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岁月

当二○○○年，我们请她为母亲的书《往事札记》写序言的时候，她正在生病，可是梅志阿姨却一口答应了。她只说，“给我一点点时间，因为我最近身体不好。等我好一点的时候，就会动笔写的”。实际上，稿子很快寄来了。文字还是像梅志阿姨的人那样清新、真诚。一开头写的是五○年，战争结束后不久，母亲从松江的二十四军军部，特为跑去上海市区里看望梅志阿姨，当那个美丽的梅志阿姨打开门的时候，只见母亲穿着军装，对着她庄严地行了一个军礼！真是一个意外，于是她俩快乐得在那里大笑起来。一个活活泼泼的母亲雀跃在纸面上，那时候，她们都只有三十多岁，年轻啊。可是梅志阿姨还是不满意，她说，年纪大了，脑力不济，否则会写得更好。
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八一年夏天梅志阿姨在上海照顾胡风伯伯的时候，在我们家住了一个月，最后是和母亲以吵架的形式离开的。这个事情，母亲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那时候我在北京读书，而梅志阿姨更是闭口不和任何人谈论这件事情。看见她的时候，还是不断地对我说，你母亲多不容易啊，最近身体好一点了吗？而母亲，挂在嘴上的，也老是那么一句话：没有梅志阿姨，胡风伯伯就不可能在监狱里活下来。梅志阿姨硬是陪着胡风伯伯把牢底坐穿了。
我们很难想象，她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十几年以后，大姐小钧从元化叔叔那里听说，她们俩争执得很厉害，最后梅志阿姨以搬离我们家向母亲表达了自己的情绪。我们子女在私底下议论着，这就是我们的母亲，做了好事最后也是不落好，而且每次还都会是她认为的一些“原则”把事情搞砸。只是，梅志阿姨的修养永远是那么好，她的沉默让我们对她充满着歉疚。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又是什么重大的“原则”需要坚持的？我们一直不知道。特别是梅志阿姨那么好的脾气，那么宽的心胸，她一般都是不会生气的。她们是怎么争吵的？想来那会是很严重的，于是这份缺憾像一块伤疤，贴在手臂的表层，看着就觉得窝囊。我打开窗户，对着阳光灿烂的世界，深深地叹了口气，生活为什么就不能像我们设想的那样简单？为什么我们这些喜欢直接表述自己想法的个性，又总是会以最简单的方式把简单的事情弄成复杂的？窗外，阳光金灿灿的，像针一样直刺我的眼睛，灼热又疼痛，多希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帮助，能像阳光的另一面去温暖我们？等我稍微适应了外界的时候，我再也看不见屋子里的东西，黑乎乎的，在你的周围是模糊的一团，体温同样是黑暗的。似乎，我们只有生活在黑暗中，只有掩饰很多的情绪和真相，生活才会因为复杂而变成简单的？那个简单是否又太虚假了？
二○○三年十一月，我去日本参加东京国际电影节，放映我的影片《假装没感觉》。去之前我找到了在东京女子大学任教的近藤龙哉教授。他从一九七○年开始就在那里研究胡风先生，一九八○年第一次到中国寻找与胡风相关的文献。一踏进他放满书籍的办公室小门，他就拿出了八七年的一份《收获》杂志，上面刊登着我的中篇小说《在我的背上……》，那是我第一次写到父亲和胡风伯伯的故事，我惊讶极了，他怎么什么都有？很快，他又拿出一张泛黄的、纸头被裁了一半的便条，问我：“这是八一年，我见到你妈妈的时候，你看这个，是不是你妈妈写的字？”我拿着字条愣住了，母亲那既秀气又有力的钢笔字，是谁都写不出来的。字条上写着上海文化局在巨鹿路的地址，写着上海外事办工作成员的人名。我浑身发冷，我几乎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近藤听说我要去见他，显然是考虑了很多，也准备了很久。
近藤龙哉教授一九八一年在胡风书桌前留影纪念。
当近藤教授还是大学生的时候，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些激进的年轻人，都对左翼运动充满了憧憬。他说：“在日本，几乎是无条件相信社会主义中国，很多日本人坚信不移。”说着，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厚厚的日本权威性的《中日词典》，熟练、准确地翻到一页，有个词条叫“胡风主义”，上面解释为：“表面看上去是马列主义，实质上是反马列主义。”就是从这个不能解释清楚，又让近藤困惑的词条开始，近藤教授开始了他一辈子的胡风先生的学术研究，他找到胡风先生在东京的居住和学习过的所有地方，了解到他参加了日本共产党。后来，近藤甚至在东京警察局的档案里，找到了胡风当年被捕的文案记录，他还带着我，沿着警察追捕胡风先生的路线，走了一圈。同时指给我看，那些胡风和他的左翼友人们活动、交流的场所。在一片完全改观的建筑前，他讲述着，当初胡风先生是怎样教授汉语、怎样在东京半工半读的。“当时胡风和他的日本朋友泉充一起住在这里，应该就在这一带。胡风在这里用的是什么汉语教材呢？工人、农民、劳动者写的短文，在杂志上发表后，胡风就是用这些文章作为教材，教汉语的。当时，这里不叫本乡而叫金助町。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了，仅仅留下一块牌子。”后来，胡风被日本警察局驱逐出境，他和聂绀弩、周颖夫妇，一起登上回国的火车，在火车启动的时候，他们一起高喊着口号：打到日本帝国主义！
实际上，让近藤教授最伤心的是，他研究了一辈子的胡风先生，他终于有机会进入中国，八十年代初，对于一个外国人，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更不容易的事情是，他找到了胡风先生的踪迹，他正在上海治病，他在胡风小儿子晓山那里拿到了我们家的地址，一路兴奋地赶到上海，可是母亲把他拦在家门外面，没有把他带到医院，没有让他见胡风先生，连梅志阿姨都没有让他见到。母亲要他先去见“组织”，近藤跟我说：“我拿着你母亲的字条，主动去报到，到那个文化局。”这里他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于是“那个文化局”断然不让他见胡风先生。他惋惜地说，“我和胡风先生交臂而过，后来再去中国的时候，胡风先生去世了。我一直没有见到过胡风先生……”
已经不用任何解释，已经不用多问，我已经全部明白了。明白了事情的全部过程，明白了母亲的惊恐。这个突然出现的日本人，不仅仅意味着他是一个胡风问题的研究者，更多地是意味着，他会让胡风先生变成里通外国的“汉奸”，也会给我们家带来“勾结”和“私下活动与外国特务来往”的罪名。八一年，今天人们都会说八十年代是最有生气、思想最解放的年代；记忆总是发生错误。看着母亲写给近藤的字条，我才终于认识到，那个时代还是窒息的，让人充满了恐怖和惧怕。母亲最怕的是这个日本人把事情搅黄了，怕她千辛万苦帮助胡风联系到上海的治病，因为“勾结”了外国人，被赶回北京；她更加害怕的是，再有一次政治运动的时候，我们都会被这个日本人“陷害”的。
近藤没有流露出更多的情绪，但是他还是补充地说道：“我就在胡风先生身边，我走到他身边了，我却没有看见他。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
近藤的惋惜里面，有很多无奈，也还是包含了他对母亲的不满，虽然他是原谅了母亲。我多为母亲抱不平啊，她为什么要有这些善良的“原则”呢？晓山，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医院的地址直接交给近藤，为什么让他来找我母亲呢？为什么这个决定让母亲来选择呢？最后还是我们家孩子对母亲的判断：“做了好事最后也是不落好。”那么多人都被伤害了。梅志阿姨回家后听说了这件事，她坚持要去找近藤先生，母亲不断地劝告她，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不断告诉她，自己历次运动中的经验；因为梅志阿姨是在劳改农场，在监狱里度过的，她不知道这些群众运动的可怕！现在首当其冲的是给胡风先生治病，什么研究，什么日本人，什么外国专家，这些都是不可靠的事情啊！梅志阿姨没有听从母亲的劝告，她在乎，在乎这个研究胡风先生的日本学者，她在乎胡风先生的理论、学术和经历，让更多的人了解；她更在乎有人将胡风走过的路记录下来，让历史为他平反。
近藤龙哉教授一九九一年在鲁迅像前。
梅志阿姨，不是那种要虚荣的人，但是在胡风先生的问题上，她也有自己的原则。她根本不搭理母亲的那套“经验”，她坐牢都不害怕，她还怕你什么政治运动？她瞒着母亲赶到近藤先生下榻的锦江饭店，母亲越来越愤怒，终于和梅志阿姨争吵起来，以至于两个人都翻了脸。
我问近藤：“你见到梅志阿姨了吗？”
近藤回答说：“没有！太可惜了，她是从晓山那里得到我的地址的，当她匆匆忙忙赶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因为见不到胡风先生，住宿是那么贵，我觉得留在上海没有意思。”
又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灼热把我们烤焦了！
现在的年青一代已经不会理解这种恐惧，就连我都会感觉母亲在小题大做。但是，认真地回想起来，就明白了当时的环境和气氛不是这样的，仅仅是在这一年前的八○年夏天，上海市委还不允许胡风先生的花圈放在父亲的追悼会上，你怎么可能指望一年以后，整个环境会允许他去见一个日本人？外事活动不通过我们的“组织”，是会罪加一等的。可是，可是，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决定为什么要母亲来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