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岁月

我的印象很深啊。我感到非常可惜丢掉了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原稿，我现在没在手里，没有保存好。实际上这个‘高傲的战马’写的是他自己。他到厦大，俯首甘为孺子牛，变成老牛，在这耕耘，为这些学生；他讲了一个大角色的转变，从战马到老牛的转变。我们那时候几个同学看了都很感动，但是，不能发表！我们系里向上面请示，还是说不能发表。我气得要命。没办法。在那种社会氛围里，你能怎么办？我后来写文章就说，一个为我们打下江山的老将领，连在我们的黑板报上，在我们办的小刊物上发表文章都不行。
“心里面很不平，但是心里面依然很崇拜他。他有才，文武双全啊。我们系里面看到我们很有才气的一批人老跟着他，他们紧绷一根弦，怕出什么事，非常荒诞的，时代是很荒诞的时代，人的脊梁都挺不起来，这样的时代，怎么会出优秀和卓越的灵魂，出大知识分子？是悲剧的时代！我们年轻人里，都说人家彭老师是文武双全，而且他这种东西很特殊，我们说他到我们这里来是一个异数，很少见到的，很少见到这种人格的，所以我说，我在大学很幸运，跟彭老师相逢了，教了大概一年。平时因为学校宿舍，不是像其他老师，有一个单元，有家属，他等于和单身汉老师住那个楼，他只有一间房，十二平米，很小，一个小床，很小，很质朴。所以我们几个同学经常到他那里谈，找他也很方便，我们每次去，他都很高兴。后来我出国了，还是非常怀念他。他写的《战争与人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我特为写了一个文章，叫做《从炼狱中升华的灵魂》，《读书》杂志发表的，那是我的一个感受。本来经历过战争熔炉考验，没有想到战争结束后，又经过了这个新的炼狱，从炼狱里升华，我说他就是高傲。他真的瞧不起很多作家，不管是境界还是文字，他都很不满意，那时候我们都不大能完全理解，以为他太骄傲，但是现在看来，才发觉他是对的！中国很多作家都太平庸。后来我对我自己说，我至少有点，每次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彭柏山这个名字。也是他的名字进入了我的灵魂，让我想到这个东西，就是要让‘灵魂都站立起来’！有些原则的事情，我绝对不可以随波逐流，不可以这样做。像彭柏山老师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他的灵魂都没有跪下，所以我绝对不可以的！回顾我走的路，这点我是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我丢掉了很多东西，桂冠、荣誉、世俗的角色，但是我一点不在乎，因为我留下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人的尊严，人的骄傲。
“这个东西我相信，彭老师对我是有影响的！他，一个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解放军里的将领，但是我觉得他身上有点贵族气，他长得皮肤挺白的，个子不是很高，可他走路，都直直的，胸部是挺着的，这个形象，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中国不是缺少文化知识，是缺少文化情怀！就是蔡元培讲的文化情怀，缺少知识分子的骄傲、思想者的骄傲、思想者的尊严。彭老师正是有这个东西，越想越宝贵。随着时间拉开的距离，越想越宝贵！
“后来我从聂绀弩那里又进一步认识到这点。”
记得，我也记起来了。七九年母亲去北京的时候，把刘老师带去见了聂绀弩伯伯，那时候，聂伯伯刚出狱不久。
“你说怎么这么巧，人生有很多偶然的巧合，后来我和聂绀弩成为忘年交，所以，聂老先生的悼词是我写的。聂绀弩最后去世的时候，把监狱里写的东西都给了我，还有九箱子线装书。他给我写过四首诗送给我；其中，还给我在书上题字，对我可以说是肯定的表彰，我很感动，他说我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文如其形，思为真，思为善，思为美，思为文人形’。他这样表彰我，文人形就是真善美，你看他和彭老师，过去是战友、文友，他们三个人，聂绀弩、柏山、黄源这三人的照片，是很经典的照片了，他当时就给了我一张。聂绀弩说，‘我和柏山有点相同，我们什么都不在乎！’你看聂绀弩坐牢了，但是他不在乎，他继续他的思想，继续他的思考，继续他的写作，所以他给我的诗最后两句是——‘彩云易散琉璃碎，唯有文章最久长’。
聂绀弩伯伯和周颖阿姨老年时的合影。
“就是你好好写，精神写出来，心灵写出来。聂绀弩还说，柏山和我真的一样，都不在乎，升降成败输赢都不在乎，但是要坚持自己的品行、坚持自己的写作，也就是说灵魂一直是站立的，我相信这是最宝贵的东西，也是最难得的。所以我现在很多感悟，就和这些老师的教导都有关系。我讲道德经，回归朴素的生活，这是一个层面，但另一个最难的，就是老师教导我，是你有了名声、地位之后，保持质朴的内心，正直、正义的质朴内心，这是最难的，我追求的就是这个，这恰恰是彭老师给我的教益，我觉得这才是无价之宝。
“很多书，我自己可以看，很多写作方式，我可以从其他作家的文章里去吸收；但是唯独这种精神不容易得到，所以我说我和彭老师的相逢对我的人生影响很深刻、久远，他这种精神注入我的心灵，我自己的体验是最可靠的，成为我灵魂的一部分，什么都打不掉了。这个非常好，要是我有机会，我再到厦门大学，我就要说，不要忘记这种东西，真的是，我们老师给我们的，很多年，经历了几十年，很多是无价值的，都丢掉了；但是有价值的，最美好的东西，我们看得也很清楚。
“本来，中国人说人如其文，但钱钟书的《管锥篇》里面说，文不一定全等于人，创作主体和艺术主体一定不全相等。像唐太宗，可以驰骋沙场，但是他写的东西很婉约，这是一个类型；还有一个类型，是人和文很统一的，比如彭老师，是一致的，是融为一体的，对我来说，彭老师的榜样就是人和文一致，就是聂绀弩说的‘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文如其形，思为真，思为善，思为美’。三个融合起来，就是我们中国文化追求的境界。所以这两个是互动的。彭老师这精神，影响我的精神内涵，我的散文带有精神的力度，精神力度和人格水平是有关系的。有时想来很奇怪，在我们那个时代，还会有彭老师这样的精神，值得研究，是个例外。也许只能解释成是天性？很多有他这样经历的人，不会像他这样。我想不明白是不是他的天性造成了他的独特？没有任何的奴才气，只有骨气。”
这对我是一个提醒，真的是人以群分。这些胡风分子似乎都是这样站立着的灵魂，从胡风先生本人开始，到他们的分子，到阿垅到贾植芳路翎等等的所有分子，他们都没有低头。以至于徐放叔叔跟我说：“一九六五年在秦城放我的时候，日子我都记得，九月二十七日放的我，我最后一个。我捣乱啊，顽固。最后才放我，我就是想不出来，老死秦城了。出来还不是那样么？在不自由的地方哪里不是监狱？你说是不是？”不幸被徐放叔叔言中，一年以后，“文革”开始了。他在外面的境遇竟然比在监狱里更糟糕！啊呀，又扯远了。
刘老师依然在说：“彭老师那种不屈的精神，真难得！我们过去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常常都做不到，很难做到，但是彭老师真的做到了，很不容易。所以做文不一般就不容易，做人不一般，那就更不容易。那个年代做人，是要夹着尾巴做人呢，还是昂起头做人。我们只能有这样两个选择，彭老师告诉我们就是要昂起头，灵魂要站立起来，你做人好，文章才好，这对我写散文有终身的帮助。从做文来说，因为小说是叙说，但是写散文是直说，你不可能掩盖自己的人格，甚至写诗有时候可以是叙说，但是散文没有办法，必须把整个灵魂端出来，要直说，所以你是怎么做人的，就非常重要了。
“彭老师这样的人格精神，能够带给我们学生，就非常重要了。所以我的散文，要么就不写，要写就要有力度，没有力度，就没有思想。我现在追求学问思想文采三个统一起来。彭老师说一定要有思想，不要老是学问的姿态，也不要老是文采的姿态。思想！所以他点破的东西，要会听，听了进来以后有影响，那个时代，听到这种声音很不简单，这种声音很难得，在我内心，心存感激。
“厦大的这两个老师都去世了。郑老师也去世了，去世十年了。”
我默默地听着刘老师叙说我的父亲，还是控制不住，眼泪最后淌落下来。不是因为有人对父亲还存有这么深的感激之情，不是因为对缺席的父亲的怀念，更不是因为我个性本身的软弱；而是那么多年过去了，我竟然没有感受到父亲真正的价值，没有意识到，他是这样一个站立的灵魂，而这个灵魂又是如何被污辱与被损害的。
生活中最后的寄托
一九六五年的秋天。
夜里的时候，父亲突然回家了。那天既不是假日，也不是出差，可是父亲带着几件简单的行李回来了。我光着脚就往门口跑，妈妈站在那里等待着，显然她早就知道了，但是她没有告诉我们。爸爸妈妈见面了，显得很冷静，他们互相看了看，停顿了一会儿，妈妈才问爸爸：“还好吗？”
爸爸说：“还好。”
“这么快啊。”
“是啊，连鉴定都没有做，就让我动身了。”
“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