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岁月

从批斗大会的现场出来以后，我们就听不到任何五舅舅的消息了。我们似乎开始习惯这种充满了恐惧的日子，习惯地听到周围的朋友家里的人，都在无声无息地消失，习惯地接受所有的厄运的到来，更习惯生活在这种没有安全感的时代。谁谁被抓走了，谁谁被关起来了，谁谁被打死了。只要还活着，剩下的一切都是能够接受的。
那时候，什么都不敢出去说。那份恐惧是难以描述的，像慢慢降临的夜幕，悄悄地走入我们的生活，默默地挨近我们，然后，我们就在黑暗中摸索，去体验，去适应。出门的时候，也会听到一些笑话。什么人从楼上跳下来自杀，却摔倒在一个行人身上。结果自杀的人没有死，却把那个行人给撞死了。试图自杀的人的脑袋还在淌血，但是他会像电影里的英雄那样说道：“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
日子还在过着，但是爸爸的小说《战争与人民》却不知到哪里去了。
最后的消息
一直到五个月以后，已经是夏天了。家家户户的窗门都打开着，半夜三更，我们听见有人在那里敲着厨房后面的玻璃窗。越敲越紧，我和小梅贴着厨房的小门往那里张望，一个黑影在那里闪过，小梅突然叫了起来：“哥哥！”
我吓得跟了上去，晓岑从后楼梯上跑了上来。小梅慌慌张张地打开门，刚要去开灯。晓岑赶快暗示她：“不要开灯！”接着他又问道，“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饿啊。”
我们都吃惊地问他：“你怎么回来了？”
晓岑说：“我是从隔离室里逃出来的。”
“你算被隔离了？”
“不要怕，他们总要放我回家的。”
“怎么能从隔离室里逃出来呢？”
“我跳到靠近窗口的一棵树上，然后翻墙出来的。”
“他们要发现了怎么办？”
“不会的，我吃了东西就从原路回去。家里还好吗？”
“还好……”
家里什么吃的都拿不出来，终于发现还存着几根妈妈买的香肠，把它们全都煮了。晓岑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吃着，像是没有咀嚼就往下吞咽。我们都着急地问他，爸爸的书呢？
“被他们抄走了。”
“是在你那里吗？”
“在我那里，妈妈交给我保存的。”
“你把它转移到哪里去的？”
“我就把它放在学校宿舍里的床单下面。”
“那你为什么说放到青浦朋友家去了呢？”
“我原来想在半路上甩掉他们，结果他们就那样押着我，盯得死死的，逃不了。只好把他们带到学校去了。”
“妈妈怎么会说出来的呢？”
“妈妈一定是给他们打得不行了，才说的。”
“五舅舅现在怎么样了？”晓岑问道。
我们全都在那里摇头，一点消息都没有听到。我说：“他们干什么要陷害舅舅？”
小兰大声地说：“都是他自己不好，我看见了，那语录上的东西，是他自己写的，那笔迹就是他的。”
我和小梅都迷惑地追问着：“会不会是别人模仿他的笔迹？”
“没有那么像的。”晓岑也说，“我看是他写的。舅舅这个人是他们朱家最聪明的，这次他要被自己的小聪明耽误了。”
“舅舅还敢批评毛主席语录啊。”
“舅舅这个人厉害，说不定他的话将来就变成了真理呢。”小兰笑了。
“舅舅其实不怕他们啊。”
“是的，是的，他就敢说，他看不见革命群众。”
“他有夜盲症，看不见就是看不见嘛。”
“什么革命群众，王道这种人根本就是个流氓。”
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们几个人就在那里七嘴八舌地说着，话题越说越不着边际，不知说到哪里去了。最后的胡说八道让我们在黑暗中变得无所畏惧，肆无忌惮起来。我们胆敢在黑暗里，接触到生活的本质。管它什么三七二十一的，我们就是这么想的，毛主席语录又为什么不能批评呢？肯定是舅舅自己写的，他不怕给自己找麻烦，我们还为他着什么急啊。这时候，我们四个人在黑夜中都笑了起来。
实际上，至今我们全家的孩子都对五舅舅的聪明和能干充满了佩服。
清晨四点钟的时候，晓岑说：“我该走了。”
“还会关多久？”
“谁知道，爸爸的稿子也给他们拿去了。我还怕什么呢？那里关的人多着呢。”
“多保重了。”
“我还会回来看你们的。”
我们把他送到房门口以后，全部跑到小晒台上站着。那是夏天的夜晚，路灯静静地照耀着，暗黄的灯光洒在街面上，沿着人行道，路边的躺椅和小板床上睡着不少穷人。法国梧桐的叶子长得茂盛极了，大叶子很快就把晓岑的身影遮挡住了，他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
到冬天的时候，五舅舅失踪了。这一次是真正地失踪了，具体的情况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曹杨中学的造反派冲到我们家，把我和小梅、小兰分开来质问的时候，我们明白了，五舅舅真的跑掉了。在那个年头，他能跑到哪里去啊？谁家敢收留任何一个人？派出所、居委会，甚至农村里的生产队里，来一个陌生人，都是要被仔仔细细盘问和交代清楚的。他能到哪里去啊？后来，曹杨中学的造反派经常突然袭击到我们家来找人，连舅舅无锡老家都查过了，就是不知道人到哪里去了。深夜的时候，舅舅过去教过的学生汤厥言（他已经是公安局的警察了），也不安地敲着我们家的门，偷偷地溜进来打听老师的下落。我和他一起去试着问了好几处舅舅的同事，那几个人开着一小门缝，慌慌张张地说：“我怎么会知道他的事情。”话没有说完，就将门关上了。
我和汤厥言在寒冷的街道上推测，他会上哪里去呢？还会有什么学生会收留他？汤厥言说：“和他有来往的学生我都认识，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他们甚至还上我这里来打听。”一点想法都没有。亲人们都有一份焦急，但是大家都没有舅舅的消息。五舅母着急得生病发烧，最后耳朵聋了。我们都害怕起来，猜想舅舅一定死在什么地方。造反派去公安局查了无名死尸，也没有舅舅的消息。
一直到两年以后，我们都不敢相信，江西南昌的拘留所通知曹杨中学，说是人找到了，让学校派人去接五舅舅。
一九六八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五舅舅趴在门上听见王道在跟学生交待，让他们准备器件，第二天要狠狠地打他一顿。他们还说了什么，五舅舅对我讲，他已经记不清楚了，当时只有一个感觉，他一定会被他们打死的。王道说话的时候，毫不掩饰他会干出各种卑鄙勾当的情绪，他恶狠狠地交代着。他只为自己想不出更恶劣的手段，而感到一份丧气。他们停留在空泛的设想之中，以至于最后走的时候，没有锁门。整个生命，开始沉甸甸地挂在舅舅的脑袋上，他必须想出一个解救自己的办法，他不愿意被他们无端地打死。
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天还是漆黑漆黑，外面开始飘起一点雪花。五舅舅检查了自己所有的东西，但是，哪里都找不到一分钱。他已经把犹豫搁到稍远一点的地方，他集中精力对付外界，他居然相信自己是可以对付寒冷和死亡的。于是他有意穿着一件单薄的春秋外衣，什么都没有拿，打开了隔离室的小门，直直地朝曹杨中学的操场走去。他穿过静寂无声的操场，那里一个人都没有，接着，他毫不犹豫地走出校门。看门的老工人看见了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五舅舅，但是他居然什么都没有说，人还是有人情在的。就是那一份同情，放弃了阻拦和盘问，就让舅舅在寒冬的大清早，在大风里，走出了学校的大门。当时，谁都没有想到，他穿得那么单薄能走到哪里去？他一定冻死在街头了。
没有，他说了他不能这样无端地死去，他就一定会做到。这就是我们的五舅舅，他的聪明甚至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他把手上的表摘了下来，用六十块钱，卖给了一个路人，然后他用这钱买了一件棉袄。最后他穿上棉袄买了南下的火车票，走了。钱，很快用完了，五舅舅开始沿路乞讨，他只有一个信念：“我决不死在你们手里，我要看看你们是怎么样收场的。”
五舅舅平时看上去，总显得那么怯懦。他害怕死，他没有什么英雄主义的东西……不久，五舅舅在乞讨的时候被抓进了江西的流窜人员拘留所。他蜗居在人群中间，满身的虱子，满脸的泥垢。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就是看上去不像一个乞丐。那时候，他才四十左右，苍白的脸上总能让人感觉出什么。说不出是什么，至少是在那蓬头垢发下的一双眼睛，老像是在那里思考什么。一进去，五舅舅被人们痛打了一顿，要他交代自己的来历。但是，五舅舅无论人们怎么打他，死死地咬住牙关，就是什么都不说。他，一直在等待，等待着有一天，他能穿越过死亡，重新走回自己的生命中去。那是哪一天呢？
听他的故事，总让我充满了深深地钦佩，只是到了后来，知道五舅舅从拘留所的报纸上看见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就激动地以为生命中的太阳出来了。这时，我才觉得五舅舅原来也是幼稚的。
我说：“你干什么那么快就把所有的垃圾和愿望都抖了出来呢，当初我才十五岁。我都不相信开个会，就会有什么希望的。”
五舅舅叹了口气：“拘留所的日子也不好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