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子朱祁镇

审判进行得很顺利，石亨见连童先的事情都被挖出来了，知道大势已去，只得低头服罪。
两天后，廷审判决：“石亨诽谤妖言，图谋不轨，具有实迹，彼亦供认不讳。依《律》以谋叛罪论斩，籍没家产。”
这次英宗不再迟疑地批准了这个判决，并派遣内官会同锦衣卫、御史去查抄石亨叔侄在北京、大同、陕西渭南、山西蒲州的家产。
石亨下狱二十多天后，便瘐死于刑部大狱的特别狱室中。当时正值春分前的停刑期，且英宗对处死石亨不想太张扬，“瘐死”是个恰当的办法。一个犯人想瘐死他挺容易，一连几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饿死也得渴死。
石亨死后，因他被判斩刑，法司请斩首枭示，且将其罪行张榜天下。英宗不想张扬此事，让监狱将他完尸埋葬。
四天之后，定远侯石彪终于被带出黑牢，拖着沉沉的镣铐锁链押赴市曹，这位在战场上杀人无数的虎将最终死在了刽子手的刀下。
石亨的侄孙石后是天顺元年的进士，他是石家唯一的读书人，本来前途无量，因为石亨之罪连坐被罢黜为民。但法司并没有放过他，称他捏造妖言“土木掌兵权”。此话在京城流传，众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都督杜清是石亨门下的得力干将，原来“土木掌兵权”应在他身上。意思是石亨虽败，将来兵权仍会归杜清掌握。
结果可想而知，杜清没有尝到兵权是什么味道就挨了一刀，和石后一道斩首弃市。石后被诛，石氏就断了香火，煊赫一时的权门石氏终于曲终人尽，烟消云散。
第三十四章 从入侵到乞和
一 惩治石党余波
在石亨擅权的两三年中，卖官鬻爵已是家常便饭。不仅是他掌管的京营武职，将士的升迁全凭他一句话；就是各部的文职官员，他都能卖放自如。因此各地的官员想要弄个京官当当，无不奔走于他的门下。
石亨素好贪财，卖放一个官爵少说也要得银千两，多的甚至上万两。同时他也借此在各部培植自己的势力。试想自己是托石氏之福买来的官爵，哪有不听命于他的道理？
当时京城有“朱三千，龙八百”的传言。朱是指郎中朱铨，他的官位是三千两银子买得；龙是指龙文，他花八百两黄金得到一个京营都指挥的虚衔，风光了不到半年就被撤了。幸亏那位想用三千两银子买个翰林当的老兄没有实现他的愿望，否则堂堂的文苑翰林充满铜臭，真要斯文扫地万劫不复了！
李贤在事后与英宗谈论石氏的覆亡，仍然心有余悸地说：“如果石彪得以镇守大同，实在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在京武官多出于石亨门下，而石亨又执掌兵权。天下精兵无如大同。一旦有变，他们叔侄内外勾结，其祸难以预料！到那时再想扑灭，朝廷已经无能为力了。现在回想起来，能及时除此大害，一是得福于皇上的英明果断，二是得助于祖宗在天之灵的暗中庇佑。由此可见社稷绵长悠远之兆。”
石氏覆亡，人心一时称快。孙太后家乡彭城卫指挥使蒋谦却公然为石亨叔侄鸣不平。他说石亨、石彪并没有犯叛逆罪，完全是因为逯杲的陷害所致。还造谣说孙太后曾梦见石亨在她面前喊冤。彭城卫的军士们一传十、十传百，将这谣言传到锦衣卫校尉的耳朵里，马上报告给皇上。英宗得知此事，立即下令将蒋谦和传播谣言的军士逮捕审讯，送交刑部拟罪，后来蒋谦依《律》处斩，传播谣言者都送铁岭卫充军。
不过在清理石亨余党中，在雷厉风行的同时，也难免泥沙俱下伤及无辜。锦衣卫指挥使刘敬曾是逯杲的顶头上司，可能得罪过逯杲，这次也被定为石亨的党羽，依《朋党律》判处死刑。右佥都御史韩雍当时协助寇深处理都察院事务，他看到刘敬的罪状中并无阿附石亨的具体事例，仅以刘敬曾经在石亨的办事处吃饭便指证他是石亨的党羽。韩雍怀疑可能是逯杲等人挟嫌报复刘敬，他素来鄙视这些专门伺察别人的检校人员。
韩雍对寇深说：“朋党，必须是曲从迎合石亨扰乱朝政的人。根据吃一顿饭就定为朋党，岂符《朋党律》的本意？况且石亨势盛之时，经常有大臣出进石亨家门，他们不判罪，为什么唯独要判刘敬的罪呢？”
寇深认为韩雍讲得有道理，故请示皇上将刘敬释放。
户部尚书沈固是石亨的党羽，他老奸巨猾，事先感觉到石亨将会身败名裂，于是提前申请退休，以图避祸。英宗批准了沈固致仕的申请，却深感户部尚书的人选难于物色。因为户部管理钱粮财赋，极易出现贪腐现象。难得物色那种既不贪财，又能胜任繁琐复杂的财税收支的大臣。英宗为此颇感忧虑，户部尚书的人选一直没有定下来。
后来英宗向李贤咨询。李贤说：“臣以为只有召回已经退休的年富出任此职。他素以执法刚正不阿著称，任大同巡抚时连石亨叔侄都畏惧他三分。”
英宗表示同意李贤的看法。但是因为年富曾在大同抑制弹劾镇边宦官的贪腐行为，皇上左右的人都不喜欢年富。他们私下对李贤说：“李公不要再推荐年富了。”李贤默不作声。
后来，英宗终于作了决定，他召见李贤说：“户部尚书之缺，恐非年富不可。”
李贤说：“只是颇有人不喜欢他。”
英宗说：“正因为年富执法严厉，故不招人喜欢。户部之事关系国计民生，怎么能照顾某些人的私情？”
于是英宗决定召用年富出任户部尚书。
石亨死后，英宗常常念及在“御史案”中被无辜罢黜的耿九畴、轩等人。因为他们是他素来赏识的廉吏。当时自己屈从于石亨、曹吉祥，将他们下放和致仕完全是错误的决定。
不过皇上是不会认错的，最多不过悄悄地改正自己原来的错误。于是英宗重新任命耿九畴为南京刑部尚书，主持颇为重要的南京都察院。轩从家中召回任右都御史，总理南京的粮储，这也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职位。
吏部尚书王翱年近八十岁，耳朵还有些背，上朝议事身边总要带一个书郎为他记事。英宗想为他早些找一个接班人，熟悉吏部的事务。他让王翱自己举荐。王翱遂与李贤商量，他们推荐了当时巡抚直隶的副都御史崔恭。经过考察，英宗甚为满意，认为崔恭确是合适的吏部接班人选。于是下令调崔恭回京，出任吏部右侍郎。
崔恭在巡抚南直隶时，曾主持疏浚漕河，治理吴淞江，从昆山至上海又至嘉定的卞家渡，疏浚江河一万四千余丈。又浚曹家巷、新泾诸水，当地民众称曹家巷为“都堂浦”，纪念崔都堂的德政。
南直隶有个姓欧的御史，在提督乡学考试时徇私枉法，对考生的黜留多不公平。被罢黜的考生不服向巡抚崔恭投诉。崔恭一一亲自考试，取其中文笔优异者檄送入乡学。后来这些考生果然有中乡试的，甚至有登进士的。
在当时的官场上，很少有巡抚能够纠正同级御史的错误。因为御史是言官不好惹，弄不好他会参劾你。像崔恭这样认真办事的人确实少见。大概这就是王翱、李贤赏识提拔他的原因。
二 孛来南侵劫掠城池
天顺四年八月，塞外秋高马肥时，鞑靼部落的孛来纠集毛里孩等分三路从大同、威远以西向南进犯。大同总兵官李文和宣府总兵官杨能率兵抗击敌军。因为孛来的骑兵来势凶猛，李文等惧怕敌人的锋芒，只是固守城堡采取消极的防御，轻易不敢出战。
孛来与毛里孩此次南侵有些奇怪，清一色的轻装骑兵，没带任何攻城的重装备。倒是在骑兵队伍后面拖着长长的一队空载的勒勒车，显然是准备入关饱掠一番，以备过冬之需。
孛来见明军只是消极地固守城堡防御，他也不攻城略地，长驱直入地直抵雁门关，在这里打了一仗。守关将士兵少，挡不住鞑靼骑兵的轮番攻击，尽皆血染雄关，壮烈牺牲。
孛来与毛里孩分兵袭击沂州、代州、朔州等繁华的通衢街市，肆意地烧杀掳掠，无所不为。直到他们的数百辆勒勒车尽都塞满了抢劫来的金银、布匹、粮食和各种日用器具等物，才心满意足地缓缓北归。估计今年迤北营地的大大小小的蒙古包里，都能过一个暖和富足的严冬。
可是山西的忻州、代州、朔州等城市，经受了这次大规模的烧杀洗劫，烧焦的房屋、残垣断壁随处可见。居民惊慌失措，竞相逃奔。有的沿途乞讨，拥入京师，逢人便哭诉惨遭贼寇烧杀掳掠所受的苦。致使京城的百姓也开始人心惶惶，深恐当年也先入侵的悲剧重演。
当时情报不通顺，也不清楚孛来等此次大举南侵的目的何在。李文、杨能等也只图守住要塞，不被敌人攻克就是万幸。石彪被诛死后，没有一个能冲锋陷阵的骁将抵御敌寇，也使人们对恣横不法的他存有几分怀念。
英宗召集大臣们紧急商议御敌之策。兵部奏请派遣将领率京营兵马开赴大同。皇上深知石亨败亡后，京营将帅不整齐，士卒缺乏训练，仓促上阵，其战斗力何堪御敌？李贤建议在京军中精选两支劲旅，分别到紫荆关、倒马关驻扎。并非想和敌寇对抗决战，一则是为了安抚人民，一则是使敌人知我有备，不敢继续深入。
李贤并不像当年的于谦长于军事战略。鉴于目前京营的现状，也只有这样布置兵力才妥当。英宗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说：“京营开赴大同，路途遥远，行军迟缓，于事无补，只能白白使人马疲劳，还易遭敌寇中途邀击。唯有驻守关口的计策可行。”
这大概是土木堡的惨败把英宗吓怕了。那一次就是因为数十万大军长途征战，被也先抄了后路，弄得全军覆没，连他自己都做了也先的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