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岁月

那时候，他们夫妇俩刚从秦城监狱释放回来不久，在监禁了十年之后，我没有理由拒绝她的邀请。但是，我不会有什么冲动和感激，想到见面我就会和“秦城监狱”联系在一起。北方的冬天是寒冷的，但是历史的记忆同样是不温暖的。
天很冷，从朱莘庄赶到东单东总部胡同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站在客厅的过道里，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老人，突然我被堆在走廊里满满的图书迷惑住了，那简直像是一个图书仓库，黑压压的一堆，几乎要顶到天花板。人都很难从那里跨越过去。我蹲了下来，开始翻书。一口气，我找出了一大批“文革”前出版的“黄皮书”，正往下翻的时候，严阿姨走出来了。对我这个不懂规矩的孩子，竟然一点都不生气。她说：“不要翻了，我给你一本世界上最好看的书！”
妈妈率子女和元化叔叔在爸爸的骨灰盒前留影。右二为妈妈，右四为元化叔叔，后排左三为在曹杨中学教书的舅舅朱祖铭。我在外地拍戏，没有参加。实际上我已不在乎这些事情。
上一代人说好看的书，你会相信吗？我假惺惺地笑着，接过她交给我的书。突然，我发现那是爸爸一九五○年出版的《三个时代的侧影》。整整三十年了，黄黄的纸页变得脆了，扉页上保留着爸爸淡淡的工整的钢笔小字，“陆定一部长指正”。严阿姨接着又对我说：“小鬼，好好看看这本书。给你妈妈寄去，待以后再版的时候，再送给我们一本吧。”
我愣住了，妈妈多少次在那里伤心着，说这本书早已绝版，她再也找不到了。“文革”时把什么都毁了，这书，怎么就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了呢？我已经找不到任何感激的措辞，也不知道怎么对陆定一伯伯和严阿姨表达内心的情感，只是恨不能立刻拿着书，把自己和书都贴满了邮票，一块邮寄回上海，再给母亲一个惊喜。严阿姨是多么心细的人。她说，这些书是前一个星期刚刚从公安部拿回来的，都还没有时间整理呢，但是她看见我父亲的小说了，所以立刻把我叫来。吃完年夜饭，我捧着书重新坐长途车回学校了。挨着不太热的暖气片，一夜把书看完，当我看见天蒙蒙发亮的时候，一点睡意都没有，真想找个人说说，这是父亲早年的作品，写得多好啊，那文字似乎能让我重新闻到父亲身上的气息。可是找谁去说呢？谁又能理解我想说的？来不及感慨了，我拿起了书，又搭上长途车进城了，我用挂号把书寄给了母亲。直到一九八四年，在胡风伯伯的推荐下，书交给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在那里重新再版。钱君陶先生给爸爸的书做了封面设计，韩和平先生为书画了插图。那时候出版一本书的数位是吓人的，一开印就是两万五千本。
一九八○年以后，中国的政治气候在改变，一点一点让我们接近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时，爸爸从湘鄂西逃回上海的那一段历史，终于也给予了一份谅解。经组织部批准，同意在爸爸的骨灰盒上加盖党旗。当时我在外地拍戏，没有赶回上海。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由当时在任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爸爸的好朋友，为父亲举行了加盖党旗的仪式。故事并不美好，但是有了一个还算说得出口的结局。更何况是元化叔叔为父亲的骨灰盒加盖了党旗，就有了一点戏剧性的色彩。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由当时在任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爸爸的好朋友，亲自为爸爸的骨灰盒加盖了党旗。父亲的一生有了一个说得出口的结局。
父亲的骨灰盒上加盖了党旗。
豪情都做断肠梦，岁月渐摧鬓发斑，
心事茫茫谁堪诉，问君更得几时还。
母亲的坐牢问题在“文革”结束的时候，也跟着定案了——维持原来结论，没有出卖同志，没有破坏组织，在敌人的监狱里表现坚强。恢复党籍，没有预备期。当这一份快乐到来的时候，真是精疲力竭。她办理了离休手续。妈妈微笑着，那笑容陷在她长满冻疮的脸上，显得很虚假。但她是真心实意地在笑，动作迟钝地在那里转悠着，在上影厂三号门的门房间里，把自己的小零碎收拾干净，转身向周围的老师傅和工人告别。日子过得真快，她在这里也呆了有两个多年头了，看门，看着上影厂的各种人物进进出出。她说了一句俄文：再见。开始大家还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明白以后，学着她的腔调，重复着，师傅缺了门牙的嘴怎么说，怎么漏风，发不出“斯”的声音，最后大伙儿都在那里哈哈大笑起来。
当时的宣传部长陈沂，安排妈妈在退休以后，负责主办上海的《文学报》，因为妈妈是老记者，有办报经验。
妈妈说：“我过去没有做官，也不管这个官有多少大小，现在就更不想做官了。让我解甲归田吧。”但是，陈沂部长又请人上门来说服妈妈。妈妈跑去看陈国栋书记，她说：“陈书记啊，让我保持个晚节，做个平民百姓吧。”
陈书记答应了妈妈的请求。
我不知道真正意义上的“解甲归田”对妈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离休之后，她开始整理父亲的作品，很快又上北京去探望父亲的老朋友们。就在一九八一年的初春，妈妈在北医三院探望了胡风伯伯。回来以后，她痛苦地跟我说：“太恐怖，太恐怖了！他们把胡先生用这么粗的绳子绑在病床上，说他是狂躁型精神病，要打人的，所以就绑起来治疗。怎么可以这样，他是病人啊，怎么能绑起来啊，他的病不是要更加严重了吗？”
回到上海以后，妈妈常和梅志阿姨通信，商量给胡风伯伯治病的问题。这时，妈妈想起当初王元化在监狱里也是这样发病的，是上海的周玉常医生给他治疗，是否让胡伯伯到上海来治疗呢？梅志阿姨觉得母亲的建议很有道理，于是她们商量该怎么办，当她们有了最后的决定，就开始两头并进。梅志阿姨在北京向文化部打了报告，希望得到上面的认可，让胡风伯伯去上海治疗；妈妈重新拄着她的拐杖，瘸着腿奔走着。她再一次去找陈国栋书记，希望他能出来说话，这样上海市政府就可以给予直接的帮助。陈书记立刻答应了妈妈的要求，让宣传部具体安排处理。当时，王元化正是上海的宣传部长，他也着手安排下去。但是，妈妈还是不放心，她又去找了她的老战友，上海医科大学的党委书记胡辛人，让他给胡风先生具体地落实医生、医院和治疗条件。胡辛人书记立刻找到了周玉常医生，并嘱咐了上海龙华精神病总院准备好专家班子，等病人一到就进行会诊，然后由周医生主持治疗。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傍晚，从北京飞来的班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妈妈和市委方面派来的人，一起在那里等候着胡风先生和梅志阿姨，以及他的女儿晓风。胡风伯伯还是病得很重，但是有梅志阿姨在身边，情况总会好一点。
晚上从医院回家，妈妈满意地跟我们说：“安排好了，都安排好了。”比她想象的还要好，医院给胡先生安排了一个单间，房间很大，胡风伯伯可以在里面散步；有沙发，也可以在里面会客，同时还在那里专门放了一台电视机，这在当时的环境里是多么奢侈的待遇啊。更晚些时候，梅志阿姨从医院回来了，她在我们家住下，晓风陪伴着父亲在医院过了第一个夜晚。以后，白天就由梅志阿姨和晓风轮流在那里陪伴，夜里则由一位有经验的老护士在那里陪住。他们解开了胡风伯伯身上捆绑的绳子，周医生经常和胡风伯伯谈心，探讨幻听幻觉的问题，让他老人家完全放松下来；同时改用日本的进口特效药，那样副作用就大大减少了。渐渐地，胡风伯伯不再觉得有人要来抓他、追捕他。人，渐渐地平静下来，慢慢又拿出了自己的诗稿开始整理。终于有一天，他可以跨出第一步，到花园里去走动了……当病情开始稳定下来的时候，那些“胡风分子”们在监禁、别离了二十五年之后，又陆陆续续从其他的城市赶来，看望他们敬爱的胡先生……
胡风伯伯从二十四年的监狱生活中活着出来了。但是他得了心因性精神病。这是他在北医三院的精神病房里与孙子的合影。他看见小孙子的时候，情绪就好多了。他特地将此照寄给了妈妈。
妈妈，继续带着对父亲的感情在那里奔走，她整理着梅志阿姨交给她的信件，那些从公安部退回来的父亲写给胡风伯伯的书信时，感慨地跟我们说：“我没有想到，你父亲跟胡风先生有这么密切的往来；更没有想到，他们的感情有这么深。现在，他要是知道胡先生被摧残成这样，他是承受不了的。”用我们的话说，母亲是在为父亲还债，或许是在为父亲还愿。
爸爸什么都不知道了，他的身体里不会再有音乐，他灵魂里也没有了文学，他更无法使生活像舞蹈那样重新起舞，整个的生命在胡风伯伯之前就消失了，他带着对胡先生的感情，死在天涯海角，死在鸦雀无声的真理之中。我多想问他，是否真理在死亡和谎言面前，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他没有回答我，我重新在困惑中，在混乱的思维中昏昏睡去；但是睡着又是谈何容易，一旦当你开始怀疑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当你受到过一些惊吓之后，在睡梦中你依然在那里质疑自己的人生。
永远的缺憾
这么多年过去了，即使当我把《他们的岁月》赠送给梅志阿姨的时候，她都没有对我讲述过一件事情，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