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岁月

“他们通知我你父亲死了，我当时一口气就在那里憋住了。我跟自己说，就不在你们面前流眼泪。我就知道他们想看我们的笑话，我就不让这群王八蛋得逞。可是走进防空洞的时候，走进那间四平方米的小洞里，又潮又湿。我靠着墙真是忍不住地淌眼泪。你父亲这一辈子就没有过上一天的好日子，你说，活着怎么能那么苦啊。晚上，看守把灯关灭以后，我看见窗子上有一根粗粗的绳子在那里，我上去把绳子拉了下来。我想，我也死了算了，真是痛苦得很。人都是那么残酷，就是要制你于死地。我哪里斗得过他们啊……死了，也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到我拿下绳子，把它又重新结好，再要挂上去的时候，我想起你父亲跟我说的，他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们两个小的，还那么小。你父亲一九五六年关在里面的时候，不就是为了要看一眼你们俩的照片吗。怎么就盼不出个头啊，我要死了，你们怎么办呢。真成了孤儿了。我想着就哭，手也软了，绳子怎么也挂不上去……小莲，你不能做对不起你父亲的事情啊……”
“我没有！”我大叫起来，我几乎在母亲的诉说之中，窒息过去。
“你向你父亲保证。”
“我向爸爸保证！”
“那就好！”
母亲不再说话，她似乎不想再问我什么，她完全放心了。但是我猛地坐了起来，恐慌地凝视着黑夜。人的一生就是一次旅行，可是父亲在黑夜里消失了……我呢……我所有的肆无忌惮却在母亲的一句话中消失了。我这才知道，父亲一直是那么神圣地活在我们心里。母亲在为他吃了无尽的苦楚之后，还是把最后的位置留给了父亲。她要我向他保证，向父亲保证，面对这么庄严的形象，母亲对我进行了一次灵魂的测试。
我的惊恐不是因为我的内疚，我是被妈妈的原则感染了。她竟然永远在我们孩子的心目中维持一个父亲的尊严，无论社会上是怎么贬低、诋毁、唾弃爸爸。可妈妈带领着我们，从来没有践踏在父亲这个形象上。我会忠实于自己的保证的。
这些原来是这么不足为奇，如今当小钧都快是七十岁的人的时候，她还会跟我说，她记得太清楚了，爸爸被捕的第二天，妈妈就把他们三个大孩子叫到她自己的房间里，每一个人都端坐在她的面前，像是在跟他们布道似地说：“你们父亲对革命是有贡献的。他和皮司令打下了孟良崮战役，后来又打下了淮海战役。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和警卫员从日本人的宪兵队里冒死逃回了‘新四军’，如果他是坏人，他当初就不会逃跑回来了……”
小钧说，妈妈一直跟他们说这几件事情。她确实没有怀疑过父亲是坏人。但是，说着，说着，她也愤怒起来。“真的，就像你的感觉一样，我们这个家就是那么鬼鬼祟祟的。家里从来听不见真话。爸爸开除党籍以后，妈妈都没有告诉我们。后来我在班上申请入团，填表的时候，还写爸爸是‘党员’，结果被我们班主任找去臭骂了一顿。当时，我真是觉得羞辱极了，恨透我们这个家，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真话？我们在外面怎么做人啊。”
真话，什么是真话？当我的目光越过母亲满目疮痍的面孔时，我对生活的玩世不恭一扫无遗，只留下我深深的悲哀和恐惧。我常常会想到美国小说《第二十二军规》里说的一句话：战争致使多少诚实的人变成骗子，勇敢的人变成懦夫，赤胆忠心的人变成叛徒。
我再也不会相信那些天真的忠告，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以为我们还是什么人？我们是骗子，是懦夫，是社会的庶民。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当时却一点都不明白。如果那时候我就能意识到这些的话，我也许能活得快乐一些，至少可以明确一些。但是没有，我什么都不明白，就是慌慌张张地在那里活着。老是害怕哪里又出问题了。直到很久以后，直到我去了美国，看见了别人的生活时，我才彻底理解了自己当初的处境。我混乱的童年生活中……可是，怎么写着写着，我又会处于一种更加混乱的感觉里。
因为在“文革”中，妈妈不完全是那样一个要死要活的面目。她跟我说，在下放农村劳改的日子里，有一次潘我源阿姨踩死了一只雏鸡，立刻被造反派发现了，这就宣布召开批斗大会，妈妈必然是陪斗对象。他们说潘我源是蓄意破坏，是对贫下中农的阶级报复，是她的阶级本性又一次大暴露。
开会前，潘我源阿姨低着头凑着妈妈的耳朵悄悄地说道：“我踩死一只鸡有杀生之嫌，看来是对不起这只雏鸡了。现在我成了反革命，但是我怎么一点都不难过，我要做一个快乐的反革命。”
妈妈忍不住偷偷笑了起来，跟着说道：“对，对。我也要做一个快乐的反革命。”
关于《战争与人民》
“做一个快乐的反革命”，这也只是说说而已，他们什么时候敢去快乐？元化叔叔说到爸爸的时候，只会说：“你父亲是个有脑子的人。”真的，他早早就对自己写的东西有预感了，所以他到底是把《战争与人民》寄回家了。造反派烧毁了爸爸还没有发表的十一个短篇小说。我们（包括妈妈在内）都没有看过的十一个短篇小说。只有爸爸在厦门大学时候的好朋友，应锦襄教授看了其中一些。有一篇，就是写的爸爸在传达陈毅军长的密件时，被日本人抓去的故事。题目叫“越狱”。
一直到我在北京上大学，一九七九年应锦襄阿姨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邀请，去北京编辑鲁迅全集的时候，我又看见了她。我们还会说到这些作品。她说：“我看了《越狱》，真的很感人。还有一篇显然写的是你母亲的……像你父亲历来的特点，文字简单却有自己的韵味，写得真好……”
这都已经是后话了。我知道，不论写了什么，一定是动人的。因为它被毁灭了，因为那一定是他自己最真实的情感，因为在那个年代，真情就是灾难。毁灭也带来一份回忆，这一份回忆在那么多年以后，还会让我们活着的人去思念的本身，就已经是一份境界了。这给爸爸的作品染上了悲哀的色彩。不论他写了什么，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的瞬间，还有人想在人间留下一份真情的愿望，已经把我打动了。
胡风的夫人梅志阿姨和她第三个孩子张晓山的合影。摄于一九八四年。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似乎看不见金色的秋天，我沿着北京的街道走着。迎面刮来的大风，裹着尘土和灰沙向我扑来。我皱着眉头，歪着脸顶风向前走去。那时候，“文革”前的原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托人带话给妈妈，说是“彭柏山的问题，有可能平反”。听到这个消息，妈妈连夜给我写信，我似乎都能从信纸上闻到她泪水的气味，那份向往，那份激动都可以把我简陋的宿舍摧毁。我难受得直想哭，不是为了这个消息，是为了妈妈的形象，这么一点点微弱的声音就足以把母亲，把母亲一生的愿望满足，妈妈的生活目标是在什么时候改变的？于是，几乎像是去试探一样，妈妈把爸爸厚厚的《战争与人民》的手抄本挂号寄到我们学校。信上她跟我说：“你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去找周扬，问他能不能帮助出版发表你父亲的小说。”
我去了，沿着北京的街道，那街道的尽头一直通到中组部的招待所。这条大街每每在大风里，就显得那么荒凉，不见人迹。风越刮越大，几乎要把我刮跑。下了车，我拔脚就逃，顺着风往前跑去。就像有人在身后追赶我，即使是白天，我依然感觉到一种惧怕。我拿着父亲的小说，有一种见不得人的感觉，还是像要找个地方把它“窝赃”起来似的。一直到有人一把拉住了我，才从慌乱中清醒过来。中组部招待所看门的拦住我，恶狠狠地问道：“干什么的？”“找人。”“找谁？”“周扬伯伯。”“你是什么人？”“我是彭柏山的女儿。”
说完以后，我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几乎是在我这一辈子，在我整整二十六年的生命中，第一次这样大声地向人们宣称父亲的名字，宣称我是他的女儿。这对我来说，是很不自在的一份快乐，一种沦落在灾难中的快乐，我对自己感到一份忿怒。我敌意地注视着看门人，但是他根本不知道“彭柏山”是谁。他让我站在风里，往里面打电话。等他转身出来的时候，态度和悦多了。他给我指路，告诉我周扬住在哪一栋小楼里。
走到那里的时候，周扬已经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等我了。
周扬第一句话问我：“你父亲还好吗？”
我说：“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爸爸被打死在河南农学院。”
可以看出周扬惊讶的神情，他停顿了一会儿，掉过头，回避了我的目光，他说：“我，我不知道……他……已经……”
然后，我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里，周扬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可是看着眼前的他，神态稍稍显得呆滞，他望着墙壁，似乎不愿意和我把话题继续下去。也许他把我看成一个孩子，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我的声音是微弱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打破这么难堪的沉默。停顿了有那么一会儿，周扬又问我：“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我慎重地拿出爸爸书稿的手抄本：“这是爸爸的小说《战争与人民》，妈妈说您过去读过。”
周扬诚恳地抬头看着我，慢慢地说道：“我记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