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之魂.星辰谱

北伐时，孙炳文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1927年4月，他奉党组织命令从广东经水道赴武汉。中途，上海发生“四一二”政变，由于汉奸褚民谊告密，船抵上海时，他被蒋介石特务和法帝国主义巡捕逮捕人狱，蒋介石密令速将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处决。一周后，孙炳文牺牲在上海龙华特务处。烈士临刑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任锐也是一位革命前辈。她参加辛亥革命时，来往于平津之间，为同盟会运送军火，身揣炸弹，随时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在“三一八”惨案中，她怀着尚未出世的幼女，在北京临时政府大门前和革命群众一道，同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搏斗，腹部被踩受伤，坚持战斗。孙炳文罹难后，任锐同志坚持地下工作，继续和敌人作斗争，历尽艰难险阻。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和三个子女（孙泱、孙维世、孙名世）先后到了延安，留下一子一女隐蔽在国统区，由烈士的好友照料和抚养。任锐在解放区工作时，从不计较工作岗位是什么，上级给她的任务她都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她总是把大家的利益当做自己的利益，从来没有私人打算。大家都热情地称呼她为“妈妈同志”。她给儿女的诗中写道：“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
    早在北伐之前，周恩来在广州领导孙炳文等秘密集会时，5岁的维世就开始担当起放哨的任务。她趴在窗口看着窗外的动静，有陌生人来，她就向爸爸和伯伯叔叔报信。有时，孙炳文抱着她上街办事，她就在爸爸肩上认真地观察，看有没有人在她爸爸身后盯梢。孙炳文罹难后，任锐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经常转移住处，每次转移，七八岁的维世都紧张地帮助妈妈销毁秘密文件。而在销毁文件时，妈妈就告诉她，共产党怎么好，国民党怎么坏。她从小就在听“党课”。从9岁到16岁，她跟着妈妈颠沛流离，有机会就上学，没有机会就不上学。有时妈妈把她隐蔽在地下党所领导的群众团体里。
    1937年，16岁的维世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办事处的工作同志不认识她，觉得她太年轻，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她站在门口不肯离去。刚好周副主席从外面回来，看见她伤心地在道旁饮泣，一经查询，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老战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马上把她叫进办事处，一把抱住她，仔细端详着、追忆着这个早在广州就熟识的孩子，禁不住连声叫道：“孩子！孩子！……”不久，周副主席和邓颖超派专人将维世护送到延安，以后，常常写信给她，对她进行鼓励和教育。二老缅怀忠烈，对维世视同己出，并且写信给任锐说，愿把这个烈士遗孤当做他们自己的女儿，任锐很高兴。周副主席还写信告诉维世说：“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维世对周副主席和邓颖超非常尊敬和热爱，把二老当作亲生父母一样，经常去看望或住在二老身边，每当他们团聚时，充满着革命家庭的天伦之乐。
    1938年，17岁的维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先后在抗大、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老一辈的同志们都把她看成党的女儿。1939年，毛主席亲笔批示同意维世到苏联去学习。周副主席和邓颖超亲自带维世乘飞机飞往莫斯科。
    维世在苏联经历了斯大林领导的整个卫国战争，学习了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革命精神。起先，苏联有关负责同志关心中共烈士后代，把她安置在外国人住的、受到照顾的环境里，但她不肯接受。她说：“毛主席是派我来学习的，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她很快离开了较舒适的环境，同苏联普通公民一道生活，一道排队领取每日配给的口粮，一道到工厂参加义务劳动，到医院参加救护伤病员工作，为伤员输血……在艰苦的条件下，她始终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一直坚持学习，先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戏周学院的表演系和导演系。
    1946年，她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向毛主席，接着又向周副主席和邓颖超汇报她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和她在卫国战争时的见闻。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邓颖超都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殷切的嘱咐。她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指示下，背上行李，到陕西葭县和山西三交县等地投入了土改运动。她写信给一道回国的留苏同学说：“我现在才真正感到为贫雇农的切身利益，才会有坚定的阶级路线，才能收获到无穷的戏剧材料……”她写这封信时才二十五六岁。解放战争期间，她随军在陕西、山西、河北等地工作，并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战役。她在前线用文艺形式及时地、出色地宣传了党的有关政策。
    1949年解放北平时，她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道扭着秧歌人城。不久，大家带着一批人城前在她亲自指导下排练好的优秀文艺节目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汇报演出。毛主席接见大家并鼓励道：“你们演得很好！”1949年12月，毛主席赴苏联会见斯大林，她担任代表团翻译组组长，一直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身边从事机要工作，受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表扬。
    新中国成立以后，维世是全国政协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她几次出国从事政治活动，而她的主要精力是从事戏剧工作。她翻译介绍了有关苏俄著名戏剧家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著作，翻译了欧洲古典名著《一仆二主》、《女店主》；她导演了名剧《保尔？柯察金》、《巡按》、《大雷雨》、《万尼亚舅舅》和《求婚》等。维世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总导演、副院长，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党总支副书记、总导演、副院长并兼任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班主任等职。
    从1950年到1966年，她始终不渝地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以文艺为武器，紧密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斗争任务。她导演了《一场虚惊》、《西望长安》、《百丑图》、《桑洋河畔喜事多》、《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瘟神》、《黑奴恨》、《汾水长流》等剧以及儿童戏剧《马兰花》、《巧媳妇》等剧。
    她热心从事高等艺术院校的戏剧教育工作，还通过为首都三个中央直属话剧院导演的许多话剧，为我国话剧事业培养了许多新人。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她经常得到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和指导。1963年12月，毛主席对文艺工作作了重要的批示，她认真学习，立即响应。她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于1964年春到大庆安家落户，和大庆职工、家属实行“三同”。周总理还几次指示她“学习社会”。邓颖超送给她《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单行本，鼓励她坚持下去。她在1964年3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到萨尔图已快20天了，时间过得真快，也过得很充实。这些最可爱的人，平凡的英雄，我要好好向他们学习，来写他们，演他们，歌颂他们。为这个，我应好好扎下根子，到一个具体的单位。今天来到了三矿，这也就是说我的愿望达到了……”正如一位大庆油田的代表在声讨“四人帮”罪行时追忆说的：“我们的孙维世同志一到大庆，就满腔热情地深人到职工、家属中来，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点架子都没有。她发扬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革命热情，走遍井队和家属基地，和各种不同经历的职工家属谈心、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生活和斗争，还热心地帮助他们学习文化，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的维世同志在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不嫌脏和臭。她和家属们一起锄草，捡大粪，一起打‘干打垒’，还同‘假小子’卢菊跑到大草原去放牛。大庆家属干啥她干啥，大庆家属身上有多少泥水，她身上就有多少泥水。她从思想到生活都同职工、家属打成一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庆职工家属都尊敬地称她为“孙大姐”。
    维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在大庆党委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在大庆铁人王进喜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下，写出了歌颂大庆家属闹革命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并和大庆职工家属演出队一起到北京汇报演出，得到了周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的热情肯定和鼓励。
    可是，正是这个好戏，却被自封为“革命文艺旗手”的江青，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江青一伙对大庆红旗从来是恨得咬牙切齿的。这里简单举一个事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派人窜到大庆油田，在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王进喜同志的脖子上挂个大水桶，把他的头塞进火墙用天然气熏，用火烤，还用烧红的炉钩子在铁人的腿上捅了一个窟窿，又把铁人关进黑屋子严刑拷打，还让铁人站在几层凳子上，然后把凳子踢倒，铁人摔昏了就用凉水浇，又用“老虎凳”、压杠子等酷刑，硬逼铁人承认大庆红旗是黑的。铁人回答说：“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承认。”“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要把大庆红旗拔掉，并把《初升的太阳》这个剧和它的编导者孙维世连戏带人一齐消灭。
    江青为什么要陷害孙维世，还得从头说起。
    1935年，上海地下党和许多进步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租界”和“华界”都笼罩着白色恐怖。维世的母亲任锐将14 岁的孙维世改换了姓名，隐蔽在党所领导的“东方剧院”；后来又先后将她隐蔽在党所领导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以及它的后身“上海业余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