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岁月

我求求你们……”
“妈妈，是我……回来看你了。”
“走吧，不要来烦我了。这个生活没有什么意义。我没有几天能活了，让我太平一下啊。”
一九九四年春天，当我把这张照片寄回家的时候，妈妈说，她看着那一顶怪里怪气的方帽子哈哈大笑起来。可是笑着笑着，她却流下了眼泪。我知道这眼泪里包含了多少永远也说不清的心酸合她为我所感到的骄傲……
原来我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成功的形象。让她看看外婆故事里的“穷秀才，寒窗十年，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她很快会嫁给一个有钱人的……”我把我纽约大学MFA的毕业证书放在随身背的背包里，那是用羊皮纸做成的，拿到它的时候，就被卷得好好的，放在一个经得起挤压的硬纸板做的圆筒子里。我想告诉母亲，这是我们电影制作中最高的学位，就等于其他学业里的博士学位。即使将来我在美国找不到钱拍戏，可是我凭着它，是可以在美国任何大学找到教书的工作的。我不仅想让母亲放心，我同样想让她为我骄傲。我想好了，一进门就亮给她看……可是，她病得这么重，她没有给我这个表演的机会。
就是这样，我还是要说，跟过去比，我们家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为父亲召开了平反追悼会。妈妈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总是说：“那完全是因为陈国栋书记啊，没有他，这个追悼会哪里会开得这么成功。”
“成功”，什么算是“成功”？用这样的措词来形容爸爸的事情准确吗？我害怕面对这些词组，它与我的生活经验相去太远了。但是，妈妈把这一切都看得很重，虽然爸爸已经不会再知道这些事情了。活着的人所做的一切依然在为死人着想。当时，“胡风问题”已经明朗化，陈沂部长主持的上海宣传部在中央的批准下，同意给爸爸平反。但是，爸爸最后不是在上海去世的，也不是在上海宣传部任职，所以追悼会不适宜在上海进行。妈妈坚决不答应，她说：“郑州有谁认识你父亲，在那里开追悼会有什么影响？你父亲就是在上海被他们整的，凭什么把我们这群孤儿寡女塞到那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去。不行，一定要在上海给你父亲平反。”
她要去找陈国栋书记。她重新开始为父亲的平反问题奔波。在整理她的书稿时，我看见厚厚的一本笔记，封面上写着“平反难”。我已经完全丧失像母亲那般的坚强，在这本稿子面前，我犹豫了很久，竟然没有勇气把它打开。我掉过头去，是独自一人的时候，我也害怕自己的眼泪就那样无力地滚落下来。
妈妈听说陈国栋书记到上海了，便急急忙忙地找去。也许进门前，她还在给自己打气，她不知道当年的好朋友现在会以什么样的脸色对待她，但是不能管那么多了，为了父亲的平反，妈妈把自尊心放到最后，最下面。她需要他们的签字、批示。当她踏进东湖宾馆，陈书记临时的居住处的时候，陈书记哈哈大笑地说道：“你是不请自到啦。我家老沈（夫人）在北京就说了，到上海第一个要探望的就是你。”这一份亲切不只是让母亲感动，在经历了那么久冷漠的岁月以后，这人间的真情，让她感到一份委屈，她甚至要为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哭泣，但是她克制着。目前所有的一切，依然都是关于父亲的平反。当陈书记听完母亲的请求，要求在上海为父亲举行追悼会时，他简单明确地说了一句话：“那是一定的，我还在上海呢！”这以后，妈妈总是对我们说，“是陈书记给我们家，给你父亲最后的支援。他在市委的常委会上就说：‘让朱微明，孤儿寡母的跑到郑州去，确实不合适。彭柏山的问题是在上海出的，我们就应该在上海给人家解决。人家受苦受冤快整整三十年了。’”
我知道在四十年代新四军时，爸爸就和陈国栋书记结识了，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再后来，陈书记自己也经历了极“左”路线的迫害，他对爸爸是理解的。
一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由陈国栋书记主持的爸爸平反追悼会，在上海龙华火葬场隆重举行。爸爸的朋友，有幸在“文革”中活下来的朋友，王一平叔叔、元化叔叔、陈其五叔叔还有那些上海的胡风分子，都来了。但是，胡风伯伯没有来，当时他还在四川偏远的村子里“保外就医”，他还在判刑之中，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中央最后的认可。
妈妈收到了胡风伯伯的来信，他说，他在遥远的四川乡下也听说了爸爸的事情，因为是住在乡下，赶了很远的路，才能给妈妈发出这一封信，他希望能到上海参加爸爸的平反追悼会。信，写得很短，信封是那种画着很粗糙的图案的农民用的。但是，在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后面，凝固着多么沉重的感情啊。可是，妈妈却被这一张薄薄的信纸吓坏了。她完全是一只关在玻璃笼子里的苍蝇，可以看见外面的人在行动，但是她只能作微弱的挣扎，喘息。她已经被所有的“教导”把脑子洗得很干净了。她永远会听见那些低沉、繁复而沉闷的声音，让她作为一个党员，保持原则。她不敢向胡风伯伯发出邀请，她又感到一份歉疚。她，把胡风伯伯的信交到了上海宣传部，由组织作决定。
一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由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主持了爸爸的追悼会。右三为陈国栋书记。右四王一平伯伯。右一夏征农伯伯，右二钟民书记。
用妈妈自己的话说：我把信上缴给宣传部以后，也不敢去索回；但我还是很想让胡风来参加你父亲的追悼会，他们实在是那么好的朋友啊。可是“专案组”领导舒文说：“‘胡风事件’改正了，但胡风本人的问题，中央还未表态，不能让他来。”我哑口无言。说真的，我已被极“左”路线吓破了胆，年年岁岁我怕搞“运动”，做靶子，我那“反革命家属”的辫子随时控制在领导的手上。
不知道梅志阿姨是否知道这个事情。如果，她今天看见我写下妈妈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一定会给予谅解的。在那样的年代，人已经被训练成习惯挨打的畜生的时候，谁都不知道怎么做出选择。但是，后来，后来当妈妈病重在床，在最后的日子里，她还会想起这些往事。她非常痛心地跟我说：“我真不该把胡风的信交上去。我是被整怕了。”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我在梅志阿姨写的《胡风传》上，看见这样一段描述：
上海方面为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的柏山开追悼会，梅志特地请在上海的朋友们代胡风送一个花圈，以表哀思（后来知道，当时还不允许把他送的花圈放在灵堂里。不过，这消息可没敢告诉他）。
在一九七九年底的时候，聂绀弩伯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他在病床上听说了爸爸的事情，为此写了一首诗。
挽 柏 山
山外青山楼外楼，人生禁得几拳头！
《崖边》写了苏区事，莫非反苏错报仇。
冯堂易老老彭难，何不当初美孔颜。
八百岁时一回马，再活八百也等闲。
一九八○年的夏天，赖少其叔叔亲自用毛笔提写了挽诗，将它悬挂在灵堂里。
悼彭柏山同志
江淮河海曾饮马，扬鞭抽剑斩恶来。
忠良为国遭横祸，清酒一杯祭灵台。
文坛宿将留遗作，繁华织锦辛勤栽。
我向浩天三祝酒，春风吹到百花开。
读着这些诗的时候，说他们还是年轻的豪杰，也许一点都不过分。在字里行间依然洋溢着英武之气。浪漫的老一代，是从血液里面决定了他们的气质，和我们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情调，没有青春感的下一代人相比，我似乎是在自己身上，闻到了那种难以描述的死寂的泥土和拜金主义混杂的气息。过去一些时间，过去那些往事，又过去一些年华，接着我们经不起新的诱惑，然后被滞留在岁月的后面。
多少年以后，皮定均叔叔的夫人张烽阿姨在给我们孩子的来信中，还会提到：读着你妈妈写的文章，眼前再次浮现出她凄苦的形象，我又一次情不自禁地老泪涌流，我的大孙子皮虎和外孙在旁边惊奇地看着我，却不敢问为什么。你妈妈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是她经过不懈的努力，才为你爸爸争得了公正的待遇。不是像这样的妻子，光靠你们几个儿女是不行的……在你们家长期遭遇的不幸中，我们很歉疚地无能为力，由于距离较远，经济上也没有及时给予接济，这也是我流泪的内心原因。
追悼会上，陈国栋叔叔和妈妈握手，向她致哀。
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在回信中也只当没有看见最后一段。实在是对皮叔叔和张烽阿姨的感激，落在纸面上都是难以表达的。但是，一切确实像她所说的，没有妈妈的努力，我们几个子女又怎么可能为爸爸找回一个公正的结局？
那时候，爸爸的朋友都努力在那里帮助我们。记得一九八○年的除夕，我独自留在北京电影学院空落落的宿舍里，凑着冬日寒冷的阳光在那里读书，我似乎喜欢自己的恶习，老想逃离人群，逃避所有的节日，那些欢乐对于我不光是陌生的，总觉得是虚假的。我不相信什么快乐，什么幸福。我想去寻找我自己也说不明白的东西，也许这样做，是出于我愚蠢的自信，也许是出自于我深深的自卑。偏偏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有人会打破我的“表演”。爸爸的老朋友陆定一伯伯的夫人严慰冰阿姨给我打电话来了，让我去她家吃年夜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