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

责任是大家负，县长似亦不必多所顾虑。纵上级要处罚，课责任，为了救活十万灾民，丢掉一个县长，也很值得，也很荣耀，内心也安。我们希望各县长勇于负责，多发慈悲，说办就办，在四、五两个月内将粮食贷出，一贷出，成千成万的人命就救活了。
力谋自救，遂心施赈
《前锋报》社评 1943年4月1日
贷放预备公粮，救济灾民，我们已说明其有效，并提供办法，各县如能实行，我们相信哪个县都可少饿死几万人。这些公粮，省府应速决定贷放办法，勿再犹豫迟误，致民多饿死。这些公粮只应贷放给灾民，绝对不能移作别用。灾情逼到最后关头，指望外省运粮，时间已来不及。我们看中央社鲁山二十八日电说 豫平粜处工作积极，进度甚速，可是我们再看看数目，只有五万包，而河南借出去的粮，动辄就数万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购运了五万包粮，而轻易一借就是数万包。省府应力谋自救，不要再依赖不可必得的外力，更应把握着现有的粮食，作最后救死之用，不应不顾民命，把最后救命之粮再轻易借出。
省府如能将预备公粮贷出，即可救济一部分灾民，同时社会人士、有余之家，也尽其可能，遂心布施，各人量力救济。能救一人，就救一人，能救两人，就救两人。量力抢救，配合上政府贷放之公粮，灾民又可少死若干万人。我们相信私人的救济力量，比之政府大得多。如能人人都提高同类意识，加强其同情心，视人之饥如己之饥，尽其余力，从事救济，灾民虽多，各家分养，必可全活。
我们早就算过，一个饱食不饥的人，每人省出四分之一的食粮，三个人就可救济一个灾民。灾民如果吃普通人一半之食粮，即可勉保生命，不致饿死，那么两个饱食人每日节省四分之一的食粮，即可养活一个灾民。别人饿得要死，有饭吃的人连每日四分之一的食粮就不肯少吃，即不肯以三分食灾胞，救人不死，那就失去了人性，成了麻木不仁的人。
我们虽不相信多数的同胞是麻木不仁，可是同时有许多灾胞在号饥、在饿死，而肥吃饱喝之人仍醉醺醺、胖堆堆，没见谁为了灾胞少吃一口饭，瘦去一两肉。当然慨解义囊、广施救济的人也不少，但比起有福自享、不恤灾难的人，却少之又少。眼看着灾胞饿死而不肯稍分余润以救人命，这些人尚能期其爱国家吗？这些富而不仁之人，劝既无效，我们希望政府应用政治力量，强制其交出余粮，救济灾民。我们主张应用摊派的办法，按地亩、按资力以定出救灾粮的多少。每月收一次，以乡为单位，以有济无，以有余养不足，还是最合理的办法。政府认真执行，无拘小节，不能为避摊派之名而使灾民多饿死。这是非常时期，应有非常办法。不论用何办法，只要能将有余之家的钱粮逼出来，救了灾民，就算达到目的，别的概可不顾。
同时对乐善好施、自动救灾的有钱人，也应予以表彰，用昭激劝，使其余的人也闻讯风起，勉作善事，施舍救灾。听说唐河富绅李子吴氏每日救济的灾民数目有三四千之多，每人每日给杂粮糁三四两，配以野菜，勉可维持，不至于饿死。这是值得表彰的，也值得宣劝的。假如有吃有喝的人都能如此，我们相信，以河南今日之力量，仍可自救，至少在宛属各县必可自救，不须向外求助。
我们主张停宴会三个月，以宴会所费移助救灾。南阳、鲁山等较大都市每日所有的宴会费，定也可以救活数百人。我们希望政府对我们的意见能平心考虑，采纳实行。
我们的一点哀怨①[126]
《前锋报》社评 1943年4月3日
我们早就主张用河南的粮救河南的人，除少数县份外，只要免去一切征用，虽遭大旱灾，仍能勉可自救。无奈征用减免太少，有粮不能自救，无粮的是灾民，有粮的亦成灾民。河南出的是粮，而得到的是赈款，是平粜基金。数目虽有两万万元，粮食以十元一斤计，也只够买两千万斤。至少以两百万灾民计，每人每天吃一斤，只敷全省十天之用。这是说全买成粮食，全数发给灾民，事实上是不能全数买成粮食，更不能全数发给灾民。指望政府拨款救灾，实在是力有未逮。我们所以主张自救，就是为此。
经中央核定的征实征购粮数，仰体战事困难，河南人咬紧牙关，勒紧肚子，扫数征足，这已是万分的难能可贵。中央也十分表示嘉慰。中国历史上多少水旱灾荒，照例是免赋的。现在是战时与平时不同，为了抗战，为了“军事第一”，田赋不能全免，中央的苦衷，河南人是体念得到的。揭借典当，费尽周张，吃尽了苦，大家遵命完了粮。正税附加税既已完纳，军粮不欠，省县收公粮不欠，国课既完，灾情又重，总不该再向河南征借粮食，至少是在麦收之前不能再向河南借粮。省政府更应为河南保证这一最低限度之要求，然后省府与各县好就自身所有，打自行救灾的算盘。自救的办法，就是将三十年（1941年）、三十一年（1942年）两年的斗余，一切军麦价款，悉数施赈，同时各县六、七、八等月份的县级公粮，悉数贷出，然后发动劝借、劝赈，以有余救不足，几方面配合起来，灾情较轻的县份，足可自救。仅以南阳为例，积存的学粮斗余，麦收以后才吃得着的公粮，为数足够麦前两个月、至少一个半月全县四十万非赈不活的灾民之用。南阳的救灾计划，一面尽可能种救荒作物，使民有菜色而不至成饿殍，一面及早为之计，储粮以待四、五两月灾情最严重时救灾之用。这批粮是南阳最后关头的救死保命的食品，如果把最后这点救死的粮也征借出去，那就无异于置十万灾民于死地。当兹战时，人民为国效命，理所当然，但这必须是除此以外别无办法，要是别处尽有办法可想，而偏要火上加油，尽是无粮，天教死不遑，还要征借，那真太说不过去。省府为管理河南众人之事的最高机关，不能为河南运来大批赈粮，已是责有未尽，而将有些县份最后的救命之粮，又行借出，这真令人不知说什么好了。自力救死，竟亦不可能，在死亡枕藉、饿殍载道的今日，再把南阳的粮提去一万二千大包！我们敬慕桑梓，我们同时又敬慕省府诸公，心烦万绪，笔摇千回，不但无以为言，而且亦无以为心！
我们希望省府已答应借的粮，速想补救的办法，使军用救灾，两能兼顾，未答应的切不可再轻诺。河南不是不出粮，是最近两个月内不能再出粮。麦收后，秋有登，民有余力，该怎么出还怎么出。爱国爱乡，河南决不后人。我们只希望这两个月内不再问河南要粮。我们意哀言质，必能博得有关方面之同情，不至以词害意而不我谅也。
我们纪念儿童节的礼物
《前锋报》社评 1943年4月4日
人类进化到二十世纪，有一大进步，就是重视儿童。爱伦凯首先提出“二十世纪是儿童的世纪”的口号，这一口号，正洽合一般人的心理。于是先进各国，都提出慈幼事业，并有儿童节日之规定。英国是七月十日；美国是六月一日；日本是把男女儿童分开纪念，以三月三日为女童节，五月五日为男童节。大都在儿童节日这一天，政府官员、社会人士都要为儿童福利作出种种活动，商店亦要为儿童准备许多恩物，减价售予，轰轰烈烈的纪念，确实改变了一般人忽视儿童的观念。
中国儿童节的诞生，当然是受了各国的影响。而中国儿童失养、失教、流浪、疾病、夭折，种种苦难，较英美为尤甚。慈幼问题，更成为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民国十四年（1925年）八月，国际慈幼会在比京布鲁塞尔开第一次大会，已经引起了国人的注意，等到北伐成功，政入常轨，在二十年（1931年）三月由中华慈幼协会呈请政府，规定四月四日为儿童节，经政府明令允准，儿童节就在中国出现。年年纪念，愈来愈普遍，到现在每年是日，已无地不举行了。全国儿童幸福委员会的组成，各地儿童电影教育的提倡，教育部明令禁止小学体罚，全国童子军的扩大，以及社会各方对儿童福利的注意，都是儿童节给儿童带来的福音。
儿童是民族生命的延续，一个民族能否发展，全看他的儿童是否能得到合理的教养。儿童节的提倡原是唤起各方注意，共谋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给予儿童以幸福，不但叫他们得其养，而且叫他们得其教，不但使他们免于冻馁，而且使他们生活得快乐。这是提倡儿童节的本意。
今年河南大饥，多少儿童流浪街头，饿死道旁。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终日在沿门乞讨，在大街哭叫。两三岁的小孩，被饥饿所逼，跟着人叫爷爷，喊救命。他们终日徘徊于饥饿线上，辗转于死亡的边沿。随时随地，他们都有倒毙喂狗的可能。甚至不等倒毙，饥火煎熬的成人会把他们当作一块猎肉煮而食之。本报接到吃小孩的新闻不止一起，有的是偷吃他人之子，有的是自食其子。这悲惨活剧我们不忍刊登。在这不是喂狗就是被人食、终日辗转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今日，还说什么儿童节？小孩子命且不保，还说什么儿童幸福？
我们没有什么冠冕话可说，也不忍在这时再说照例的官话，于介绍了儿童节简史之后，我们唯有吁请各方，各尽可能，来救救孩子们。糖果玩具是阔少爷阔小姐才能玩、才能吃，灾童只须要吃饭，聊可救命的粗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