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之魂.星辰谱

师生之间的情谊，更是胜过生身父母。记得1938年农历八月十五日，老校长吴燕生专门把刘虎生、丑续和燕林等烈士遗孤找去。他说八月十五是团圆节，特地让伙房给他们做了月饼，并亲自把月饼分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手里，还喃喃地说：“过节了，我们忘不了你们的父母，忘不了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同志们！”
    1939年，任北方局统战部部长的父亲到延安开会，特地把燕林从白家坪接到延安，整整度过了一个星期。和亲生父亲一起吃、住、散步，有生以来第一次照相……这是多么不平凡的一周啊！由于长期和父亲不在一起，这短短的7天时间，在燕林的一生中留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记忆！但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一个长期不在父亲身边的孩子，突然与父亲团聚，那是既熟悉，又陌生；既亲近，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隔阂。相聚是愉快的，但父子之情无法尽情表露，甚至在那位既关心疼爱儿子，又不能亲自教育、抚养儿子的父亲面前，在一周不算短的时间里，燕林连一句“爸爸”都没有叫出声来。临别时刻，爸爸爱抚地摸着燕林的脑袋，轻轻地拍着燕林的背，两眼满怀期望地看着燕林。燕林知道爸爸非常疼爱他，也深切地体会到爸爸多么希望他叫一声“爸爸”！他也想叫，几次张嘴，但始终没有叫出声来。爸爸终于握住他的两只小手，深情地说：“孩子，我早就把你交给党和人民了。要永远记住，你是党和人民的儿子！”
    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兼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的父亲在战斗中不幸被俘，7月7日在太原敌人的监狱里英勇牺牲。听到这个消息后，彭德怀搓着双手惋惜地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们应该早建议他来延安，应该把这样的好干部，党的宝贵财富储存起来去迎接胜利！”
    父亲去世后，张燕林这个无父无母的孤儿，除了学习之外，就知道淘气爬山、玩水，不走本来就只有二尺宽的路，偏要蹦蹦跳跳踢石子、攀石崖，一双新鞋，穿不到半个月就露出了脚指头。杨玉珍妈妈（杨献珍的夫人，张燕林的养母）为了照顾他，放弃了疗养院的舒适生活，主动到“保小”当保姆。她起早睡晚，找时间用破布纳鞋底，给他做鞋穿。
    1944年，张燕林从“保小”毕业上了“延中”，经常和鲍克明、曾宪林等人在一起。他们常结伴到十多里外去看戏、看电影，丰富课余生活。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伯伯先后来到延安后，每到节假日，燕林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经常去改善生活。有一次，薄一波买了一只鸡，特地派人去学校把燕林接回来。在那个时候，杀一只鸡可是一件难忘的事，尤其是对燕林这个孤儿，在心灵深处留下了多少革命清义呀！党的“七大”演出《三打祝家庄》，刘澜涛带燕林去看戏。他们从后台进人礼堂，刘澜涛到前面首长席就坐，燕林就走到后面的座位上。开演了，中间还有空位置，燕林为了抢前面的位置，不慎被活动长条椅夹破了手。刘澜涛知道后，心疼地摇了摇头。第二天晚上他带燕林去看戏时，就一声不响地拉着燕林坐到了前面的首长席上，距毛主席、周副主席的位置很近。刘澜涛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很严，从不允许他们这样。但对燕林这些孤儿，却十分照顾。随着年龄的增长，燕林逐渐理解了这些伯伯们为什么对他特殊照顾，也慢慢自觉起来。抗日战争胜利后，燕林随养父杨献珍到了张家口，留到刘澜涛伯伯处。内战开始后，很多同学跟随父母转移，燕林不愿增加伯伯们的负担，坚持要求回学校去。虽然当时只有14岁，但燕林已觉得自己是大人了。从张家口走到平山县，郝人初校长带着这支青海部队（学校的代号），后面敌人追，头顶飞机炸，攀高山，过大河，背着被包，一路上的困难是难以想像的，但他们都克服了。
    1947年，燕林从边区联中毕业，养父杨献珍当时任党校校长，派人拉一匹马来接燕林。要是跟来人去党校，找一个好的工作是不成问题的，但燕林觉得不能那样做。燕林谢绝了养父的好意，决心接受学校的统一分配。8月1日，燕林根据学校的统一分配，背上自己的行李，拿着组织上开的介绍信，去一个新的一个人都不认识的单位报到。那个单位就是总参三部的前身，到冀中后，改名为晋察冀二局。燕林从事的是机要工作，一干就是3年。后来这个单位划归四野建制，到了武汉，燕林被定为正排级，人了党。搞机要工作，当时不但不能随便外出，平时连封信也不许写。燕林和亲人们都失去了联系。直到第3年的春节，才允许给家人写信。燕林给养父写了封信，可把杨献珍高兴坏了，他逢人便说：“我们的燕林丢了3年，现在又找到了！”
    全国解放后，张燕林感到文化的重要，想重新人学深造，就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了刘澜涛和赵尔陆，得到了他们的支持。1950年从部队转业，燕林已经18岁了，又被安排到师大附中二部，作为初中三年级插班生，在这里遇上了乌克力、彭其超等人。他们几个都是班上年龄比较大的同学。燕林初三才开始学俄语，比同班生晚了两年半，在半年之内，要追上两年半的功课，困难是很大的。为此，他平时对时间抓得很紧，星期日也很少休息外出，弄得几位伯伯们都不安了。养父亲自打电话来询问，杨玉珍妈妈几次催他回家。刘澜涛听说他没有长袖衬衣，就把自己刚洗过一水的惟一的一件绸子衬衣送给燕林。燕林从‘上高中到俄专这段时间，凡是遇到重大集会和节日，才舍得穿这件衬衣。刘素卜菲阿姨（刘澜涛夫人）把燕林当做家里不可分割的成员之一。每当燕林去她家时，她总是说：“回来啦？”燕林学习忙不回去时，她总要打电话来问：“怎么睡啦？为什么不回家呀？”燕林是个孤儿，从小就没有家，可实际上，燕林何止一胜个家啊！
    高三考留苏预备生，学习十分紧张，多数同学都有了手表，便于掌握时间。康国雄看到燕林没有表，就偷偷写信给父亲，让寄来了50元钱。在中组部办公厅工作的叔叔又加了点钱，给燕林买了一块表，直到出国留学后，他一直戴着这块表。1954年高中毕业后，燕林凭自己坚忍不拔的刻苦精神，终于以优秀的成绩保送上了俄专。在苏联学习期间，他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选择了国防专业，进人了导弹控制系，回国后先后被分配到七机部五院、航天部二院工作。燕林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想竭尽全力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贡献到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上。遗憾的是燕林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燕林当时以同样的爱国热情，投人到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大革命”中，初期也写了不少大字报，参加了不少活动。但很快就被掀起的“揪叛徒之风”吹晕了。许多烈士子女，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红孩子，一夜之间都成了叛徒子女、黑五类。这是无法令人接受的事实。燕林怎么也想不通、理解不了，难道说党真的会抛弃她的孩子吗？多少个日日夜夜，燕林苦思冥想，在延安父亲临别时的话，一直响在耳边：“孩子，我早就把你交给党和人民了。要永远记住，你是党和人民的儿子！”燕林虽然在延安和父亲只相聚了7天，但父亲绝不像坏人，他虽然被捕、被俘过，但他毕竟是为了人民的事业，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监狱里。退一万步讲，就算父亲是叛徒，那时候自己刚刚出生，在延安只相聚过7天，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又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当时只听说是一位“大人物”讲的，后来传说是康生讲的。他说：“61人叛徒集团，不是61人，而是61个半人，还有监狱里出生的那个孩子。”燕林似乎明白了，自己不应该是共产党员张友清、艾静茹的骨血，更不应该出生在敌人的监狱里。为此，张燕林这个从娘胎里就是“叛徒”的共产党的后代，被群众专政了。从1968年直到1971年，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他经受了一次特殊的党内斗争的考验。直到“61人叛徒集团”彻底平反后，他才解放。一个热爱党、忠于党的共产党员，被专政了4年。燕林虽然平反了，但心里一直不太平衡，他再不愿回七机部工作，就分配到进出口委。到了一个新的单位，专业不对口，他学的是俄文，这里却要用英文，怎么办？从头学，从头干起，他加倍努力工作，很快就被提拔为副处级，1987年调到原苏联当商务参赞，提升为副局级。
    工作上的顺利发展，并不能平复燕林内心的创伤。那似乎已经弥合的伤口，一直在暗暗流血。有人说：“为革命我们少了一位亲人，但在祖国的大地上多了一座丰碑，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这话听起来是有道理的，可事实是否如此呢？解放后，由于搞社办工业，盖木工房，1928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燕林的母亲艾静茹，在解放前被大蟒看守的坟墓被平了。母亲去世时的一位抬棺人，记住了把母亲的遗骨转埋到了什么地方，写信给薄一波。燕林就拿着这封信在“文革”后去西安寻找母亲的遗骨。经过千辛万苦，总算找到了母亲的遗骨，用麻袋装起来扛到堂兄家里，亲手撒上汽油烧骨消毒。燕林小心地把母亲的白骨包装起来，送往西安烈士陵园。万万没有想到，一位1928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却不算烈士，她的级别和职位还不够将骨灰送进西安烈士陵园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