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

我们特于此日发起代收灾童捐款，希望能捐得十万元救济几百灾童，为国家为民族多保留几分元气。我们恳切的热烈的期望着本报读者，扶助我们，多多自捐，多多劝捐，我们大家一齐来救救孩子们。
这就是我们在今年的儿童节给河南孩子们的礼物。我们只能如此做，也只应如此做。冠冕好听的话让别人去说吧。
此时还不行善还待何时
《前锋报》社评 1943年4月7日
请看看我们灾区特派记者的通讯①[127]，就知道灾情是如何的严重，就知道我们天天呼吁，也并非无病呻吟，或危言耸听。事实摆在眼前，不容我们不说。在人多饿死、人且相食的今日，有饭吃的人，再不节出与健康无大损害的余食以救济要死待救的灾民，那真成没有恻隐之心的铁面人了。政府力量本来有限，因种种关系又不能以全力救灾，且在战时，有时明知灾重，然而为了抗战，为了军事第一，又不能不挹彼注此，以供食用。指望政府力量救灾，原是不能全活，济活是有限的，非由社会上热心人士之倡导，唤起各方之注意，群策群力，共同救济不为功。对救灾，我们一上来就主张只请中央蠲免田赋，以河南的力量自行救灾，到现在我们看看，政府既有事实上的困难，不能免赋，邻省人对救灾恤邻又不热心，更证明我们的自救主张之正确。
到麦熟也不过一个半月，在这短短四五十日内，固然越到最后，灾情越重，救灾越难，但越到最后，救济越见功效，而灾民也越需要救济。在垂死之时，将人救活，功德也越伟大。我们主张的派“救灾捐”，向有饭吃的人家挨门派收，各县政府不知顾虑什么，不即实行。这是救死捐，这是百年不遇的非常时期，不能拘拘常轨，更不能视为苛捐杂税。由救灾会决议来实行，县政府也并不负多大责任，只要涓滴救灾，无有私弊，纵有责任亦不为罪。而且方式尽管活用，并不一定要用摊派之名。再退一步说，只要能将全县灾民救活，就是县长撤了职、坐了监也值得。而况且绝不至此。这只是县长们有无责任感，有无恻隐心。说责任，讲手续，我们认为都是遁词。
其次是公教人员、学生、党员团员、部队官兵，应一齐起来节食救灾。我们也知道这些人生活相当清苦，但总还不至饿死，总勉可温饱。每人每日少吃四分之一的食粮，甚至少吃一口馍、一口饭，集腋成裘，亦可救济一大部分灾民。纵说苦，也只有四五十日，吃四五十日苦，就可救活许多人，助人为快乐之本，我们能吃点苦救活许多人命，纵肉体上感到一点苦痛，精神上也是痛快的。
南阳县党部已发起党员救灾运动，数日预算为十万元。这十万元的数目，我们相信，热心救灾领导民众的党员一定会很踊跃的输捐，很快就捐足此数。如能全省各县一起响应，共起救济，收效一定很大。
信阳师范师生也发起“每餐节省一口馍”运动，全校每日能节省四五十斤馍。半斤馍即可救一人一日不至饿死。信师一校每日即可救活百人。一口馍又算什么？集少成多，一校一日即可救活百人，如各校一齐响应，共起救济，其全活之数就很可观了。如再加上各级政府的公务人员、部队的官兵，其全活之数就更多了。
公务人员、学生、官兵都是有知识、在社会上居领导地位的人，对于灾民之饿死，一定于心不忍，会自动的救济，对这些人不须强迫，听其自捐。而对其余有饭吃的人家，急应立时办捐。只要他有吃的，又不肯自动输捐，那么就以政治力量，强其输捐。我们希望各县县长勿再姑息，勿作拘谨之循吏①[128]，那么各方配合，灾民必可得救。
负责救灾
《前锋报》社评 1943年4月11日
河南灾情严重，已达顶点，人天天在死亡中，而且是大量的死亡。这真是河南亘古未有的浩劫，虽然说“从旷劫来俱有死”，但这旷劫却并非全是天造成的。水旱天灾，何代没有？救济有方，把握时机，处理得宜，人力亦未尝不能胜天。因人谋之不臧、增加灾情之严重，使不应饿死的人竟然饿死，这是我们在政治上社会上有责任的人应该痛自检讨、急谋补救的。以往的不说了，即到现在，如肯负责，认真救济，拿出天良来救灾，不要敷陈故事，不要把救灾当普通的公事办，而只要能救活了人，不论什么办法，都可以采取。能如此仍可救活许多人命，并不算晚。
不是我们故意对人苛责，实在灾胞死得可怜。如果大家都吃不饱、都挨饿，不过是大饿与小饿之不同，或者先饿死与后饿死之不同，那么也没有什么话说，反正大家都吃不饱，勉足自救的人，我们也不忍责他们把自己保命的食粮分给别人，自己听着挨饿。但是，我们看看现在河南是不是这样呢？有些灾情极重的县份或许是都没饭吃，我们相信这只是少数县份，多数县份有饭吃的人、吃不完的人还多着呢。富商富农，固然是肥吃饱喝，面团团、腹便便，而所谓生活清苦的公教人员，又有谁饿死了呢？要是许多人有饭吃、吃不完，竟而不生办法，不用政治力量使有余以其余粮养不足，吃不完的听其吃不完，没饭吃的听其饿死，这能是今日所应有的现象吗？
同时各县除应拨军粮、公粮之外，或多或少都有余粮。斗余是各县都有，今年比去年更多，此外县级公粮六、七、八等月份的，一时又不用，都可贷出救济灾民。我们主张贷放麦前吃不着的县级公粮，曾再四著论，为灾民请命，向省府县府呼吁。我们叫得口干音哑，而竟如石沉入海，毫无反响。我们真不胜其悲痛！民有余粮，官有余粮，而竟无法将这些余粮贷给饿得要死的灾民！这不管怎么说，都是说不过去的。
我们希望各县县长负起责任来，只要军粮与省级公粮缴足了，县级公粮留够麦前吃，其余的不管是斗余也好、预备公粮也好，一齐贷放给灾民，而且要立时就办，不须请示，更不须上级政府的核准。县长是政务官，不是军务官，对一县之急事、大事，自有权便宜行事。只要能多救活若干人，就是功，就是德。功德立了，还有什么责任之可言？倘若说不须上级政府允准，而将一时不用的粮发给灾民、救了活命这是责任，难道说在我的治下，灾民饿死累累，就不是责任吗？放粮救灾，纵有责任，也不至要命，顶多官作不成，只要能救活了人命，纵丢了官，又有什么不值呢？要是为怕记过，为顾考成①[129]而忍心叫灾民饿死，县长是父母官，这样做又乌得其为民父母也！时至今日，是救急、救命非常之时，也正是县长有为的时候。如何表现“有为”，就看谁能负起责任，用尽可能用的办法救民不死了。斗余、预备公粮、大户余粮，这三条，如有办法，肯负责，用政治力量，将粮完全贷放灾民，我们相信一定可以救活不少灾民。放粮救灾，我们认为这是为不为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能为而不为，这是最难得到任何人原谅的。
迅速贷粮，不必考虑如何收回
《前锋报》社评 1943年4月12日
我们感到上级政府对县长拘束太严，尤其是动用粮款，一县之长几乎连很少数的粮款都无权作主处理，事事请示。上级政府不明下情，主办的科员认识不足，往往驳准，不予核准；或者要价还价，虽然核准，而其数不足以持事。如此这般，不知道贻误了多少大事。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把许多县长都养成循规蹈矩、小廉曲谨②[130]、照例办公，很少见着当机立断、把握时机、权宜有为的人。对平常事这样作，自无不可，可是非常时期，遇到非常事件，那就不是这些小廉曲谨的人所能胜任的了。
救灾就是救命，救少数人的命已是大事，救多数人之命更是大事。河南的灾是百年不遇的非常大事，各县情况也多不相同，因地制宜，权宜行事，实所必需。然而我们很少见有哪些地方官，敢权宜行事的。我们曾再三主张，各县只要把征实征购之粮缴足不欠，其余所有的粮都应该拿出来，全数贷放给灾民。只要能救民不死，别的什么都不必问。救济灾民是中央及省府的政策，也何止三令五申，应该如何救济，方法上县地方尽可活用。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达到救灾目的，使灾民不死，就算达成任务，就算有功无过，县长又何惮而不为？我们认为权宜贷放余粮，或一时不用的粮救济灾民使不死，这只有功德，没有责任；囤粮不发，坐看灾民饿死而不救，这不但是责任，而且是罪过。
有朋友看了我们放贷余粮、救济灾民的主张，来信询商贷放办法，有心贷放，而又顾到贷放手续，物资放出去，将来怕收不回来，自己责任太大，吃不消。这顾虑虽也应当，但在我们看，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只要把粮贷放出，使个个灾民不饿死，将来如何偿还，那是小问题。问题在如何迅速而切实将粮贷放给灾民，真的能实惠及民，真的能救了他们的命。放的部分，自然是吃了算完，不须偿还；贷的部分，规定了损耗数目，每斗加二三成归还。只用责成乡保长负责催收就可。到时候能全数催收起来更好，真的催收不起，由全县负担，照数归还亦无不可。现在向有地人借粮赈灾，与将来责成有地人在田赋上加征偿还，都是一样的。以全县之力救全县之人，在情在理，都是应当，就说到法亦无不合。县长先生们只管贷放，不必顾虑将来之能否收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