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岁月

但每一次，我都会想起一个古罗马诗人说的话：‘当死神拽着我的耳朵的时候，他跟我说，顽强地活下去。’勇敢地面对死神，你才会更加珍惜今天的生命。你不该哭泣，你只有把时间当成一份礼物，在最后的日子里和你母亲一起享受这一份礼物，你才会觉得她有多么美好啊。”
十月的一天，她觉得自己好一点了，然后慢慢地跟我说：“一定把爸爸的全集出了。我死的时候，身边要留一个子女，把我的腿拉直了。把我的眼睛和嘴都闭上，丧事要从简，不要通知什么人来开追悼会。都老了，都要走的。记着，把我的骨灰撒到太湖里……”她很平静，就像在说别人的事情，就像跟我安排家务似的。但是，在这最后的一刻，她首先想到的，还是爸爸。她都没有跟我提到她自己的书，自己的文章。我努力想象着，这是一份礼物，一份珍贵的馈赠，赠送给我们全家的厚礼，可是她烫得让我不敢接手。回家的路上我大哭起来，已经顾不上什么形象了，如果这是一份最难得的礼物，我怎么载着她驮回家去？元化叔叔来看望妈妈，她还在说：“谢谢你，元化同志，你为我们家，为柏山做的事情……”
“微明同志，我们之间还说什么谢谢呢？柏山的书，他的全集，我会努力为他找地方出的。你安心养病吧。”
到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夜晚，我去医院看她，医生说她好多了，睡得很平实，家属可以放心回去。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手在那里发抖，心跳得很不规律。总是觉得有什么不安似的，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会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干脆在小过道里把四个方凳拼在一起，睡在这里看看吧。手还是在发抖，我甚至看见自己盖的被子都随着发抖的手，在上上下下地动着，忍不住一次一次爬起来，跑到妈妈的床边看看。心电图的指示很正常，点滴也没有问题。可我还是睡不着，凌晨2点11分的时候又跑去看了。只见她的眼睛微微张着，我说：“妈妈，你怎么还没有睡啊，你要什么？”她像没有听见，就那么翻了一下白眼，我一脚踩空，差点撞翻了身边的心电图机器，我光着脚丫往外跑，撕心裂肺地叫喊着：“医生……医生……”
抢救车的大轱辘“哐当哐当”又在大理石地上响起来了，医生、护士都赶来了。回头望去，心电图的指针从280、240、220、160、120、95……“刷”地一下指向零。一根平平的直线停留在仪器上。“妈妈……”再也没有回答了……医生给她打了两针强心针，直线依然不动，医生准备注射第三针的时候，我说：“不要打了，让她睡吧……”我说不下去，真是一个字都说不出口，眼泪把力气全部消耗尽了，我整个人在那里发抖。当然，我最终还是把这几个字结结巴巴说完了。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妈妈去世。梅志阿姨发来的唁电。“惊闻微明老友仙逝，十分哀痛，她得和蔼笑容和坚强性格，我将永难忘怀。愿她的灵魂安息。”
王一平叔叔参加了妈妈的追悼会，他对我说：“像你妈妈一样坚强起来。”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凌晨，停尸间的车推来的时候，小梅和晓岑已经赶到了。工人和晓岑把妈妈抬了上去。我弯下腰，用美国式的方式，紧紧地拥抱着妈妈。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还能感受到她身上的体温，可是刹那间，她竟成为一个回忆，成为一个梦，成为一个永远永远过去的故事……那个跟着大脚母亲上当铺的女孩子；那个充满了理想渴望上延安的女学生；还有大声叫喊着“我抗日无罪”的新四军战地记者；这些漂亮的形象还在眼前转动的时候，她却开始为爸爸、为我们五个孩子驮上了十字架；最后是那个被打得眼底出血的母亲，那个满脸红肿，生满冻疮的离休老干部在门房间里用俄文向大家说了一声“再见”……怎么就在那里说“再见”了呢？我还是能感觉到她身上的体温……停尸间到了。没有想到它离病房这么近，才一个转弯就到了。工人熟练地拉开了一格抽屉，让我们在后面抬起担架，“刷”地一下就把妈妈推了进去。工人关上了格子门，摘下牌子跟我说：“明天大早，拿着这个来办理死亡证书。”
爸爸、妈妈……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岁月，终于就这样结束了。
1998年8月16日 一稿于上海
1999年6月20日 二稿于纽约
1999年12月13日 三稿于上海
2005年6月18日 四稿于圣地亚哥
2010年7月16日 五稿于上海
增订本后记
十年过去了，《他们的岁月》又一次增订再版，对于我依然是那么重要，不仅是创作上的一个支持，更重要的是，它继续帮助我走完这个艰难、漫长的思考。当初写《他们的岁月》的冲动，是为了认识自己的父母，去理解他们的人生，也是在努力为弥合我们曾经有过的隔阂和误解；可是写着写着，我却再一次进入“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噩梦中。原以为完成了这本书，就可以结束这伴随我一生的噩梦，殊不知在完成了这本书以后，我有了更多的疑惑和无奈，于是我重新上路，拿着《他们的岁月》作为敲门砖，开始采访那些依然活着的“胡风分子”的叔叔、阿姨们。
对于我，最大的疑惑就是舒芜，他曾经和胡风先生有过那么密切的合作和交往，他们曾经是那么亲密的朋友，怎么会反目的，他的行为逻辑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写者，他的思考是怎么转弯的？真的像他在《五四回归》里说得那么简单？他为什么要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出去？等等，等等的一切……
我想，我已经是下一代人了，特别事隔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是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份思考，特别是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之后。于是，通过牛汉叔叔（他是“胡风分子”中，唯一和舒芜还有往来的人），提出希望对舒芜进行采访的要求，舒芜答应了。父亲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对我的行为非常质疑，他们问我，你这样的态度，何满子先生能原谅吗？我说，我为什么需要他的原谅？我不过是想正视一段历史，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权，我更愿意是一个没有“是非”的边缘人，我想把历史和盘托出，不给任何行为答案，我也不想站在任何人的一边。赴京之前，我去看望了何满子先生，并告诉他我出行的目的，何满子先生平静地说：“好啊，我倒很想听听他的声音，看他能说点什么。”
可是等我赶到北京的时候，等牛汉叔叔给舒芜打电话去约定时间的时候，舒芜拒绝了，他在电话里说：“我重新看我以前写的东西啊，我就觉得除了那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没有这个必要。”我在电话机旁听见了回答，我站立在那里发怵，他所指的“那个”又是什么呢？后来舒芜的好朋友，朱正先生说：“我跟他（舒芜）说，你写文章就写文章吗，你拿个信出来干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从广西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找我谈话，说你调来以后你愿意做什么工作？我听了这个问题觉得很奇怪，你冯雪峰不是知道么，我一直是搞理论的。你问我这个问题，大概就是把理论这一块给排除了，不让我接触，才问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说，我到古典文学编辑室去吧，于是去了古典文学编辑室。所以批判胡风开始以后，他们让我写文章，我想从理论上写呢你们也不欢迎我讲，那我就把他给我的信里流露出来的情绪写个文章吧。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编辑就来了（《人民日报》记者叶遥），说这个文章我们要发，我们要核对一下，我就借给她了。谁知道，她把这个信就拿到林默涵那里去了！’他说：‘我又不知道了。’所以有些批判文章说他是主动交信，他说不是那么回事。”
只是在北大教授王丽丽的研究中，却有另外一种解读，她说：“胡风先生在给绿原先生的信中，大概是五二年左右的信中，他其实非常痛苦，大家都知道他对文艺特别有责任感，看着文艺领域像他说的‘往灰色时期发展’，但是他却没有资格去阻止和改进。他说，他就好像看着瘟疫流行，而没有资格动用药品，因为他还没有考取医生执照。跟这个相反的，非常有意味的是，舒芜进京之前对别人说：‘北京拿他没有办法，这次让我去做主刀大夫。’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有意味的。”
在经历了这些采访之后，又有很多人批评我，说：“都是那么一个老人了，过去就过去了，为什么你老是要在那里纠缠不清？做人，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份宽容？”
我想，我不是不宽容，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是会过去的，即使你不宽容，一切也都将成为往事。关键在于，当你面对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他面前有一份敬畏，要把历史的真实面貌留给下一代。宽容是必须的，但是宽容是有前提的，任何一次宽容，都像是在上帝面前，你是要下跪在神父的小窗口前忏悔，你需要对着神圣的上帝有一份反思，你更需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自己的良心有一份诚实的叩问。只有在这些基础之上，才会有宽容出现。无原则的宽容，是对罪恶的庇护，是欺骗的延续，更是一次对历史的亵渎。何满子先生觉得最恶劣的是，因为有了舒芜的行为，“以前还没有，顶多我检查我自己，理论上批判你而已。拿隐私、私信出来检举的，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