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岁月

我似乎闻到是那只大甲虫的尸体气味，卡夫卡送给我们的大甲虫……一个小公务员辛辛苦苦地干了一辈子，为了维持他的家庭。一天早晨醒来，他发现自己累得竟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全家人都要把这只虫子打出门去，他们在那里扑打着，追赶着，终于用一只大苹果打中了它的背部，狠狠地砸在上面。苹果陷进了大甲虫的背壳里，一点一点陷了下去，后来苹果开始腐烂，和肉长在一起。直到大甲虫最后死去的时候，它的背上还驮着那一只腐烂的大苹果……
苹果腐烂的过程是迅速的，可是那些煎熬的日子却是缓慢的。不管父亲被折磨成什么样子，文字和写作，在他的生命里，像是宗教一样神圣，像宗教那样让他不能轻易放弃。他还是偷偷地在那里写作，直到最后，造反派还是从他那里抄到了一些短篇小说。
一九七九年从河南农学院来了两位落实政策的人，妈妈看见他们的时候，首先问道：“彭柏山最后的稿子在哪里？”
“都被造反派烧掉了。”
……
母亲难受得说不出话，眼泪忍不住就从眼里滚落下来，看着这么坚强的女人都在哭泣，来人努力安慰着母亲说：“你还在乎那几篇小说干吗？我们那里很多人家的黄金抄掉都找不回来了。”
母亲惊讶地看着他们，这时候眼泪也干了。她几乎是愤怒地叫喊起来：“黄金算什么？彭柏山写的东西，能用黄金计算吗？”
烧毁了。毁于一旦的东西，是父亲付出生命写成的。可是，爸爸为什么要那么执著呢？多不希望那本书是在爸爸背上腐烂的大苹果。可是，他又为什么像大甲虫一样认真？如果能敷衍了事，他就会发现命运的归宿都写在那里了，谁也改变不了它。如果能活下来，他还可以写多少东西啊。但是，他不相信未来，他彻底绝望了。他就是那么认真地活了一辈子。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也许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我把门关上，独自坐在黑暗之中。
拿出《战争与人民》，我想把它重新看一遍。不能就这么简简单单地写上几个字，就算是交代了。打开书的扉页的时候，我看见爸爸的照片，想起了元化叔叔对书的评价。他说：“你爸爸的《战争与人民》是一个败笔，一点意思都没有，写它干什么。”我虽然嘴上没有和他有太多的争辩，但是心里还是觉得非常的痛心。他毕竟是爸爸最好的朋友，是最早在那里阅读初稿的人。我挪动了椅子，让自己坐到阳光里。那样去读书的话，也许会感觉好一点。这些日子我一直在重新看这本书，开始的时候，觉得很沉重，确实爸爸的文字跟他早年的短篇小说，特别无法和《皮背心》、《崖边》那样的作品比较，真有点惨不忍睹的感觉，怎么变得那么幼稚？什么“依靠组织”、“整个中华人民的心都激动起来”等等，这些空泛的措词，不断地出现在文章里。
我甚至都想哭，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的？怎么越写越幼稚了？但是大姐小钧跟我说：“当初不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爸爸真是节约啊，他把用过的稿纸给我，让我在反面打草稿。那时候，我读书一点都不用功，题目做着做着就不想做了，翻过纸头就在那里看起小说来。我越看越感动，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里面写了一个很好的人，但是最后这个人做了叛徒，我难过极了，我去问爸爸，为什么这么好的人会变成叛徒了呢？爸爸说：‘我就是想写那种复杂的人性。你根本不能想象，被抓去以后，那种刑罚有多残酷。正常的人是不可能忍受得了的。’后来，爸爸就是把自己最满意的一稿交给周扬的，他们把稿子退回来了，说爸爸的作品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不能发表。后来，你知道的，为了发表，书里那些人物和那些好的细节，都被爸爸自己删掉了。”
尽管王春瑜说，那时候有谁写得出好东西？这也不足以安慰我。因为最后留给后人的终究是这样一个作品。也许真该像元化叔叔说的那样，这样的东西，还不如不写。把他的形象都损坏了……我停下来阅读，给海诺德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多希望有一份谅解，多希望有人跟我一起承受这一份心酸。
晚上，打开电脑的时候，看见回信已经在那里了。海诺德说：“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的时候，中国人连自由都没有，你爸爸怎么会有自由的思想？谁还敢思想？在任何专制的统治下，没有人敢面对自己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想写的话，为什么不写呢？能写出来，就是一个胜利。我们美国人的座右铭：活着的全部秘诀，就是去行动。”
我不知道他说对了没有，看了他的邮件，我的心终于安静下来。似乎找到了一种借口，于是重读小说时，居然渐渐地读进去了。还是有很多概念的措词、描写，但是我突然看见了一份心态，在字里行间，那一份坦然和安宁的心态。爸爸整个的文字是恬静的。也许，这本书本身将会有多么伟大，对他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从句子到句子之间，我读到了他的这份认识。他只是把《战争与人民》作为一个信念，一个活下去的信念，一个为自己活着的借口和理由在写，他写得非常投入，而且是真诚的。看到后面，人物也变得复杂了，越来越符合他们的身份和背景，书里的人物有他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有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我甚至是被打动了，整个结构是严谨的，结局非常利落。看完以后，有一份说不出的感觉。（因为我知道，现在是不会再有人去看这样的作品。但是，在这一类的小说里，爸爸的东西确实写得是可以读的，不仅仅是他的文字那样干干净净，有章法。还是因为，写的是他真心相信过的事情。）于是，忍不住我又给梅志阿姨打电话，给梅志阿姨写信。后来梅志阿姨在电话里跟我说：“元化没有那样的经历，你应该知道，他很难体验到你父亲对解放区，对自己为解放战争所付出的这一份感情。”
现在想来，元化叔叔的这一份批评，包含着太多的理想愿望。他是在今天说这个话，他没有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对于爸爸妈妈来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命运犹如一个无法痊愈的伤口。他们待在那里，从一个痛苦到另一个痛苦，从一个失望转换为另一个失望，他们无法挣脱。他们，正在走向从未见过的尽头，他们自己命运的尽头。
命运的尽头
一九九六年二月，我从纽约回来，上海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小时候跟妈妈和爸爸走过的淮海路成了金灿灿的街道。夜晚那些灯箱广告，可以和耀眼的纽约街头作比较。密集的法国梧桐树消失了，出租车经过那光秃秃的街面时，开开停停，我们被堵在拥挤的人流和车流之中。喇叭声不断，我感到莫名其妙的心慌，在这灿烂的灯光下我害怕，怕什么？我并不清楚，到处弥漫着陌生的气息，我迷失在自己的城市里。缩进破夹克里，抬起我穿着美国大兵皮鞋的脚，慢慢在寻找楼梯的台阶。我的大头皮鞋没有给我任何自信，一次又一次让我在那里绊倒，我紧紧地拉住满是灰尘的自行车轮子，它依然像我七年前，离开家的时候那样，用链条锁锁着，绑在楼梯的半腰间。我深深地呼吸着，努力在走进家门之前把情绪稳定下来。小楼道，依然弥漫着浓浓的油腻气味，那油腻甚至就渗透在空气中，我可以从呼吸里体会到。
我轻轻地敲着家里的小门。老阿姨穿着洗得发黄的棉毛裤从被窝里爬起来给我开门。像以往一样，她说：“是小妹妹回来了。”她看着我没有一点惊讶，而我却惊讶地打量着她。在看惯了高大的美国人以后，我从来不知道她是这么瘦小，从来不知道她的脸色这么暗淡。她哆哆嗦嗦在我的身后锁上门，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
“阿姨，赶快回去睡呀，不要冻着了。屋子怎么那么冷。”
家，一到夜晚就安静得很，母亲睡得很早，和我走之前一个样子，甚至连鸡毛掸子都还挂在大橱的侧面。唯一的变化是桌上、箱子上，甚至旧冰箱上都盖满了旧报纸和老化的白色塑料纸。家，看上去像一个废品回收站。阿姨说：“上海的灰实在太大，没有工夫天天去擦，就用这些报纸来挡挡灰。”我该说什么，总以为这个家是很温馨的，总以为阔别七年之后，重逢会别有一番激动人心的瞬间。我在肯尼迪机场起飞的时候，都为自己的想象感动了。泪水在眼角转动，我甚至希望自己手上有一把家门的钥匙，轻轻地将它打开，让她们大吃一惊。
是的，我站在这里，站在屋子的小窗口下面，窗外的霓虹灯在不断地闪烁，我看见屋里的旧报纸、破塑料布也在变幻着颜色，像万花筒似的。家，在灯光下变得更加破败了。老阿姨穿上了棉袄，领我走到母亲睡觉的地方。她还是睡在阳台上搭出来的小房间里。白天的时候，那里可以更多地晒到太阳。老阿姨推了推母亲，她从棉被里伸出一只完全变形的手，那手像被人缠过的小脚，手指交织在一起，已经不能伸张和弯曲，骨架全部萎缩了。母亲用那样的一只手向阿姨摇了摇。
“是小妹妹回来了。”老阿姨大声地叫着。
母亲还是摇了摇手，“我不要水，不要了。”
我把手伸过去，握住了母亲的手。那手指像一根僵硬的铁钩子，挂在我的手上。她还在说：“我不要，我说了不要水吗。你们不要来烦我了。我的日子不好过，我疼啊，我的类风湿不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