武百官，勉励他们同心同德辅佐新君，共襄国政。
也先得知大明朝廷又立了新皇帝，还特地派使臣来通知他。这无异于宣告：你手里掌握的这个俘虏皇帝已经作废，你再也不用想借他牟利了。这使也先非常懊恼。于是他聚齐伯颜帖木儿、赛堪王、大同王等众首领在黑松林开会商讨对策。一些首领主张杀了英宗皇帝，轻车快马地去攻打北京城，把他们的新皇帝再抓过来。已经做了也先太师黑高参的叛阉喜宁却说：“莫若以送太上皇回朝为名，到了边关，将镇守总兵官召出来。若前来会见则扣留之。现在朝廷新立，京师空虚，我们的铁骑长驱直入，明朝必将南迁。这样就可以占领大都，大元帝国的基业就定了。”
喜宁的计策正合了也先的心意。他朝思暮想的就是像当年元朝建国时的先祖一样，坐上大都的龙庭，然后挥兵南下，一统中华！明朝不是立了新皇帝吗？我偏要跟他们唱对台戏，就在这里让太上皇复位，重新成为大明天子。然后带着他到北京去跟他的兄弟掰掰手腕，看谁家的兵马更厉害？兴许再来一次土木堡一样的杀戮。
九月二十四日，也先在黑松林大张旗鼓地誓师出征。宰杀了一匹白马，众首领对天歃血誓盟。并由太师也先带头向太上皇朱祁镇行礼，重新立他为大明天子，表示将以兵奉送他回北京重登宝座。
誓师以后，也先亲率五万铁骑，五更起营，披星戴月，至暮扎营，连续五天急行军，急趋大同。这次南行迅疾异常，英宗祁镇在马上颠簸得苦不堪言。但是离开满眼黄沙的漠北，一步一步离自己的家国越来越近，他的心里忐忑不安。也先不是答应奉送他还京吗？前途迎接他的是希望，还是更大的失望？
到了大同城下，也先命喜宁带着袁彬去喊话，通知镇守大同的总兵官开关迎驾。半晌城上没有动静。过了一会儿，忽见一名官员从城下的水窦钻出来，满面流泪地拉着英宗的马缰，献上肥鹅美酒。这位官员就是大同知府霍瑄。英宗乘人不备，压低声音密嘱霍瑄：“你去与郭登说，叫他固守城池，不可开城门。”
没有多久，也先亲自来到城下。英宗佯装催促城楼上的郭登开门迎驾。郭登攀着城垛，高声回复道：“幸得天地祖宗庇护，国家已经有新皇帝了。太上皇请保重！”
说完，郭登一闪就不见了，城垛上的明军齐刷刷地亮出手中的火铳、弓箭，引火控弦待发。也先素知郭登强悍，大同城墙坚固，一时难以攻下。他只得忍气吞声引军绕过大同，另觅途径向明朝的腹地进发。
大同原来的总兵官是广宁伯刘安，他在九月初回到京师，奏称瓦剌太师也先欲与明朝和亲，想将其妹进献给英宗；还说英宗皇帝已赐封他为侯爵，请朝廷认可。刘安这种愚蠢贪鄙的行为立刻遭到御史们的弹劾，于谦斥责他“擅离职守，听敌诈诱”。结果刘安不仅未得封侯，还被免去总兵官职务，关进大牢。
于谦保举郭登佩征西将军印，出任总兵官镇守大同。郭登接任时，大同军士多在残酷的战斗中阵亡，能上阵的士兵仅数百人，战马只剩百余匹。壁垒萧条，白天还关闭城门，人心惶惑。郭登舍身忘我地修城墙、造军械，抚慰士卒，吊唁死者，关心伤员，亲自给士卒裹伤敷药。他激励士兵们说：“我誓与此城共存亡！绝不会让诸君独死！”
经过郭登的努力经营，没过几年，大同发展到拥有精兵数万，战马一万五千匹。大同兵成为全国最优秀的军队。
十月初九，瓦剌骑兵抵达广昌（今河北涞源），直扑紫荆岭上的要隘紫荆关。紫荆关素有“畿南第一雄关”之称，与居庸关、倒马关合称“内三关”，是扼守京城的咽喉要冲。紫荆关依山势而建，经明代数朝修缮加固，形成了完备的防御体系，易守难攻。景帝即位后，依于谦的建议增强各边隘的防卫力量，增调兵员据守。并擢升兵科给事中孙祥为右副都御史，与都指挥韩清共同守御紫荆关。
也先大军抵达紫荆关下，仍然让太上皇英宗去宣旨叩关，让守关官员开关接驾。孙祥等早就接到朝廷命令，不予理睬。于是也先亲自督率瓦剌军猛烈攻关，用抛石机、檑木等撞击关门。都指挥韩清见贼势猖狂，率领千余名士兵出关迎敌，企图引开攻关的瓦剌军。
自土木堡惨败之后，明军士气低落，往往畏惧瓦剌军不敢与之接战。韩清怕关门被攻破，不顾自身安危，率兵冲入敌军阵中。左冲右突，终于寡不敌众，身中数箭，坠马身亡。他带领的千余名士兵大都被瓦剌兵砍杀于山谷之中。
韩清战死后，孙祥吸取教训，不再领兵出战。只是坚守在关城之上，多备火铳、弓箭、滚木礌石，不让瓦剌兵近前攻关。紫荆关前地势狭窄，瓦剌的骑兵施展不开，一连攻了四天都未攻下。这时又是该死的叛阉喜宁出坏主意，他曾以中官身份在这一带巡视过，颇为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于是他亲自带领一队瓦剌兵从布满荆棘的小径越过紫荆岭，来到关城后面，内外夹攻，紫荆关遂被攻破。
守关士兵伤亡惨重，孙祥率领剩余的士兵退到水门内进行殊死的巷战，结果身中数刀，壮烈牺牲。
后来有言官道听途说，劾奏孙祥弃城逃亡。贼兵败退之后，当地官员在修葺紫荆关时找到了孙祥的尸体，焚烧之后没有向朝廷奏闻。孙祥之弟孙祺上书朝廷诉冤，才辨明冤枉，使忠魂得到昭雪。
在也先进攻紫荆关的同时，脱脱不花可汗率领一万余名骑兵进攻居庸关西南的白羊口。白羊口是内长城的重要关隘，相传汉朝昭君出塞和亲即由此出关。守卫白羊口的是通政使谢泽，他上任没有几天。他上任之前深感责任重大，处境甚危，与儿子谢俨洒泪诀别，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情怀。
白羊口的守兵较为单薄。原守将指挥佥事吕铎听说瓦剌军一万多兵涌至，居然弃城而逃，不知去向。谢泽召集剩余守军扼守在山口。脱脱不花指挥瓦剌兵大举进攻时，恰逢大风扬沙，人马都不能辨认。有人劝谢泽弃守移往他处躲避兵锋，谢泽按剑叱道：“我今日就是战死也要死在这里！”
脱脱不花指挥骑兵大举掩杀，谢泽被擒，不屈骂贼被杀。
二 兵临城下
在大同到京师的驿道上，一小队骑兵风驰电掣般地飞奔。他们每人带了两匹马，马歇人不歇，日夜狂奔不止，两天之内到达京师。
他们带来了大同总兵官郭登呈报兵部尚书于谦的军情急报。于谦拆开用蜡丸密封的报告，上面详细地写着也先率大约五万人马挟持太上皇来犯，现已绕过大同，可能进攻紫荆关等处，京师需紧急布防御敌。
于谦立即将军报奏闻景帝，朝堂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土木堡事变之后，朝野上下对穷凶恶报的瓦剌太师也先普遍有一种畏惧心理。数十万大军被他一朝击溃，连皇帝都做了他的俘虏。人人惊魂未定，今日瓦剌大军复又卷土重来，怎不让人谈虎色变！
当天，北京全城宣布戒严。城防兵马司的军丁一队队手执武器上街巡逻。九座城门定时开启关闭，出入城门的检查也愈加严格了。凡有形迹可疑者统统拘捕，监狱中人满为患。
十月初五，景帝颁诏命各地藩王率侍卫军及地方兵进京勤王。这在大明建国近百年来似乎还是头一遭。太平年月藩王的侍卫军轻易不准擅自调动，侍卫军若出现在藩王所辖区域之外以谋逆论罪。其实，明朝自洪武朝之后，藩王的侍卫军已削夺得所剩无几，召他们进京勤王也仅是虚应故事而已。
三天之后，形势愈益紧张，必须进入紧张战备状态。景帝应王直、陈循等大臣之请，颁旨命兵部尚书于谦提督各营兵马。所有将士均受其节制，都指挥以下军官有不服从命令者，允其先斩首示众，然后奏闻。
这是因为明朝制度，军事调度指挥权归五军都督府。作为文官的兵部尚书不能直接指挥军队。可如今大敌当前，没有一个权威的统一指挥官，就无法号令三军，抗击强大的敌人。景帝和群臣都信服于谦处变不惊的魄力和威望。在这生死危亡之际，朝野上下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然而，打仗仍然需要有战斗经验的武官统率士兵。土木堡之变折损了太多的将帅，大敌当前，于谦只得奏请景帝将有罪关在监狱里的将领放出来，允许他们戴罪立功。新近被关进监狱的大同总兵官广宁伯刘安，土木堡战斗中临阵脱逃的镇远侯顾兴祖均因此获释。还有一位宣德朝的老资格将领成山侯王通，他因交阯兵败下狱，夺去侯爵削职为民，现赋闲在家。国难当头，老爷子自请报国守城。景帝封了他一个都督佥事，昔日的大帅从新自团营干起。纵然不能上马杀敌，参赞一下军务还是可以的。老爷子果然提出建议：在京城外围挖掘深壕，以阻滞敌人的骑兵冲锋陷阵。
于谦召集军事会议，商议战守之策。京营总兵石亨主张将军队全部撤守城内，关闭九门，加强防御工事，倚仗高墙深垒将敌人拖垮。俟敌久攻不下，然后挥兵出击，必能取胜。
于谦不以为然地说：“也先率大军来袭，气焰十分嚣张。我们若坚守城内不出，只会更加助长他的凶焰。我们的二十二万大军必须全部开出九门之外，列阵迎敌！”
他随即分别遣派诸位将领：
京营总兵石亨，率副总兵范广在德胜门布阵；都督陶瑾，在安定门布阵；
广宁伯刘安，在东直门布阵；
武进伯朱瑛，在朝阳门布阵；
都督刘聚，在西直门布阵；
镇远侯顾兴祖，在阜成门布阵；
都指挥李端，在正阳门布阵；
都指挥刘得新，在崇文门布阵；
都指挥杨节，在宣武门布阵；
各路指挥官均听石亨节制调遣，随时支援邻近地区的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