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之魂.星辰谱

这正是江青在销毁那许多照片时，仅仅留下的那一张。她当作大棒在周总理面前挥舞，其罪恶的矛头难道不清楚吗？！
    维世被捕前，感到处境险恶，和她妹妹孙新世约好，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三晚上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见面。姐妹俩抚摸着纪念碑前的栏杆，望着高大的英雄纪念碑，好像来到了为革命牺牲的父母兄弟面前，她俩慨叹着在解放了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革命烈士的子女竟连见面的自由都没有！维世无限悲愤地说：“妹妹，我是一个小人物，死了没关系，总理关系到党和国家，我们的总理一定要保着呀！……”她还说：“妹妹，哥哥不是特务，我作为共产党员，不能不反映情况。如果我写信后哥哥的问题清楚了就好了。如果写信后我也出了问题，那就是党里出了坏人，坏人要是不揪出来，那就是亡党亡国的大事。”她还讲过：“人一死，问题不好搞清楚了，无论如何不能死，我如果死了，说什么你也别信，那一定是被害死的。”这些话是烈士后代，中共党员孙维世同志的最后遗言。
    金山在狱中7年零4个月，一直以为维世还在人间。1975年，毛主席解放了金山，他回到原工作单位的院子，不见维世来接，还以为她病了。当时他想，现在我回来了，我可以好好照顾她。哪里知道，他亲爱的维世早在7年之前的1968年10月14日——金山和维世的第17个结婚纪念日——被林彪、“四人帮”害死在冤狱之中了！
    47岁的孙维世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至死不屈，没有讲过一句不利于党和人民的话。她一进监狱就被定为“关死对象”。当她被折磨得已经行走困难时，还有人不停地踢她；她直到死后才被取下手铐，尸体惨不忍睹。
 
第28章 监狱之星——张燕林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会忘记1967年在全国范围内刮起的那一股“揪叛徒”之风。薄一波等61位同志1936局决定，经党中央批准的。这一点，康生1943的会议，1944年他向延安党校作报告时，也专门讲过。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为了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竟闭起眼睛说假话，硬是诬陷这些同志为“反共叛党”。更为恶劣的是，他连在监狱中出生的一个孩子也不放过。据传，他曾晃着脑袋说：“61人叛徒集团，实际上并非61人，而是61个半。”康生所讲的这半个人是谁呢，就是“监狱之星”——张燕林同志。
    现在，张燕林同志已经离休了，但看上去面色红润，身体健壮，仍不失一位五大三粗的壮汉。他毕业于苏联莫斯科鲍曼高等工业学院，曾任中国驻原苏联、蒙古、几内亚等国的上午参赞，是一名知识渊博的高级工程师。
    张燕林生于1932年，父亲张友清、母亲艾静茹1931年在北平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关进了北平军人反省院，也就是草岚子监狱。当时母亲是怀着身孕人狱的。父亲曾带信给她说：在燕林出生的头天夜里，他在狱中听到过钟声和鞭炮声，那可能是正月十五（西什库大钟的响声），所以推算张燕林的生日是正月十六日。
    张燕林说，自己的身世大都是后来听老人们讲的。在一个阴沉寒冷的夜里，一声声婴儿的放声啼哭，打破了北平草岚子监狱的寂静。狱警慌忙跑到牢房前，弄得牢门上的铁链哗哗响。女牢里不时传来各种响动，男牢的政治犯们扒在牢门前，瞪着吃惊的眼睛。平静的牢房被搅乱了，狱警们跑动着、吼叫着、怒骂着……
    这一切，都压制不住婴儿的啼哭。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生命，当他脱出母胎后，头不抬，眼不睁，蔑视人间的一切，根本不把黑暗的牢房、如狼似虎的狱警放在眼里。他赤条条地降生在草垫子上，晃着小拳头，蹬着小腿，好像向反动派示威似的宣告，在这61个政治犯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反动势力的挑战者；又从那共产党员的母体中，分裂出一个旧世界的叛逆者。这个一丝不挂的孩子，被刘亚雄妈妈用牙齿咬断连接母体的脐带，轻轻地抱到怀里，兴奋地大声说：“是个男孩！是个儿子！是我们的监狱之星，希望之星！我们共产党人的接班者！……”她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竟然把赤体的孩子高高举起来。
    静茹妈妈睁开眼，瞅了瞅孩子，眼神里流露出无限的惆怅，她当时只有19岁，头胎生孩子，什么都不懂。在这黑暗的牢房里，孩子连块尿布都没有，怎么办？……
    亚雄妈妈的表情和静茹妈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胸有成竹，信心十足地命令着：“快！向男牢发信号，一是，宣告我们‘监狱之星’的出世；二是，孩子的尿布、被褥、衣服都要从他们大男人那里想办法。”
    信号发了过去，男牢立刻骚动起来。第一个向自己“开刀”的是孩子的父亲，当时北平市地下党的书记张友清。他脱下身上的衬衣，把后背下面一块布撕下来……接着是狱中中共特支书记薄一波，支委刘澜涛、杨献珍、安子文… … 找出自己最好的衣服，撕下最结实的一块布。你一块，我一块，很快集中了一叠子送进女牢。
    女牢里的阿姨们忙活着，飞针走线，眨眼工夫这个赤身裸体的孩子不仅有了尿布，而且有了小兜肚、小衣裳、小被子……
    穿的、用的解决了，吃的又是个难题。静茹妈妈在牢狱里受煎熬，哪来的奶水呢？在敌人的牢房里，政治犯们都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要在这个环境里养活一个孩子，谈何容易！但孩子毕竟是老一辈的希望，共产党人的接班人。
    狱中“特支”把如何养活这个小生命提到了议事日程，专门作了决定，无论如何要设法让这母子俩先出狱。
    张燕林的父亲张友清，原名学静，字新浓。早年就读于中国大学，192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后，曾先后任中共太和县县委委员，皖北特委毫县分特委委员兼鹿邑县县委书记。1931年他在担任北平市委书记时不幸被捕。父亲作为共产党要犯，上了敌人的名册。母亲艾静茹是作为家属被捕的，敌人虽然有怀疑，但并不掌握她的政治身份。母亲原是米脂县的中学生，参加革命后由组织上分配她去协助父亲工作，为了掩护两个人的政治身份，只好以假夫妻相称。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出生人死的战友一块工作，很快就产生了真正的爱慕之情，也就弄假成真，结为革命伴侣。
    母亲入狱后，一直装扮成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对什么事情都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特别是在燕林出生后，她把儿子也作为掩护身份的挡箭牌。敌人审讯时，她故意弄得儿子大哭大叫，在公堂上拉屎撒尿，搞得敌人毫无办法，只好把这位没有“教养”的农村妇女提前释放。
    燕林母子出狱后，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几经周折，来到了西安。在杜秉承的担保下，母亲到渭南小学当了教员。双十二事变后，汪精卫派飞机轰炸西安，母亲为了保护儿子被炸伤。在那缺医少药的年月，母亲在苦难伤病中挣扎，不幸于1937年5月离开了人世。母亲去世时，燕林只有5岁，但已有了记忆。母亲的遗体被埋到西安北富平县城南龙王庙的墙根下，当时那些燕林不认识的大伯大妈们让燕林披麻戴孝，走在抬棺人的前面，还教燕林摔瓦罐、烧纸、跪在坟头哭拜……母亲去世后，父亲虽已出了监狱，但仍顾不上照顾燕林。他被寄养在农民家里，和农家的孩子一块放牛、下地拾柴、搂草。在这期间，他常到母亲的坟地去，看着那长满野草的坟堆，忍不住偷偷抹眼泪。在那个时候，有些穷人为了谋生，偷偷扒坟挖墓，后来听说母亲的坟也曾有人想挖，那个挖坟人到坟地后刚刚举起镐头，就看到一条碗口粗细的大蟒，盘在坟头上，高昂着头，吐出了长长的红信，挖坟人被吓跑了。这个不知真假的传说，在当地群众中越说越神。说什么母亲是天底下的好人，死后自然会得到神灵的保佑，那条大蟒，就是上天派下来的护坟神。就因为有了这种传说，母亲的坟墓直到全国解放还保持完好。
    1938年初，地下党把张燕林送到了延安，进延安“保小”上一年级。延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革命年代，更因为它是陕北红军和中央红军长征后会师的地方而扬名于世界。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延安就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八路军、新四军的大后方，世界闻名的中国革命圣地。张燕林到延安后，一切都感到新鲜，心里充满了幸福。但有一件事，也常常使他苦恼。那就是每当同学的妈妈来学校，或放假接他们回家时，燕林心里就暗暗难过。他羡慕小伙伴们有妈妈，渴望也有个妈妈，他多么思念自己的妈妈呀！有时在睡梦中梦见妈妈，他能高兴地笑醒，笑醒后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又哭着睡着了。由于日寇轰炸延安，学校转移到安塞白家坪后，紧张的学习，多彩的生活，并不能消除燕林没有妈妈的孤独感。每当这个时候，老师、同学、校工叔叔和阿姨们，就会想方设法和他一起玩，逗他开心。有些同学回家回来，把好吃的分给他。那时候同学之间，真是情深似海，不管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还是普通红军的后代，相互之间没有界限，更没有父母职位差别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