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岁月

他一直像在捍卫着一个利益，一个在大声呼喊中的利益。在黑夜里，他不妥协，只要看见防空洞里，被他送进去关押的人越来越多，他就有一种成就感。原来我总是相信，他们不一定是坏人，可能就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左派。渐渐地，渐渐地听说，他把乡下的黄脸婆扔掉了，在译制片厂里找了一个上海女人重新结了婚。
几乎不能相信，一个还有性欲的男人，至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却会在那里染上一个陷害别人的嗜好。回头望去，戴学庐也不可理解，怎么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也会出事呢？
一个转动的舞台，眼前的戏还没有看明白的时候，下一场又开始了。
日子转到今天，更是使人眼花缭乱。我路过新搬到永嘉路上的上海译制片厂门口时，一个满脸堆笑的老板，撅着屁股在那里殷勤地招揽着顾客，那，那不是高峰吗？不由得让人羡慕，他还是活得那么好啊。在译制片厂的门口，开了一个小饭店，顾客盈门。
那时候，大家还说我是一个小“拉三”、小流氓，那么一点点大的人，就已经开始在那里谈恋爱了。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可以。婚姻法规定十八岁就可以结婚了。我都过了十七岁的生日了，一切都很正常。那时候我脸色苍白，焦黄的头发又细又软，明显地看出营养不良的样子。平平的胸脯，穿什么衣服都显得不合身，像一个大袍子挂在我的两肩。但是我满不在乎，就敢穿得那么随随便便的和一个男人，靠得那么紧，并肩地走在淮海路上。要说我的样子，那比我同年龄的孩子看上去显得更小，一张完全没有发育的孩子脸，五官紧紧地挤在一团，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实在还是一个孩子。可我，居然就敢走在我们的邻居的眼皮底下，毫不回避地经过居委会的门前，有时甚至是无端地放肆大笑着，并且是和一个男人这么走过。我似乎是有意去激怒人家。我遭到报应了。
刹那间，又看见了对面17号里的一对小眼睛。自从妈妈出事以后，这对小眼睛像一个忠实的战士，永远坚守在岗位上。明亮的眼球，一团闪烁的火焰，忽明忽暗。只要有人在敲我们家的门，那门上的小玻璃后面有张纸就开始掀动了。当男朋友来看我的时候，在一个大白天，我又看见了那对眼睛，没有性别，看不出年龄，那黑黑的眼珠专注地盯着。
那里住着妈妈厂里的同事，李凌云。已经再也不愿意叫她什么小李阿姨了，那眼睛像一对冷冷的蛇眼，慢慢地爬到了我背上。我屏住呼吸，不敢说话，在农村呆了快一年了，几乎忘记了这双眼睛。突然，它又出现了，在黑暗里它闪闪发亮，骨碌碌地转动着。我害怕得很，我跟男朋友说：“不要来了，有人在监视我们。”
“怕什么，我们又没有干坏事。”
但是，我怕，说不明白我在怕什么。就是在大白天的日子里，我也害怕。常常觉得像在往下沉去，腿软软的，怎么都站立不住。我完全是自找苦吃，外强中干的窝囊废。我又开始慌慌张张在那里整理行李，准备逃回乡下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造反派通知我去译制片厂。夏天，造反派的办公室里散发出一阵霉气，老式的电风扇不停地摇晃着，吹出一股股热气。那风扇像个鼓风机，轰鸣着。我不再说话，看见造反派我自觉地耷拉下脑袋，蜷缩成一个很猥琐的形象，似乎不用人斥训，我已经认罪了。我被训练得那么好，造反派还在吼叫着，骂出了声，就管我叫“拉三”，我没有回嘴。实际上，真的面对这些大白话的时候，我又一点都不害怕了。我木然地听着训话，后悔没有早点回到农村去，不吃他们的饭，凭什么受他们管？
“你都弄清楚了吗？”
造反派还在叫着。我管他说什么，随口答道：“清楚了。”
“那是什么？快说！”
“彻底和她从思想上划清界限。她不是我的母亲，她是反革命，坏分子。”
“这个态度就对了。”
突然，办公室的门开了。母亲站在那里，花白的头发，穿着灰蓝色的列宁装，苍白的脸，连嘴唇都是惨白的。她拖着一条腿朝椅子走去。她也丝毫准备都没有，看见我坐在屋角里，她大睁着眼睛，几乎惊呆了。她痴痴地看着我，一颗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刷地一下从眼睛中滚落下来。我只觉得浑身发烧，敢在我那样的年龄，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跟着男朋友走在大街上的我，也快哭出来了。母亲这一滴泪水，让我从麻木中惊醒过来。这是我的母亲！我怎么可能和她划清界限？就是让我当着她的面，骂她一声，我也开不出这个口啊。
造反派宣布释放母亲回家，其中有一条原因，居然是为我着想的，他们怕我最后学坏，被毁了，让母亲回家管教我。真是太矛盾了，要我和她划清界限，又要她来管教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母亲愣了好一会儿，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竟然放她回家了。只听见她在那里呜呜地哭出了声音，还说了些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之类的话。她有罪，她一定会好好地接受改造什么的。怎么会是为了我，把妈妈放出来了？大家在那里不住地训斥着她，又把我给忘了。
叫了一辆三轮车，我拿着破网兜，里面都是妈妈的生活用品。车子在路上颠簸着，那些破罐子破缸子撞得“乒乒乓乓”地响。一个瓶子碎了，从那里撒出一大把药片。碰到红灯的时候，有人在边上扫马路，一片灰尘飞扬起来，弥漫在我们脸上。妈妈一边打着喷嚏一边在那里擦眼泪。就这样她回到了人间，没有任何绚丽的画面，也没有思想准备，我们像是被一把扫帚给清扫回家。
严重的关节炎使她两膝全部变形，肿大。前后持续了两年，关在这潮湿的防空洞里。到了最后，她是不抱希望了。她终于平静下来，像是被封闭在那里。她说，不是为了孩子，她是绝不愿意再回到尘世里。想想看，在日本鬼子的监狱呆了十天，直到最后逃回新四军也只有十个星期。可是，现在光在监狱里就待了两年多，后面的岁月还无边无际。而她，已经完全残废了。
“日本人打我的时候，我敢大声地说，我抗日无罪。可是造反派打我的时候，我怎么竟成了叛徒、汉奸？抗日战争是谁在那里打下来的？是他们造反派吗？想想你父亲，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坐过日本宪兵队的死牢，最后，最后他死在共产党的大学里……”
还没有说完，母亲竟然失声地大哭起来。踩三轮车的工人回头看了看我们，可是妈妈根本没有顾忌，就那么让眼泪哗哗地往下淌。
“妈妈，你知道爸爸的事情了？”
“知道了，是戴学庐来通知我的，他说‘彭柏山畏罪自杀了’。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我就对他们说：‘好吗，他解放了。’他们休想看我的笑话。紧接着戴学庐就说：‘彭柏山都死了，你怎么还不死啊？’我说：‘我不死，我还有五个孩子！’”
听着母亲不停不停地说着，我像生了疟疾似的，不住地在那里哆嗦，什么都答不上来，张着嘴就那样看着她，似乎已经不认识她了。在关押了这么久以后，在被打成半残废时，她还敢大声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还在那里开诚布公地向我诉说。我越来越害怕，我的虚弱让我自己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只要我不死，你用轮椅推着我，我要跟他们把这个官司打到底。我不是叛徒，我日本鬼子都不怕，我怕你戴学庐，怕你高峰？”
“他们凭什么说你是叛徒，说你要嫁给伪警察局长做小老婆？”
“凭什么？他们找到当年出卖我的汉奸，他在青海劳改农场，他还活着。他们和日本鬼子一样，只相信汉奸，只要听汉奸说的话！”
烈日当头照着，我该回乡下去了。躺在地上的大席子上来回地翻动着，流下的汗水把席子浸透了，变成了深棕色。我注意到妈妈躺在床上不住地摇着大蒲扇，她显得那么焦灼不安，她东拉西扯地问我一些家里的事情，但是就是没有问关于我男朋友的事情。这一定是她最担心的。直到深夜降临时，直到黑暗中，我不需要再面对母亲的目光时，我想该是我们坦诚问话的时刻了。我先开口，我说：“妈妈你自己多保重了，我不会做任何让你伤心的事情。你还要问我什么？”
原以为，母亲会接着我的下文开始盘问我男朋友的事情，谁知她在那里长长地叹着气，说道：“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你们，我和你父亲对不起你们。”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
“那次看见你和小兰在厂里，给戴学庐打成那样，我坐在边上什么都不说，就看着他那样打你们……我什么都不说，我还算什么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给人家打，竟然就不敢说一句话……”
我突然笑起来了。妈妈从床上支撑起半个身子，探头看着我：“你是在笑，还是在哭啊？”
“我在笑，我突然想起戴学庐那个样子，把衣服往后面一甩，这样……是这样……手臂扬在半空中……”我在席子上站了起来，学着戴学庐当时打我们的姿势，就像一个小分队战士在演戏。“他打一个小孩，还要打出一个架式来。演员就是演员，什么时候都要表现一番。”
我想把妈妈打发到正题中去，越早越好。我心里想，老是这样等待着判决，日子不好过啊。她要骂就赶快骂吧，骂完了我也该回乡下去了。她不就是想让我说我和男朋友的事情吗？可是妈妈就是不开口问我，她使劲地扇着扇子，像在想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