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子朱祁镇

可在场的人或冷眼相对，或嗤之以鼻，并没人附和他。尹昱因为这番表演，次日徐有贞即擢升他为通政司参议。
廷审的大臣将王文的辩词向英宗奏闻。英宗随即下令逮捕兵部车驾司主事沈敬，下诏狱审讯。锦衣卫对他严刑逼供，沈敬坚称兵部从未发出过马牌。而查验内府金符，独缺襄王府金符。但管理符信的老宦官称是二十年前宣宗驾崩时太皇太后早已将襄王金符拿走。后来金符果然在太后宫中找到，上面竟覆盖了寸许厚的灰尘。
英宗命三法司与锦衣卫复审此案。因为没有找到迎立外藩的证据，三法司只好以“意欲”迎立外藩定罪，上奏英宗说：“王文、于谦召沈敬拟差人往迎襄王世子，谋未及定而陛下复登大位，沈敬畏势不敢上告。”议处王文、于谦谋逆凌迟处死，籍没其家。沈敬知情故纵，当斩。
徐有贞亲自向英宗解释说：“事尚未成，自无实迹。但心已可诛，故应定罪。”
“诛心”之说，是完全违背任何朝代的法律准则的。英宗颇有些犹豫，他说：“王文罪有应得，而于谦确实有功于朝廷。”
确实，如果不是于谦领导抗击也先，捍卫京师，大明朝已是风雨飘摇，社稷都不保，英宗也将永远无法返回京都。
徐有贞见英宗迟疑不决，立即攘臂直前，大声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英宗被徐有贞呵斥醒了。的确“夺门”是一场政变，如果不把王文、于谦打成阴谋集团，“夺门之变”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了，倒还成了叛乱。于谦不得不死！
当时，大理寺卿薛瑄刚刚奉命来到京都，被任命为内阁大学士参与机务。他劝英宗此案要从轻发落，方显帝王仁恕之道。于是英宗下令罪减一等：王文、于谦斩首弃市，沈敬发配铁岭充军。
天顺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于谦、王文被绑赴西市斩决，籍没家产，家属戍边。临刑时，于谦面无惧色，慷慨赴死。围观的百姓里三层外三层，尽皆默默地洒下同情的热泪。当日满天阴云密布，愁云惨雾，好似老天亦为忠臣惨遭杀害鸣不平。
孙太后在宫中起初不知于谦被判死刑，等到听说后，一连数天嗟叹不已。
当锦衣卫派人去查抄于谦的家产时，发现这位堂堂一品大臣的家中竟然非常寒酸，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唯有一间正室上了锁。打开一看，里面供奉着皇上颁赐的蟒衣、剑器和玺书，一点都没有动过。前去查抄的官员见于谦如此清贫，尽皆摇头叹息。
于谦被斩首，曝尸于市。都督同知陈逵为于谦的忠义所感召，冒险收了他的遗骸用一口棺材装了草草埋葬。天顺三年，于谦的女婿朱骥将于谦的灵柩运回故乡，埋葬在西子湖畔，后人称为于少保墓。
恰好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坟茔也在西湖旁边。岳飞被秦桧安以“莫须有”的罪名，死于风波亭上，被称为“三字狱”。而于谦的罪名竟是“意欲”，时人称为“二字狱”。两位受人崇敬的民族英雄都因奸人的诬陷而冤死，令人扼腕叹息！
杭州西湖因为驻有他们的忠魂，而使湖光山色生色不少。清代诗人袁枚有诗为证：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于谦死后，曹吉祥部下有个叫朵儿的指挥，提着酒浆纸钱，到刑场上哭祭于谦。此事被曹吉祥知道了，用鞭子痛打了他一顿。第二天朵儿仍然去祭奠如故。曹吉祥也拿他无可奈何。
朵儿为什么这样崇敬于谦？因为北京保卫战前后，有人主张将住在北京的蒙古人全部杀掉，以防他们里应外合。于谦却力排众议，下令称北京城里的蒙古人只要安分守己，一律保护；愿从军者立功与汉人同样受奖；敢于通敌者杀无赦！朵儿就是立了军功被提升为指挥的。
宫中太监裴某对曹吉祥等的飞扬跋扈愤愤不平。于谦的家人都被流放充军，裴某却秘密地把于谦的小儿子于广藏匿了起来。后来他竟连太监也不当了，带着于广远走他乡。
后来，襄王瞻墡的两封奏疏在宫中被发现，迎立襄王的诬陷阴谋彻底被揭穿。此时徐有贞、石亨、曹吉祥先后败亡。英宗即使知道于谦被冤死，但他仍然没有勇气纠正自己的错误，为于谦平反。直到成化二年，宪宗即位之后，于谦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宪宗派遣马璇至杭州祭奠于谦，祭文说：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特，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故复卿前官，遣人谕祭。
这篇祭文为时人所传诵。于谦之子于冕也从戍所赦归，官任兵部员外郎，后来还当了应天府尹。
于谦曾写过一首著名的《咏石灰》诗：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诗既是他激励自己的座右铭，也是他为人所景仰的轰轰烈烈一生的真实写照。
二 大清洗，睚眦必报
于谦、王文既死，英宗皇帝先整肃后宫。明朝的皇帝既宠幸宦官，一旦有事却又把他们不当人看待。景帝的亲信宦官王诚、舒良、张永、王勤未经审讯，就被残酷地凌迟处死。只有兴安幸免于难，大概是怀献太子死后他主张复立沂王，以及得到孙太后庇护的缘故。不过他也被撤去了司礼太监的职务。兴安佞佛，临死时遗命舂骨为灰，唯恐死后还要遭受曹吉祥等人的报复。
关在诏狱中的内阁学士们也一个个遭到清算。大学士陈循是景帝时期的决策者之一，自然首当其冲。他逢迎景帝，带头易储，废黜朱见深的东宫太子储位，自然深为英宗憎恨。但陈循心存侥幸，自恃有恩于徐有贞，又灵机应变地参与草拟英宗的复位诏书，冀图徐有贞会为他说几句好话。孰知徐有贞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不想跟他沾上任何关系。英宗虽然没有杀他，仍然罪加一等，贬官充军铁岭之前还特地下令打了他一百廷杖。
与陈循一同谪戍铁岭的还有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吏部左侍郎项文曜等人。俞士悦、项文曜被认为是于谦的死党，而江渊素以投机取巧著称，他还被怀疑是广西土官黄竑所上易储疏的作者，因而遭英宗忌恨。
英宗颇爱才，复位之日即召内阁学士高谷和商辂于便殿，温言安抚他们，让他们起草复位诏书。复位诏要废除前朝许多不利于民的弊政，其中军队将领许多扰民敛财的特权都在废除之列。石亨特地找到商辂，密嘱他不要将这些特权写进诏书。耿直的商辂不买他的账，说：“祖宗旧制，不敢随便更改。”因而得罪了石亨。石亨怂恿言官弹劾商辂与于谦、陈循朋比为奸。商辂再次被关进诏狱。
商辂于狱中上书自诉，说就在“夺门之变”那天，他与王直、胡濙等曾上书景帝，请求复立沂王为东宫太子，由他起草的复储疏当晚来不及递送进宫，“夺门之变”即起。现在复储疏尚存于礼部主事姚夔处，可以查验。
哪知英宗看过复储疏之后，极为愤怒，说商辂所拟疏中“陛下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没有直接提到沂王见深，是“诈言取巧”。当时宦官兴安在旁边，他不顾自己已经失宠，秉着一贯的直率说：“商辂没有取巧，取巧的是徐有贞！当年他倡议南迁，倘若真的南迁了，不知将置陛下于何地？”
英宗听兴安这么一说，默默思量了很久，终于赦免了商辂，只将他削职为民。
在景帝病重时，王直等聚集大臣商议复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内阁学士萧镃却持反对意见，说：“沂王既已罢退，不能再册立为皇太子。”就是这句话惹恼了英宗，也将他削职回籍。
另一个公开反对复立沂王的是左都御史萧维桢。“夺门之变”后他见形势不对，极力巴结徐有贞、石亨，成为他们的打手。参与审讯于谦、王文时，极尽栽赃陷害之能事，欲置他们于死地，用以讨好新的当权者。但英宗却讨厌这种两面三刀的人。都察院是朝廷的重要部门，不能留用这种小人，遂把他放逐到南京都察院任职。同时下放南京的还有户部尚书张凤。
还有那位在朝堂中率众群殴王振党羽、打死马顺等人因而名闻天下的王竑，先是由浙江巡抚降为参政。后被石亨、张等参劾，英宗将他削职为民，送江夏管制。半年后英宗偶然翻阅到王竑的一篇奏疏，其中有劝谏景帝“正伦理，笃恩义，善待上皇”之句，深为感悟，旋即命当地解除王竑的管制，送归故里善待之。天顺五年，战事又起，朝中无人可用。英宗急召王竑赴京参赞军务，与都督冯宗击退孛来。宪宗即位后升王竑为兵部尚书，屡立功勋。但他深感朝廷积弊，叹道：“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吾可以行也！”他五次上书称病辞官，居家二十余年，宪宗多次诏其出仕，都被他婉辞。
与于谦一同被捕的还有都督范广。范广英勇善战，在北京保卫战中屡立奇功，深受于谦信任。范广为人正直，对总兵官石亨的嚣张跋扈和贪婪腐败，敢于揭发和抵制，因此石亨对他恨之入骨。张因与范广争权矛盾很深。于是二人挟嫌报复，诬陷范广是于谦谋立外藩的帮手。英宗下令将范广处以磔刑，其子范升充军广西，妻女赐予降卒，备受凌辱。
张因为与杨洪之子杨俊有过节，便向英宗揭发杨俊镇守永宁、怀来时，下令士兵不许开门接纳英宗。又诬告杨俊曾说英宗返回北京“将是祸本”。以此来激怒英宗，将杨俊斩首弃市。
英宗复辟后不久，就有人将上易储疏的广西土官黄竑之子永清左卫指挥同知黄瀚绑缚送到锦衣卫，英宗下令将其发配万全右卫充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