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岁月

那响声像抽打在墙上的鞭子，每一下都打得那么响，听着觉得触目惊心。我多不愿意去回忆这些事情。做一个中国人是不容易的。
但是，妈妈还是在给我写信，催促我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打听父亲的小说。我看见了社长韦君宜。她就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那里堆放着很多很多的稿子，显得那么凌乱，桌面上几乎没有余地能让她伏案工作。屋子很小，像一个办公室，简单又朴素。韦君宜梳着短短的头发，抬起头严厉地看着我，目光里闪烁着老干部惯有的原则。这种时刻，我就变得极其愚蠢，我身上散发出的那份无法掩饰的散漫，一定让她感到讨厌。我怏怏地低着头，吓得连问话都忘记了。她有点不耐烦地问道：“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妈妈让我问一问爸爸的小说……，您……您有什么看法。”
在生活中一用“您”字，自己都觉得非常做作，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做作会把我的紧张情绪带走，我努力在设计措词之中把握自己。她已经没有兴趣再看我一眼，开始在那里翻阅文件和稿子。
“《战争与人民》，目前我们不会考虑出版。你父亲的历史问题很严重。”
“我知道，但是魏文伯已经托人带话给妈妈了，说是，说是胡风……”
“不是胡风案子……你父亲是叛徒。”
如果说开始我还是那么懦弱的话，很快，我那种肆无忌惮、暴躁的性格就又会流露出来。他妈的，不就是要出本书吗，又来了，什么“叛徒”不“叛徒”的，人都让你们搞死了。怎么经历了十年“文革”，这些有原则的同志们，还在那里革命着。我说：“爸爸的被捕问题是有结论的，谁说他是叛徒？我们家只知道他的问题出在胡风问题上。”
“最近上海新四军的作家到北京，他们跟我说的。”
他们，他们是谁？
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很少回家。我习惯于漂泊的生活，习惯于留在自己空落落的宿舍里，废纸、书籍，任我乱摊乱扔。原以为沾有这样习惯的人，都会是宽容的，容易沟通的人，没有想到韦君宜在原则面前，一点都没有让步。冬天，我回到上海，又像在“文革”里一样，在黑夜里和母亲一起猜测着，上海哪一个新四军作家那么恨爸爸。妈妈火气也很大，她说，上海不就是几个新四军作家，茹志鹃和吴强吗？茹志鹃这个人正派得很，她不会去干这种事情。那就是吴强，可是像爸爸这样的死老虎，还值得有人去仇恨吗？
我还是想把这些琐琐碎碎的故事写下来。事隔二十年以后，再看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一份荒诞就被我们自己勾勒出来了。我跑去要求出书，可是书本身的价值已经变得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身份，是人的背景和与书本身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
上海的冬天，又湿又冷。可是妈妈哪里管得了这些，顶着大风就去找陈其五叔叔，那时候他的问题平反了，恢复了他上海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他早年在“燕京大学”哲学系上学时和韦君宜是同学。等到一九五六年底爸爸从监狱里出来以后，陈其五叔叔竟敢常常跑到安福路上——我们家，看望爸爸。妈妈说：“陈部长会为你父亲说话的。”她急急忙忙跑去了。一切正像妈妈预料的那样，听了她的诉说，陈其五叔叔就说：“我马上给韦君宜写信。她会告诉我怎么回事的。”
结果，陈其五叔叔的信还没有寄出去时，宣传部却转来了韦君宜的信，他将原信拿给妈妈看。
信上说：“有一件事情，我想来想去只好问问你。即有位彭柏山同志被划成胡风分子之后，有一部小说稿，名叫《战争与人民》，现在我社。按胡风分子现在大部分已解决。彭柏山同志最后所属单位河南农学院据说也表示过他们将努力为彭柏山同志另作结论。这一点似乎并不妨碍他出书。但我社的编辑曾听说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吴强同志（也是老新四军的）说：‘胡风分子问题即使解决，他还有个历史上的叛徒问题，只怕不好办。’我们莫名其妙，问他的家属，家属说：只见过去结论上写着胡风分子问题。后来厦大及河南农学院说‘维持原结论’，也是胡风问题的原结论，别的不知还有什么。我想，你也是新四军的，又是老上海市委宣传部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究有无问题，你当会知道。想写信到你家，又不知地址，只好写到机关去。阅后请你个人给我回信，万勿声张为幸。握手！老同学韦君宜。”
最后的“请你个人给我回信”上的标记，是原信上存在的。
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家的人，仍然是充满了感激，因为陈其五叔叔看完信以后，毫不犹豫就站了出来为爸爸说话，为爸爸申辩。
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九七九年底了，元化叔叔的问题开始明朗化，他能够上北京参加文代会了。在会上他拿着爸爸的小说去找安徽省宣传部长赖少其，看能不能在安徽出版。赖少其接过书，说：“我先把它给《清明》杂志，让他们先选择几个章节，先发一部分。”
于是，《战争与人民》就在这样的状态中，第一次可以正大光明地为人所知了。
我还是要说，还是要解释，我过去一直说韦君宜是有原则的老干部，言语之中没有任何贬义。没有，真的没有。当她知道事实以后，她也批准出版爸爸的长篇小说《战争与人民》。这时候，爸爸的“胡风问题”还没有最后平反。多不容易啊，对韦君宜来说，她同样承受着压力。
书，终于出版了。陈其五叔叔特为写了“后记”。妈妈了却一个心病，就像完成了一件历史使命。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复印机之类的东西。为了出书，仅仅是为了托人，求人推荐，妈妈手抄了十份——这三十四万字的长篇，她一字一字地抄了十份。其他的，我都不再用文字来描述了。为了这本书，家里的人都涉及进去了。可是，当今天我们回头再看一眼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起了母亲说的那一个词“痛不欲生”，即使说出来了，也无法表达我最终的感觉……
尽管元化叔叔也在为爸爸的书奔走、为他说情。但是他会一点不含糊地跟我说：“唉，你父亲干什么去写那么一本书呢，什么伟大的军事路线。这有什么价值？文学的价值，还是写人……你说，谁会去看呢？”
“但是，当初爸爸不这么写，就不可能发表。”
“你父亲就不该去写这种东西。你想想，他如果能把自己经历的一生，非常真实的，点点滴滴，详细地写下来。那留到今天，会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作品。他在湘鄂西的那段经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不好好写写这些事情？”
“这怎么可能，在那样的年代，什么人敢写真实的东西？连私下里想都不敢去想。”
“我还是那句话，那就什么都不要写嘛。”
“可是你想想，在那样的日子里，他生活中一点寄托都没有，日日夜夜趴在一个黑洞里整理书，他怎么会不想做一点什么呢，何况他那么热爱写作。”
“我们那时候，都是这样在生活的。”
“爸爸跟你不一样，你一直在上海，你有一个家。每天，你可以看见张可阿姨。爸爸是面对四堵墙壁，他跟谁说话去啊。”
“你不能理解我内心的痛苦，不是和谁说说话的事情。那是什么日子啊。”
“真实”对于我们来说，成了对死亡的暗示。有多少人在谈论真实的时候，忘记了真实是需要在一大堆污垢后面，用生命换取的？想想看，爸爸在最后的日子里，连元化叔叔的那一首小诗都不敢随身保存，他怎么还敢再写下自己真实的经历和思想？特别是湘鄂西的那一段经历。他甚至都不跟妈妈诉说……什么都说不清楚。我给小钧打长途电话，给中国明清史专家王春瑜打电话……总之我觉得是一份说不出的窝囊，我总是想找一个人说话，似乎在诉说的过程中，可以找到一份足以解释的理由。但是，没有，我始终找不到任何理由来维护父亲的作品。深夜，当我扪心自问的时候，我清醒地知道《战争与人民》无法和他早期的作品比，这是他败笔的形象，竟然为了这本书，爸爸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我还是要为爸爸解释，怎么能这么轻易地否定他这本书呢……但是还会有谁来听我的诉说，还有谁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本书的存在？
是的，没有人知道这本书了。但是元化叔叔还是在对我说：“你父亲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对毛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我就是受他的影响。那时候，大家都被大跃进三面红旗搞得脑子发热的时候，你父亲就跟我说：‘看吧，二十年以后，一定会重新评价这个运动。’当时有人能这样思考，是很不简单的。我们那时候，就在那分析和批判着。所以，如果你父亲能好好地把他自己思考的东西写下来，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写下来，那就是留给后人多么有价值的一份东西啊。”
“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你看在斯大林的暴政下，在那么残酷的时代，苏联的一些知识分子还是写出了一些东西，写出了自己的经历。那是很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为后代了解历史，不是为自己。”
我沉默了。
王春瑜在长途电话里对我说：“你不要和王先生争了……你父亲和他的生活经历是不一样的……书，是写坏了……那个年头，谁能写出好东西呢？”
这样说，我还是想起母亲用的词“痛不欲生”。天很热，窗外的垃圾筒飘来一阵一阵腐烂的臭气，屋子也变得臭烘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