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之魂.星辰谱

后两个团体，正是当时江青借以隐身并求得“登龙”的两个阶梯。当时，江青虽曾隐身于一时，但她的心术不正、生活糜烂却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只不过大家暂时还看不清楚她的叛徒真面目。那时，任锐曾提醒过维世不要同江青接触，所以维世对她远而避之。
    1937年，维世在延安学习时，江青也混进了延安。这个叛徒一见维世就表示非常“亲热”。维世很警惕。1946年维世从苏联回到延安后，“峥嵘未露”的江青找上门对维世花言巧语，假献殷勤，后来却情不自禁地作了一点点自我暴露。她问维世道：“你看我现在怎么样”？维世不明其意，反问“什么怎么样？”江青不冷不热地哈哈一笑，指着维世说：“你这个‘草包’……”经她这么一笑一指一骂，维世就只好说：“很好呀……”不料江青突然把面孔一板，阴沉地说：“一点也不好！我吃够苦哩。我一定要收拾他们……”维世听了十分惊讶，不懂她所指何事何人。这个叛徒又假惺惺地向维世表示什么：你是周副主席、邓大姐的女儿，我是夫人，以后要好好“团结”……维世沉默不言，深感此人居心叵测，难以捉摸，从此对她更加敬鬼神而远之。
    1950年初，维世跟随毛主席和周总理从苏联回国后，那个伪装不问政治的江青，一再要维世去看她，维世有戒心，没有去。同年10月14日，维世和金山结婚时，江青携带礼物来参加婚礼。她还没坐定，就把维世拉近低声说：“你为什么不上我那儿去？”心直口快的维世反问：“有什么事？”她说：“还不就是讲讲你跟主席出国的事情嘛。”有关毛主席出国的事情是党和国家的机密，江青为什么一再要打听？维世当然不去。1964年，维世从大庆返京向总理汇报工作时，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总理召集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座谈会，意外地发现江青坐在身旁― 那时江青已经借搞革命现代京剧为名，开始插手文艺界― 她叫了声“维世”，低声地但却威胁她说：“你排了不少戏哩（按：指维世导演过几个所谓‘名洋古’的外国戏），有没有问题啊？！这下该到我那儿去去了吧。”但事后维世还是不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江青告诉卖国贼林彪的死党叶群说，孙维世是她的仇人，要叶群把孙维世抓起来。她们的交换条件是江青也替叶群抓仇人。从1967年到1968年3月1日，发生了以下情况。
    大街上出现反对陈毅副总理的大字报。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要维世“证明”陈毅副总理反对毛主席。维世说：“我不知道，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外调”人员说：“陈毅是应该打倒的。你对陈毅是什么看法？”维世说：“陈毅副总理热爱毛主席，身经百战，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大功臣。”
    大街上又出现诬蔑朱德委员长的大字报。又有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多次逼迫维世说：“你要交代同朱德的关系，应该揭发朱德。”维世回答说：“朱德是人民军队的总司令，是毛主席的老战友。我非常尊敬他，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一个深夜，又有两个所谓“外调”人员闯进维世家，先把朱德委员长诬蔑了一大顿，然后逼着维世“交代”同朱德委员长的关系，“揭发”朱德委员长的所谓“罪行”。维世忍无可忍，拍桌大骂，把两个所谓“外调”人员赶出大门，使劲地把门碰上。
    又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逼着维世揭发她的胞兄、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涣同志的所谓“特务罪行”。维世问：“你们有什么根据说孙泱是特务？”“外调”人员气势汹汹地说；“是首长江青当众宣布的。”维世冷笑了一声，不予回答。
    差不多同一时期，街上贴出许多诬蔑大庆铁人王进喜的大字报，胡说王进喜是“假标杆”，是什么“国民党”……维世非常愤怒。
    一个清晨，北京城里又突然发生一件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长安街上竟然出现了诬蔑8亿人民敬爱的周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紧接着又有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逼维世“交代”关于周总理的事情。他们连骂带讽刺地反复追问，把嗓子都叫嘶哑了。维世始终一言不发，拒绝回答……
    在出现上述情况过程中，维世考虑这许多来历不明、行动诡秘的所谓“外调”人员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他们为什么敢于这样猖狂地诬蔑、攻击、陷害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们，敢于打击迫害身经百战的老帅们，还有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和老干部呢？维世为此常常夜不成眠。
    在这段时间里，她曾给江青写信，针锋相对地诉说孙泱不是特务，要求中央文革调查澄清。上书没有回音。1967年秋，江青、陈伯达等在接见红卫兵时，异口同声地诬蔑长期在朱德总司令身边工作的孙泱是“特务”。江青变本加厉说什么“孙泱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特务”。这伙真正的叛徒、特务讲话几天后，孙泱被迫害死于人民大学。维世又曾为大庆铁人王进喜遭受迫害而上书敬爱的周总理，说明王进喜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不久，王进喜被解放来北京。王进喜到北京后，冲破阻挠，设法找到了孙维世，并说：“是毛主席、周总理救了我。周总理已经接见了我……”不料话音刚落，有人唆使不明真相的群众闯进家来，把王进喜轰出了大门。
    之后，1967年12月的一天，突然有六七个公安人员来到机关，把金山带回家，这时孙维世正在家中。一个公安人员对金山说，他要代表政府“拘留”金山，说完突然大叫一声“走！”维世在旁大声质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他们厉声对维世说：“没你的事！”金山想回头告诉维世要她安心，但六七个人不由分说，连推带拉把金山架上了汽车。金山想回头但回不了头，真是“亲人永别离，生死两难分”！维世和金山就这样永别了！
    他们以所谓“特嫌”罪名把金山抓进了监狱。有没有证据？没有！用不着任何证据。他们还威胁维世说，逮捕金山，是所谓国家机密，说了要杀头。金山被抓走以后，他们在维世家翻箱倒柜，大肆搜查，把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维世珍藏的当翻译组长时和毛主席一起拍摄的许多张照片，毛主席的亲笔字，周总理、邓颖超和孙维世合拍的许多照片和给维世的许多书信。此外，还有江青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写给维世表示亲昵的亲笔信，还有康生在50年代写给维世的长信（信中对封建文艺作了疯狂的吹捧，这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所谓“左派”出现的面貌判若两人），抄走并立即全部被送到江青手里。江青咬牙切齿地一边看，一边撕，亲手把毛主席、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珍贵文物销毁。至于江青和康生的亲笔信呢？在他们看来，当然也以灭迹为妥！不过，江青还留下一张照片，当作以后继续作恶的“武器”。
    金山人狱之后，维世四处寻找，毫无下落。她又给金山送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和衣物，也如石沉大海。约于1968年1月间，有人到金山家来销掉了金山的户口，维世不知金山的生死，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折磨。她到中关村去把这情况告诉她的妹妹孙新世，并说：“金山没有问题，他是总理领导下的地下党员。他只不过在30年代负责过一个戏剧团体，江青在那里当演员，他知道江青生活上一些丑事……”
    1968年3月l日，正在被强迫劳动的维世突然被套上手铐，抓进监狱。他们给维世捏造的罪名是什么“苏修特务”。用不着证据，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检法”已被林彪、“四人帮”一伙“彻底砸烂”了。孙维世被捕后两个星期，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借题发挥，无事生非，大发歇斯底里。那天江青住处有人给人民大会堂打电话，说江青还没有吃饭，人民大会堂连忙预备了晚饭。曾经担任过周总理卫士长的成元功当时在现场做警卫工作。他在门口等候着，他对江青说，晚饭已预备好，请她先去用饭。不料江青勃然大怒，胡说是总理在里面“开黑会”，不让她进去，大叫大嚷，诬蔑成元功是“坏分子”、“反革命”，甚至谩骂他是周总理身边的“一条狗”。这件事本来与孙维世毫无关系，但是江青反动气焰嚣张，竟又恶狠狠地当众大叫什么孙维世是总理身边的“一条狼”。江青丧心病狂，血口喷人，迫害周总理无所不用其极！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惨死狱中。周总理得知维世死讯后，立即下令解剖尸体，查明死因。他们却公然对抗总理的指示，把尸体烧掉了。5年之后，孙维世的专案组才把维世去世的消息通知她的妹妹孙新世。孙新世要她姐姐的骨灰，他们竟说：“已经（把孙维世的骨灰）当成反革命处理了，不留骨灰。”孙新世问他们为什么早不通知她？专案组居然回答说：“不知道孙维世有妹妹！”
    孙维世被害死在狱中之后，江青又跑到周总理那里，得意忘形地拿着一个纸卷在周总理面前挥舞，说：“这是从孙维世家里抄出来的。”周总理当着江青的面，拆开纸卷看，原来里面是一张1966年3月，周总理接见演出话剧《初升的太阳》的大庆职工家属演出队全体同志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