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岁月

但是，稿子很快就退了回来，周扬告诉爸爸，他的作品不能发表，因为离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离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太远。他写的女主人翁小资情调太重，不能正面表现我们伟大的人民战争……爸爸认真地听取了周扬的意见，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一稿又一稿地改写着这部长篇小说，直到在河南农学院的时候，在小钧描述的那么糟糕的生存环境里，他还在那里修改着。已经十一年过去了，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写作，这是他第六次修改这部三十四万字的长篇小说了。
很多事情是说不明白的。元化叔叔最后跟我说：“你父亲那时候，还是有一份幻想。他总以为自己是鲁迅的学生，虽然政治上出了问题，但是他的作品是可以和他的政治问题区分开来的。他亲自参加和指挥了淮海战役，在这点，他认为，中央一定会肯定他的功绩的……”
爸爸应该说是天真的，是这样吗？他怎么会这样去思考，他怎么会把问题想得那么简单？但是奇怪的是，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我们又都觉得，爸爸也不完全是我们理解中那样幼稚的人。一天晚上，我们又说起了往事，元化叔叔说：“那时候，我才真是幼稚啊。刚从监狱里出来，还振振有辞地跟你父亲说，我要给主席写信，我要告诉主席，是有人在里面捣鬼，我们都是冤枉的。他们在欺骗主席，我们不是反革命。”
爸爸摇了摇头，说：“元化，你怎么一点不明白啊，就是他啊……”爸爸没有把话说完，仅仅是伸直了他右手的食指，在一片沉默之中，清清楚楚地朝上指了指。
元化叔叔紧张地看着爸爸。
爸爸肯定地点了点头，依然伸着那个食指：“就是他……你千万写不得啊，你写了要出大事的。”
接着是一片沉默。
此时无声胜有声。
元化叔叔对我说：“我当时真的很惊讶，不是你父亲跟我说这话，我说不定就给主席写信了。这会惹出多大的事情来啊，怎么再敢往下想？”
我默不作声看着元化叔叔。那是夜晚的时候，他跟我说完了这件事情。已经是过去四十年以后的一个夜晚，已经是可以开口跟我这样下一辈的人谈论了。但是，我还是感到一阵阵的寒气，一阵阵的惧怕。父亲被人从背后推进地狱，却什么都不敢说。只是默默地向元化叔叔伸了一下食指，仅仅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一旦被人告密，同样是可以制人于死地的。难怪连元化叔叔都会感到一阵惊恐，爸爸的思想什么时候走得那么远，什么时候学会了怀疑？夜晚，我多想冲出屋子去大喊一声，几乎是要吼叫。真的是精力过剩，没有一点控制力，我感到害怕。在这个世界，我们因为地域、时间的关系，学会了逆来顺受。但是隐隐地发现，依然是不能接受这一份虐待，这一份折磨。但是我们还是被陷害了。
一九六三年妈妈去厦门大学看望父亲。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张合影。
从过去到现在，我都习惯在这种暗示和窥视中说话。遇上大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定是最安静的时刻。日子也是这样，爸爸在河南农学院的时候，越来越不爱说话，在那里他甚至都没有交任何一个朋友。“文革”的烟火味在渐渐地弥漫开来，父亲在政治上是非常敏感的，于是在一九六六年底的时候，他把最后一稿《战争与人民》用工整的毛笔小楷，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誊抄了一遍，然后用布包上，挂号寄到上海，让母亲为他保存。这简直像在做一次人生的诀别，连母亲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这书几乎象征着父亲的生命。她什么都没有跟我们说，只是对晓岑，家里唯一的男孩作了一点交代。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剩下的书信和一些与文字有关的东西，被造反派抄去烧毁了。
为了《战争与人民》，妈妈被上海译制片厂的造反派抓走了。
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二日，妈妈出去以后，就没有回来。已经是深夜了，还是没有得到母亲的任何消息。我和小梅、小兰都不敢猜测，也不敢到上海译制片厂去打听，实在是害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她明明是大早出门的，当时什么都没有说。不该会有什么事情吧？我们互相看着，谁也不说话，因为一开口，似乎就会把厄运带来。突然，门开了，晓岑被译制片厂的造反派押着走进了屋子。造反派站了满满一屋子，只有晓岑一个人在那里翻箱倒柜地找着什么。我们愣在那里，就那么张望着。戴学庐走来向我们宣布：“叛徒朱微明从今天开始，接受革命群众的隔离审查。她已经交代出一部分的反革命罪行，其中就有，她把反革命分子彭柏山的反党小说《战争与人民》让彭晓岑窝赃起来的罪行。我们已经发现了新问题，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叛徒。她还做过汉奸，甚至要做伪警察局长的小老婆。你们要站到革命队伍中来，揭发他们的反革命罪行。”
黑暗中，我们站在那里，低着头。已经记不清到底还说了什么，只听见，晓岑突然说道：“我想起来了，小说放到青浦一个朋友那里了。”接着两个造反派押着晓岑走了。另外一些留下来，开始在我们家抄家，许多带文字的东西都拿走了，书橱贴上了封条，直到深夜两点才结束了抄家。可是隔日，他们又来了，一切又重新开始。家具也被拿得不剩什么，我们开着门，随便他们自由地走进走出，也没有什么条子之类的东西，爱拿什么就拿什么吧。我和小兰的同学干脆在空屋子的中间拉上一根绳子，在那里打板球。我们不完全是在那里装出一份快乐，真的是有点习惯了。这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只要人还活着，还有最后的一份希望。只是隐隐约约感到一份不安，晓岑跟他们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消息，再也没有回家。
一九七二年我患急性肝炎，从江西农村回家治疗。两个月后，晓岑也患急性肝炎从甘肃天水县回上海治病。出院后，妈妈合我们在襄阳公园拍此照留作纪念。右一是我，右二小梅，左二妈妈，左一晓岑。
为了这本书，元化叔叔也被牵连进去了。河南农学院的造反派冲到了上海作协，非常野蛮地要元化叔叔交代。
元化叔叔跟我说：“他们狠得不得了，在我那里胡闹。到我单位，逼着我交代。我写了一些，他做宣传部长，是我的上级。我们是怎么开始来往，怎么认识的。后来我们俩都受到处理。他们实际上就是要追究那一部稿子，然后问我：‘他是不是写了一部稿子？’我说：‘我不知道，他没有跟我说过。’‘他没有给你看？’我说：‘我没有看过，他没有给我看。’后来他们拍桌子拍台子，好在他们还没有打我，凶得不得了。然后说：‘彭柏山自己都交代了，你还替他隐瞒。’我说：‘他交代了归他交代嘛，我怎么晓得他交代了什么。我不知道，他乱讲的，你也让我乱讲。我怎么知道，他也没有跟我讲。’结果，话没有说完，就把我拉到大厅里开批斗会。我记得很清楚，批斗会是戴厚英主持的，她也很凶，她说：‘王元化态度恶劣，把材料都摊给他看了，他还要在那里顶着，说是没有。你一定要给我老老实实交代清楚。’”
“元化叔叔，是不是从你那里出来，就追到我们家来了，要我们把稿子交出来？接着就把妈妈关起来了？”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估计你爸爸给他们逼得是跟他们说了，他把稿子给我看了。不然戴厚英不会说，把材料都摊给你，你还要赖，还不承认。”
没有人可以说革命是错误的，这是伟大的。每一个角色在那里都有自己的位置。然而，现在还处在黑暗中的，竟是那些有过革命理想的人。现在，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反革命应该归咎于什么人，应该反对什么人。对于他们上一代人来说，这大概是他们最大的恐惧，也让他们痛苦万状。
不久（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我们家在上海曹杨中学教数学的五舅舅朱祖铭又出事了，他作为现行反革命给揪了出来。我们都给拉去开他的斗争会，这才知道他的罪行是在毛主席语录上写了很多批判“语录”的东西。
五舅舅愤怒地说，是有人陷害他。可是批斗会上，哪里还有他发言的权利，他两手反绑着被人揪着头发拉上场。口号声，大声朗读的语录，还有革命歌曲，把会场搅动起来。灯光不是那么耀眼，稀稀拉拉的一些灯泡吊在大食堂的顶上。饭桌叠起来堆放在墙角旮旯里，五舅舅被反绑着双手跪在众人之前。在这半明半暗的光线中，他居然显得很冷静。
他轻轻地，却是一字一句地说道：“我是共产党党员，十几年来被评为历届上海市的优秀教师。我有夜盲症……”没有等他说完，造反派头头王道冲了上来，拉住他的头发，一个转身让他面对整个会场。
王道叫喊着：“把头抬起来，现在你看见革命群众了吗？”
“我看不见。”
“什么？你这个反革命，竟然敢把革命群众不放在眼里？”
“我有夜盲症。”
有人走上来，拿着一根粗粗的缝被子针，贴着五舅舅的眼皮，在他的眼睛前面晃来晃去，他支撑着就是不眨眼睛。突然，五舅舅发出一声喊叫。
王道说：“你装什么死！”
五舅舅说：“你们不能用针戳我的眼睛啊。我只是晚上看不见，但我不是瞎子！”
我害怕极了，低下头不敢往五舅舅那里看。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几乎要把我们一起淹没。只是我们都感到庆幸，那天晚上没有逼我们上去发言批判舅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