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岁月

不过，我没有饿死在路上。”
他也总得给自己一个理由，结束这样的日子。所以他向拘留所交代了自己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逃跑出来，现在他想重新回到上海曹杨中学去。
回来了，放出来了，五舅舅活下来了。
回来的时候，王道被另一个派别的造反派抓起来，在那里挨整。但是，五舅舅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我们家的社会关系，他继续接受劳动改造。已经不会再被挨打、批斗。伤口的边缘露在外面，看着它在腐烂，疼痛，但是不会制人于死地，生活就算是顺利的。实际上，我们对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
这些事情是一九九八年的夏天，五舅舅跟我说的。那时候他看上去显得特别年轻，谁都不会相信他已经是七十二岁的人了。他还在一些中学里兼职教数学，他太聪明了。常常是那些复杂的题目，经他一说，就变得非常简单明了。“文革”以后，他又开始教书，还是干他的老本行教数学，同时担任了班主任。学校总是把最难教的班级交给他，但是第一年高考恢复的时候，舅舅非常骄傲地跟我们说，他班上的学生竟然全部通过了高考，进入了大学、大专。那时候他还是在曹杨中学教书，那里大多数都是工人子弟，家庭条件都不是很优厚，学生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请家教之类的事。五舅舅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放在他们身上，他甚至退休了都不愿意回到自己的老家无锡，只希望把自己的知识传给学生，只希望看见他的学生有一个好的前途，希望他们有生存的本事。但是谁都不会想到，这么精力旺盛的老师，竟然有一天会离开我们，而且来得那么突然。是在一九九八年的冬天，十二月三日晚上他因心肌梗塞而死亡。
那一天黄昏的时候，他的学生姚国忠为老师安排好了简单的晚饭后，五舅舅跟他说：“你走吧，我晚上还要备课，然后早点睡觉。明天上午要给华师大附中去上课。”一切都和以往一样，老师没有什么特别异样，还是那么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就像每一天，每一天那样。姚国忠是舅舅七○届的学生，因为家境困难，一直得到舅舅的帮助。后来他毕业了，为了报答老师，姚国忠默默地，三百六十五天，一直照顾了舅舅二十八年。可是没有想到，那天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学校的一个民工经过五舅舅的门口，只见那里开了一个门缝，舅舅整个人和椅子却倒在地上，他的头抵在门槛之间。人们都赶来了，给110打了电话，等警察和法医到场后，确认五舅舅因心肌梗塞而死亡。
按照五舅舅历来的习惯，家属和我们都决定为五舅舅做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是在西宝兴路火葬场举行的，曹杨中学为他租了一个小厅。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夜之间，也没有发出什么隆重的通知，可是他的学生，上年纪的、过去的、现在的，都传开了。一个还在读高中的学生，哭着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今天我不能去向朱老师告别了，我要去上课。但是你们不能去上班，你们一定要代我送送朱老师。”
人们都赶来了，整个小厅挤得满满的，以至于很多人只能站立在厅外面；有的学生在舅舅的遗体前跪了下来，学生们哭得说不出话，学生和许多老师都向照顾了舅舅二十八年的姚国忠，表达了自己的感激。在朴素却充满了真情之中，家属和他的学生们将舅舅送别了。
舅舅安静地沉睡在一片鲜花之中。
一九九八年的夏天，竟然成了我一生中最热、最焦灼的一个夏天。爸爸去世的这一段，动笔写着，改写，再试着动笔，都无法把它写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已经整整三十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么残酷的一段岁月。一个活人，竟然被他们一棍子一棍子打死了。是父亲去世三个月以后，才通知我的大姐小钧去收尸。爸爸整个人被泡在医院福尔马林的药水里，人已经面目全非，彻底变形了。但是被打伤的痕迹却历历在目。在小钧描述的那个过程中，我一直扭曲着自己的脸，全部的勇气都消失了。至今不敢再去面对和回忆它。我几乎从来没有在自己的文章里，在朋友面前描述过这个场面。现在，我还是写不了这些。我想等夏天过去以后，等我再强大一些，我再试着，把它写出来。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爸爸去世了。
在洞穴里的日子
一九七○年，我第一次从插队的江西农村回到上海探亲。
这时候，我听到了毛主席发出的伟大号召：深挖洞，广积粮。
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会儿，是看不见地面上的变化的，没有人造新楼房，没有打桩机的嘈杂声，也没有建筑工人。一到夜晚，城里静得像在农村。可是，走到哪里又都会看见，人们推着自己制造出来的土砖，一车一车往居委会里送。住在高楼里的人家，把泥土抬了上去，用里弄里借来的木头做的制砖器皿在做着土砖头。全城的人都发动起来了，默默地没有代价地干着。一个城市，像一个廉价的兵工厂，大量地生产着砖头。老百姓更像一群训练有素的耗子，成群地簇拥在一起忙碌着，一会儿涌向这一处，一会儿又慌慌张张地跑向另一处。居民楼前，到处都是砖，每一家每一个人，一星期要做六百块砖。
做了砖，是为了挖防空洞，说是苏修帝国主义打来的时候，大家可以有个躲藏的地方。但是，这变成一种自作多情的行为，苏联人几乎把我们忘记了，没有打来。可惜，毛主席也没有发出其他的号召说是要建设地面上的东西。挖了太多的洞，又没有什么用处。在后来的日子里，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劳力和钱去填洞。地面上的人，住得越来越简陋，但是人们没有抱怨。只有那些比较深，也比较复杂的洞，填起来比较困难，就让我母亲这样的人住进去了。这样，他们就更容易被看管了。
遇上下雨的时候，大水“哗哗”地往洞里流，那里就像是一个蓄水池，妈妈盘着腿坐在床上写交代，一旦下床干什么，她就必须在大水里面走着。那儿没有窗户，没有日照，等到水干的时候，差不多该是夏天快过去的日子了。
妈妈在鬼子监狱里得的关节炎又复发了，她瘸着腿，独自一人关在防空洞里。在一片空虚中，只有屋里的水是可怕的现实，冰凉冰凉。她不记得还有什么争吵，还有什么灾难，只记得有一次，她涉水走去取牙缸刷牙的时候摔倒了。浑身湿透，她原想脱下衣服擦身子，重新换上一件干衣服，但是她发现门洞上的小眼儿上，有一只眼睛在转动，不好意思脱掉衣服，因为看守是个男的。于是，她穿着一身又湿又脏的衣服坐在那里，直到用自己人体的温度把它焐干为止。
小兰从“五四”农场回家休假。妈妈得到造反派的允许，送回来很多东西让我们拆洗。一会儿是件棉袄，一会儿又是一条夹裤，不然就会是外套。我把它们扔在床底下，根本不去管它。可是，母亲一次一次让造反派告诉我们，快拆洗了缝好送去，因为防空洞太冷了，她急着要穿。
谁都会说我是个混蛋，我想我确实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人。火不打一处来，穷讲究什么呀，还要让我们拆洗，将就穿穿不就行了吗？我当作什么都不知道，造反派亲自上门来了，他们是害怕母亲真的倒下来，于是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逼着我赶快洗好了送去。我从床底下把脏衣服又翻了出来，当我拆开它们的时候，我浑身都在冒冷汗，在衣领的夹缝里贴着一块白色的胶布，妈妈在上面用很细的钢笔写着：高峰逼我交代，打得很厉害。告诉我，他们到底掌握了什么材料。
余下的是母亲排列了十二件事情，都是关系到爸爸妈妈的朋友，她编上了号码，要我们尽快告诉她，哪些是他们真正掌握的材料，哪些还只是在那里讹诈她。这时拆开其他几件衣服的时候，都发现了同样的小膏药。我害怕起来，多怕母亲被他们打死啊。我开始在不断为妈妈洗衣服，希望能赶快把它们缝好，尽快把它们送去。小兰说：“来不及了，等这些衣服干了，缝好。妈妈那里又要出事了。”她急急忙忙跑去买了一瓶驱蚊药水，在瓶子上用铅笔大大方方地写了六个号码，这是当时我们认为造反派掌握到的事情。这六个号码，看上去就像是随意留在那里的电话号码。衣服还都扔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又匆匆忙忙把东西往隔离室送。我把那瓶驱蚊药水交给了高峰，他虽然人很坏，但实在是一个比较笨的人。老天还是善意的，让他什么都没有看见，让我们混过去了。回来以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一切都做得很成功。
事后，母亲跟我说，恐怖啊。在那阴森森的房间里，逼着你说假话，逼着你去陷害别人，在蛛丝马迹中制造罪行。可是她怎么也想不起来，想起来的能不说就尽量不说。怎么能再去害别人，我们一家已经被害惨了。于是，高峰就在那里不断给妈妈制造黑材料，不断往她的档案里塞东西。最后，在酷暑里，在大操场下，让她站在毛主席的像下“请罪”。就那样，深深地弯下腰，在烈日下暴晒。一直到她昏倒在地上。
高峰的形象，我记得。坚硬又冷漠的目光，从来不会犹豫。当我们陷入沉默的时候，他不停地为我们洗脑子，让我们跟母亲，跟家庭划清界限。他或许真诚地相信，他是在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他几乎能把毛主席的语录，全部都背诵下来。他会想出很多很多的罪状，加在其他一些善良的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