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又笨又慢平天下

  这封信情绪颇为激动，但又不失分寸，李鸿章同意缩手回来，刘铭传如有神助，大病立即好了，李昭庆宣称他也需要透透气。二人都走出卧室，听从曾国藩的调遣。
  表面上看，一切都好，其实艰难还在后头。
  只有苦劳
  曾国藩“四地驻防、机动部队追击”的军事方略其实就是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理论上，这种办法天衣无缝，但实践起来，就发现这是纸上谈兵。
  四镇之间相距数百里，空隙极大，捻军往来穿行，流动自如，纵横驰骋于河淮之间的千里平原上，根本不必和四镇沾边。曾国藩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产生的效果和僧格林沁一样：苦劳无功。
  曾国藩经过多日的反思，重新调整战略：仅留少数弱兵驻防徐州、济宁、周口、临淮，又加了个归德镇，剩余的士兵全部充当游击之师，分数路跟踪追击捻军。
  他本以为这样能收到奇效，想不到仍是徒劳无功。这缘于他部队的质量，1865年初冬时，经过毫无质量的扩充，曾国藩剿匪部队已达七万人，但真能打的只有刘铭传兵团。捻军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刘铭传在山坡出现，捻军马上就在山谷消失。
  不过对于曾国藩的其他游击部队，捻军就毫不客气了。先带着对方绕圈子，绕得对方气喘吁吁，突然调头，以骑兵猛冲，步兵在后面砍杀。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刘铭传兵团四处找捻军，很怕找不到；而其他兵团四处躲着捻军，很怕霉运当头和捻军撞上。
  于是，天下人都看到一个奇异的画面：捻军在各地龙腾虎跃，曾国藩的人马则萎靡不振，焦虑愁苦。
  尤其是河南反对捻军的民众绅士们，对曾国藩这种消极战略大为不解，气愤难平。他们举例说，当年僧王（僧格林沁）睡觉都不下马，一日急行军数百里，追击捻匪，金戈铁马、刀光血影，好不快活，好不惊艳。可现在曾大帅，就像是被霜打的茄子，自他和捻军开战以来，从他那里就从未传出过任何振奋人心的消息。这样打，恐怕……
  这也是慈禧的忧虑，她觉得曾国藩太懦弱了。其实只要她肯回顾，就知道这本来就是曾国藩打仗的风格。曾国藩向来避免短兵相接的战斗，他希望把敌人围死，或者是让敌人来攻，防守永远比进攻的成本低。
  曾国藩曾对人说，带兵的第一戒就是：先保存自己，活下来。离开这一戒，其他都是扯淡。
  在和捻军交手多次后，曾国藩不无忧虑地说，“我打不了这种仗啊，当初和太平军打，只有在突然遭遇时才偶尔短兵相接，这种场合几年都遇不到一次。可现在和捻军打，只要碰上，处处都是短兵相接，我不擅长这种打架风格！”
  所以当慈禧的圣旨斥责他太过迂缓，不如僧格林沁勇猛时，他平静地“反驳”道：“僧格林沁只是表面勇猛，下场如何，大家有目共睹。捻军不同于太平军，我还在琢磨具体的战法，少安勿躁，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他劝人家不要心急，他自己却已心急如焚。驻防和机动部队跟踪追击无法奏效后，他又别出心裁想到自认为很妙的一招：防河。
  所谓防河，就是利用自然河道限制捻军的活动区域，这自然河道包括运河和黄河。
  1866年3月，曾国藩把指挥部从徐州移至济宁，沿途勘察运河、黄河，根据自然地形划出若干区段，由直隶、河南、山东各省的部队和淮军分段设防。
  三个月后，仍毫无效果。刘铭传对他说，捻军现在聚集在河南省沙河、贾鲁河以西以南，咱们应防守沙河和贾鲁河。
  理论上，这是个好计策。它可以把捻军阻遏在沙河、贾鲁河以南以西，然后将其逼向河南、湖北交界山区，在这种地区，捻军的骑兵无法发挥威力，政府大军可将其围困歼灭。
  他的将军和幕僚们都认为这是绝佳之策，端起桌上的碗就要喝庆功酒。曾国藩却摇头叹息，对人说：“人的运有数，可能我的运气用完了。如果这次再有闪失，我离下台就不远了。而我预感到，这次肯定会有闪失。”
  曾国藩会看相，善占卜，但很多时候都会看走眼，占十卦只能准一回。幕僚们认为他一直神经紧绷，是在说胡话，所以不加理会。
  曾国藩却认真起来，当将士们都在专心致志、信心十足地防河时，他却在驻地的办公室里踱步，嘴里念念有词道：“要完！要完！”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在他乌鸦嘴似的“要完”时，真的完了：1866年中秋节的第二天，月光铺满整个贾鲁河上游，赖文光找到了清军设防最薄弱的地方，成功地冲过贾鲁河，奔进了更广阔的天地山东。
  赖文光以这次极有质量的军事行动宣告了曾国藩防河之策的失败！
  曾国藩听说捻军冲过了贾鲁河，一屁股坐进椅子，神情却出奇的冷静。对于预料到的事，任何人都不会过于激动。有幕僚听到他嗫嚅道：“真完了！
  的确真完了！
  指责、攻击，甚至是谩骂的弹劾如雪片般飞来，慈禧竟用心险恶地把这些弹劾文件摘抄给曾国藩看。这不是他第一次受到京官们的弹劾，他带领部队刚上战场时，就有京官指控他行事缓慢，难担大任，应该换人。接下来，他的各种计策接二连三地失败，弹劾他的奏折更是不胜枚举。
  没有证据表明，这是慈禧的授意，但慈禧的确无时无刻不在让曾国藩知道，有官员对他很不满。曾国藩每次收到别人弹劾他的消息时，都会精力大减一回，减到1866年10月时，他已无精力可减。
  他头晕眼花，癣病也意料之中地加重。正所谓“祸不单行”，正当京官们纷纷向他投射抨击之箭时，他弟弟曾国荃又为他雪上加霜。
  曾国荃本来在家韬光养晦的，1865年年初，中央政府问他：“你的病应该好了，上班否？”
  曾国荃气呼呼地回答：“上不了。”
  1866年6月，曾国藩在剿捻前线屡屡失利，突然想到凭一己之力攻陷金陵的曾国荃，继续问他：“病好否？”
  回答：“好不了。”
  再问：“湖北巡抚做否？”
  回答：“等我问下我老哥。”
  曾国藩给他的答复充满忧伤：“你老哥我陷入泥潭，无法自拔，已无暇且无资格顾及你，你掂量着来吧。”
  曾国荃给老哥回信道：“我愿助你一臂之力。”
  接着就给中央政府回了信：“我病好了。”
  中国古代官场中有一种病，全凭个人意念就能让它来去如风，我心主宰疾病。
  曾国荃到湖北担任巡抚后，老哥曾国藩在战场上表现得越来越蠢。赖文光冲过贾鲁河时，整个帝国都受到震动。因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全在曾国藩身上，有人甚至说，赖文光渡过的不是贾鲁河，而是曾国藩的阴阳河。
  曾国荃在湖北也听到这种论调，他也看到很多官员尤其是湖广总督官文阁下，眉开眼笑，连吃得都比平时多了。
  曾国荃如一头狂怒的野兽，他无法直接助力老哥，但可以从外围为老哥排忧解难。他的办法是弹劾官文！
  官文原本和胡林翼关系不错，在胡林翼的周旋下，官文积极支持湘军。不过胡林翼死后，官文对湘军的态度就逐渐改变。这本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官文是体制内的，从心里就瞧不起体制外的湘军。当初和胡林翼关系好，全因个人友谊，另外就是胡林翼很善于社交，把他捧得很舒服。
  曾国荃弹劾官文，说他有四大罪。其实，任何一个人做官多年，都有大罪，说官文有四大罪，显然是低估他了。
  曾国荃的脾气明显不如曾国藩，所以弹劾文写得异常粗暴，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不惩治官文，他曾国荃绝不罢休。
  在弹劾官文之前，曾国荃得意洋洋地告诉了老哥他即将采取的行动。
  曾国藩劝他说：“这件事先放一放。这种官司即使侥幸获胜，众人也会对你虎视眈眈，一定会寻找机会发泄他们的愤怒。虽然官文不可能报复，但其他人会替他向你报复。你老哥我经历这种事太多，看得非常清楚。
  “凭你现在的影响去弹劾官文，也是火候未到，想替他报复的人一定会蜂拥而起。如果他在公事上不十分掣肘，何必要使用这种严厉的手段呢？
  “我们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也高，朝野上下都将我家视为天下第一家。兄弟啊，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应该专心讲究宽和、谦虚，也许才可以在高位而无危险。”
  曾国荃看到这时，挤眼皱眉：“老哥你真是杯弓蛇影，每天都活得心惊胆战，累不累啊。”
  接着向下看曾国藩的大道理：“如果你直接向皇上直陈官文的事，那么外人都会怀疑我们兄弟是经过了周密的策划后才这样做的，到那时，我们即使有一百张嘴也无法辩白；而且你这样做，有人就会指责你仰仗过去的功绩，仰仗皇上的器重，仰仗显赫的门第，这样高处招风的景象就显示出来了。
  “咱祖父常常教导人说，‘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所以我们应在大功告成后、位高权重时，常常想到退休藏拙，我准备先行引退。你如果还这个时候弹劾官文，我就不能顺利引退了。我希望你平平和和干一二年，等我上岸以后，你再去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
  曾国荃叫起来：“什么‘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老哥糊涂了，哪里是岸哪里是塘都搞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