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岁月

“妈妈问您，能不能帮助爸爸把书出版了。”
“我现在没有什么权了。但是，告诉你妈妈，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话虽不多，但是，难以相信的是，我竟然被感动了，在这么简单的几句话里，虽然是那么无力，我却听见了一份内疚和一份真诚。我也开始像母亲似的，傻乎乎地燃起了希望。原来，我们这样的人是很容易被打发，也很容易被满足的。后来，我们还说了什么，都记不清了，周扬已经答应帮助出书，这足以让我把快乐传达给妈妈，我甚至能想象出她的那份神情，她会快乐得睡不着觉，她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别人面前夸奖我的能干。总之，一份可能到达彼岸的快乐。
不久，像周扬自己说的那样，他把书推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向韦君宜社长推荐了爸爸的小说。
有再多的快乐，记忆中的北京，还是灰蒙蒙的。即使在过年的时候，厚厚的爆竹的纸屑在昏黄的路灯下飘舞。一九八一年的除夕，我朝胡风伯伯家走去。像走在我自己的梦里，当一个一个人都死去以后，我竟然能沿着一条路，踏上去他们家的道路。我从来不敢想象，我甚至从来不知道，胡风这个名字，有一天也能像爸爸的名字一样，是可以张口说出来的。没有。从来没有敢这么去想象。我没有去过他们家，可是当我一脚踏进屋子的时候，我竟是走在自己遥遥的归途之中。连同他们的家具，都和我们家的一样，散发出一阵阵的霉味，墙角、板壁的缝隙中落满了灰尘。这些破家具是刚刚从公安部拿回来的。梅志阿姨接待了我，她对她的儿子老三——张晓山说：“带小莲去看看。”
我没有太明白“去看看”什么意思，去看什么呢？我和晓山经过漆黑的过道，慢慢地推开了一扇门。“吱咯”一声，门开了。晓山脚步轻轻地走向一个非常苍老的人，那竟是胡风伯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胡风伯伯。在我的记忆中，只看见过他年轻时候的照片，一个高大骄傲的人，可是刹那间，在我面前坐着一个迟钝的老人。这，是他吗？
晓山几乎是贴着胡风伯伯的耳朵在说什么。我站在他的身后，努力听着，但是就是听不见。接着，晓山拉了拉我的衣角，让我过去。旧窗帘把窗子封得严严实实的，什么光线都泄不进来。胡风伯伯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
“胡风伯伯，您好！”
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是那么挺直着腰板坐着，两眼像瞳孔放大一样地凝视着我。他像个巨大的雕像，苍白的脸。占据了他脸部一半的是他的额头。他不说话，空气变得紧张起来。他的瞳孔开始发亮，像被火点着似的。我想说什么，又觉得自己被掐住了嗓子眼，干涩得难以开口。晓山笑着，大声地跟父亲说：“爸爸，他是彭柏山伯伯，朱微明阿姨的女儿啊！”
一九七八年我考取北京电影学院离开江西农村时，赶到湖南老家看望还戴着“坏分子”帽子的二伯伯彭象斋。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五日，妈妈病重。我代表妈妈参加了胡风伯伯的追悼会。我搀扶着贾植芳叔叔，和其他“胡风分子”前往八宝山。左四是何满子叔叔。左一是贾植芳叔叔的夫人任敏阿姨。后排左一是罗飞叔叔，后排左三是罗洛叔叔的夫人杨友梅阿姨，右二是曾卓叔叔。
突然，胡风伯伯摇晃起来，那么艰难，像有千百个人在那里推动着他，他努力着要站起来，一下又一下，可是他太大太沉，最后还是跌坐在沙发里。我伸出手，不知该不该去搀扶他一下。刹那间，他拉住了我的手，毫不犹豫地紧紧地握着，我却放松下来。我触摸到他宽大的手掌，有力，坚定，更重要的是我感觉到他手上温暖的体温。像父亲一样的一份温暖，那么具体和真切。
“胡风伯伯，您好！”我又大声地叫了一遍。他似乎耳朵不大好。
他看着我，不断地摇头，他好像对我笑了笑。但是在那微笑里，那两只眼睛变得木然起来。他说：“回去告诉你妈妈，我对不起你爸爸，对不起你妈妈，我有罪，是我的罪啊……对不起你们，让你们都为我吃苦了。对不起你爸爸……”他的手松开了，眼睛变得通红通红，布满了血丝。泪水在一点一点涌了上来，他低下头，似乎想缩进那只破沙发里，他显得那么歉疚，充满了罪恶感。但是他太大太高，依旧是直挺挺地端坐在那里，但是他还在喃喃低语着，“对不起你爸爸啊……回去跟你妈妈说……”
我哽咽得连话也说不出，我多想大声地哭出来啊。仅仅是为了这一份无力的善良，仅仅是为了这一份真诚，还有这一份透明的正直……当我早就把这些品质都忘却的时候，怎么还是有人这么活着？为了这么小小的一点品质，他被监禁、被关押了整整二十四个年头。几乎和我的生命一样漫长。不是嘛，当时我来这个世界上只有二十三个月，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就开始了。
突然，胡风伯伯变得灵活起来，他一把拉过晓山，小声却非常清晰地说道：“你知道后楼梯在哪里吗？”他坚定地向我做了一个手势。“趁他们还没有来之前，你赶快，快走！”他焦急地暗示着我。“听见吗？快走！”他急了，几乎要狂叫起来，两眼拧在一起，疯狂地催促着我赶快走，有人要来抓我了。
至今我都记得那间小屋，记得那个情形。多像在我小的时候，一个夏天的日子，爸爸从厦门回来的时候。屋子是漆黑一团，厚厚的窗帘上落满补丁，爸爸也是那样端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爸爸显得那么瘦小，他根本不抬头，只是用他细长、神经质的手指在捻着沙发上的毛边。他知道我站在那里，也不理睬我。过了一会儿才说：“崽，听话，出去玩。”我没有动，用眼角死死地看着他，他的手还在那里扭动着。黑暗中，他像一张白纸，薄薄地飘在风里。半天，他跟我说：“出去玩，没有什么。你大伯伯死了。”爸爸似乎随着他的语言一起消失在那张破沙发里，那纸变形地卷缩起来，沙沙作响。“是我害的……他们把他打成坏分子……他那么老实的人，能干什么坏事啊。一直让他劳动改造……你大伯伯太老实了，没怨过我……我对不起他啊……”
多么深的噩梦，我对爸爸、对胡风伯伯也感到了一份对不起。深深地对不起，是太对不起了，生活竟然把他们折磨成这样。他们永远也走不出这个噩梦了。
妈妈说：“你都想象不到，爸爸的老家，湖南茶陵县秩堂乡彭家祠村，也掀起了反胡风运动的狂澜。”
我不敢接话，但是听到这些荒诞到极点的事情，几乎要笑起来。这些不识字的农民怎么批判胡风？他们知道胡风是怎么一个人吗？……但是运动不仅能在精神上压迫人，也能在肉体上消灭人。事情说着说着，就觉得说不下去了。我从来也不是什么看破红尘的人，我是一个农民的后代，爸爸家祖祖辈辈都是给地主当长工的雇农，安平知命的庄稼人。结果大伯伯彭开斋却为爸爸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受管制劳改。爸爸接到大伯伯死讯的时候，正是三年饥荒时期，大伯因为家里没有吃的，活活饿死了，至死还戴着“坏分子”的帽子。二伯伯彭象斋更是不由分说，爸爸的事情一出，立刻被开除党籍，撤销了乡长的职务，也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全家人受尽欺凌和侮辱。即使这样，和胡风伯伯家相比，我们家的这点经历还是不算什么。
我还有一个家，还有一个母亲，她把我们拉扯长大。他们家呢，除了公安部现在还来的这些破家具，连一片纸屑都没有残存下来。一九六六年的时候，胡风伯伯从秦城监狱解押出来不久，又和梅志阿姨被判了无期徒刑，送往劳改地。看着晓山，我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在内蒙古草原上整整呆了十二年。直到一九七七年重新开始恢复高考时，他才有了一次机会，他的成绩考得非常优秀。即使这样，上面还下了红头文件，胡风的儿子不能进京，不能学文。
晓山不是这样理解的，他对我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活得不错的，无望的不是我们这些人。”
“那还有谁会比我们活得更糟糕的？”
“我们家最近经常收到公安部转来的一些信件，有的写信人，你别说不认识，就是他信上写的那个地方，我们在地图上都查不到。不知道在哪个偏僻的角落里的一个大队会计或者是什么小镇上的干事之类的人，就因为在报纸看了我父亲的一首诗，说了一声‘好’，于是也给戴上一个‘胡风分子’的帽子。你说在那么一个地方，谁还想着去管这些人的平反问题？人，这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我木呆呆地张着嘴，脑子都空白了。
“那，那……你爸爸是怎么会发疯的？”
“你知道的，我父亲是一个很天真的人，关在里面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还以为就是他一个人的事情。所以二十四年的监狱生活就能挺过来。给他最致命的打击，是他出来以后，第一次看见了中央关于‘胡风案件’处理问题的文件，那里列出了被打成‘反革命’的，以及被逼疯、打死的人的具体数字。这样大的一个数目，竟然都是和他牵连在一起的。这是他从来没有想到，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这还不包括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小人物。突然，他崩溃了，他怎么也受不了这一份内疚，这一份犯罪感。完全受不了了。于是再一次出现了精神错乱。”
……
外面响起了“噼噼啪啪”的声音，不知是在放爆竹还是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