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

因何定远先生这一篇公开的答复，感想所及，使我们益信公开是政治清明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公开的最好方式是登报。本报特辟“人民投书栏”，给人民以询问政治的机会，同时也登载政府的答复，又给政治公开以机会。我们期望着利用这一园地，尽本报之力量，做到政令实，民情达，政治清明，一切公开。同时也希望人民与政府要勤耕这一园地，不要使之荒芜而成废地。
最后我们看了何定远先生答复全文，对刘和卿先生的询问，答复尚有遗漏，关于每一元之粮银五市斗麦与一千元钱，以及麦与钱的用途、征收的办法，均未涉及，这或许是因为不属于田粮处，属于县政府，未便越俎代庖。若然，我们希望县政府再就所问作一详细答复。
田赋粮政管理处隶属财政部，是中央的税收机关，并不属于县政府，这也是应该附带说明的。
五、知情者的回忆与反思
引 言
回忆，是人们钩沉历史、见证历史的另一种形式。
1942年河南大灾已经过去60多年了。对于那些从这场大浩劫中走过来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参与其中、承担过某些责任、了解某些内幕的人们来说，这场大灾给他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黑色记忆，出于良知和探索的驱使，他们为后人留下了对这场大灾的回忆与反思。这些文章，使被时代的风砂深深掩盖的河南大灾真相逐渐显露出来，具有独特的价值。
河南大灾期间曾任河南建设厅长的张仲鲁和曾任许昌三青团干事长、后来到台湾经商的杨却俗的两篇回忆文章，都共同揭出大灾期间一个惊人内幕：一直到1943年春接见白修德时还对河南大灾佯装不知的蒋介石，其实早在1942年八九月份就从军方那里得知河南有灾。他立即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亲赴西安，在王曲军校召开了“前方军粮会议”，并下令迅速把西安的粮食调运河南。但蒋介石的紧急措施，是为了确保河南驻军的军粮，而对于河南灾民的赈济，他却做得少而又少。由于军粮不可能很快运到，在“中枢”的授意下，河南驻军和政府官员一面高唱“救灾”，一面残酷地向灾民征粮。他们救灾是虚，征粮是实。而这正是河南大灾愈演愈烈的深刻原因。
在当时的河南，提起郭仲隗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他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疾恶如仇，正直敢言。在历次参政会上，他都大声疾呼，为灾难深重的河南人民请命。1942年10月，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郭仲隗拿出十几种河南灾民所吃的观音土、树皮草根等，涕泣陈辞，呼吁中央政府对河南减免征粮。1943年9月的参政会上，他又提案说，如不及时救灾，河南将会出现不利抗战的危机。果然，在1944年春季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中，中国军队一溃千里。由于汤恩伯的部队平时祸害地方，作威作福，在汤部溃逃时，豫西民众出现了反夺国军武器、电台的事件。事后，汤恩伯诬蔑河南人民都是汉奸，准备实行屠杀。1944年9月，郭仲隗从沦陷了的豫西翻山越岭赶到重庆，在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以搜集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揭露了汤恩伯部队侵民扰民，以及在日军进犯时临战溃逃的罪行，为河南人民辩诬。他的发言引起参政员的公愤，由他领衔、103人联名提交了《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案》，弹劾汤恩伯。《新华日报》《大公报》等都以显著版面报道了这一消息，在全国引起很大轰动。
大灾期间，重庆有个河南同乡会，非常关心水深火热的家乡人民。据张洛蒂《难忘的1943年》一文回忆，河南同乡会的主任徐鉴泉曾写信向他了解临颍县的灾情，张洛蒂写过一个小册子《饥饿蹂躏下的临颍》寄给徐鉴泉，并为此遭到县警察局的逮捕监禁。徐鉴泉将这个小册子在重庆的河南同乡会公布后，打算联名呼吁救济救灾。1944年中原会战失败后，汤恩伯不仅不反省自己，反诬河南人民都是汉奸，这种行径激起了河南旅渝同乡会的极大愤怒。本章增选了由当时已77岁的靳志先生执笔所写的《旅渝豫人上蒋主席书》，是一篇代表全体旅居重庆的河南同乡会成员直接给蒋介石的上书。文章有力地驳斥了汤恩伯对河南人民的诬蔑：“论者甚至谓豫民不顾大局，仇视国民，而欲全诿过于民众，此真谬误之极、到死不悔者矣。古训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三千年之历史，从未有既失民心而不灭亡者。”靳志先生是前清进士、老同盟会员、国民政府的外交官员，同时也是著名的文人和书法家。他的这篇文章，用古文写成，气势磅礴，字句铿锵，是一篇难得的讨汤檄文。
河南大灾过后，与大灾有关的一系列贪污案纷纷被曝光。最为轰动的是“特大平粜舞弊案”。原来，中央政府1942年拨给河南用于购买平粜粮的数亿元巨款，由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河南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等经手，而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勾结奸商，贷放车皮，囤积居奇，中饱私囊，直到1943年春新麦已登，才把高出市场价的发了霉的“平粜粮”从陕西运到河南，强迫灾民购买，非但没有救灾，反而加重了灾民的苦难。国民党元老金汉鼎在大灾期间曾到河南视察军风军纪，他亲自处理了王桓武的贪污案，亲眼目睹了“平粜舞弊案”给灾民带来的苦难。从司殿选回忆中看到，连三青团小头目王汝泮之流，也居然利用职权，把200万元救灾款直接拿回家去买地。当时国统区的吏治腐败、贪污公行，于此可见一斑。
河南大灾是一面镜子，昭示了蒋介石政权江河日下，必然崩溃的原因。
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
张仲鲁
河南在新中国成立前几乎是十年九荒。从历史上我们知道清光绪三年（1877年）是一次特大旱灾。在抗战时期的1942年的天灾人祸，饿死了三四百万人。对1942年的灾情，我们老一辈人都亲历目击，至今不仅记忆犹新，而且创痛巨深，每一念及，犹有余痛。现就个人记忆所及将当时天灾人祸所造成的惨绝人寰的实情写出来。
（一）自然灾害
1942年的河南，是山河破碎，三面环敌，全省100多县，大部被日军侵占。一春不雨，麦收平均只一二成。麦后，人心惶惶，已有不可终日之势，但犹寄托希望于秋收。孰知一夏又未下雨，早秋几全枯死，晚秋即使有些地方勉强种上，亦因雨不及时，播种太晚，禾苗纵然尚茂，而并不结实生籽。这次大灾，遍及全省，没有一地一县得以幸免，而且祸不单行，夏秋之交，蝗虫又复为害，满山遍野，遮天蔽日，落到田间，禾苗立被啮光。有些井地，本来尚可依靠水浇，当略有收获，至此亦完全绝望。干旱再加蝗害，就构成了此次大灾的两个自然因素。
（二）人为灾害
自然灾害在当时固然十分严重，而人为的灾害则又大大加剧了当时已经非常严重的灾情。首先是前线几十万军队的军粮负担，加重了河南人民的灾难。河南当时已沦陷了大半，豫东豫北广大平原，或已沦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或已成了黄河泛区；下余的豫西豫南数十县，大部都是山区，丰年或可稍有余裕，平收则仅能勉强自给，一遇歉收，即须依靠外粮接济。当此大灾临头、一发千钧之时，沦陷区既被全面封锁，邻省也坐视不救。当时邻省主要有陕西全省及湖北一部分，而它们又不准粮食自由出境。军粮征购不足，又在“不让粮食资敌”的名义下实行抢购，实际是只抢并不付钱。许多农民把收打的一点小麦被逼交出后，生活无着，有全家服毒或投河的事情。其未自杀的，或则扶老携幼，逃荒异乡，或则困守家园，坐以待毙。其凄惨情形，即在今日偶一忆及还不禁令人酸鼻。灾情发展，日重一日，人民呼吁，记者报道，严重情形，震动全国。而军粮征集不起，更将导致几十万“土匪”军队呼啸哗变，使政府无法收拾。
在此紧张情形之下，蒋介石不得不“御驾亲征”，赶到西安，召开“前方军粮会议”。会上听取了各方汇报之后，蒋介石认识到，如果按照预定配额，尽量榨取，则灾区人民只有三条道路可走：一是铤而走险，崛起反抗；二是离乡背井，相率逃亡；三是困守家园，坐以待毙。这三条路，对政府都很不利。于是他才当众宣布，把河南的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但是事后粮食部长徐堪又把250万石改为250万包（每石约合小麦140～150市斤，每包约合小麦200市斤）。这年军粮的榨取不知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而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在这里，我们还不能不把可怕的军粮运输问题回忆一下。旧日有句话说“百里不运粮”，说明粮食远途运输的不易。当时在河南可资运粮的两条铁路，平汉与陇海，都已被拆除。汽车则河南全境寥寥无几，且常被军队强抓扣用，几条公路干线的客运，都不易维持。农村骡马大车，多为军队征用。运输几百万包的军粮，全恃农村的牛车。像淅川、内乡一带与接收军粮的洛阳仓库相去几百里，牛车往返动须月余，如遇天雨，则更要稽延时日。运到洛阳之后，农民如摸着窍门，备有“礼物”，则可立被接收；否则接收人员百般刁难，以致长期滞洛，典车卖牛，维持生活，甚至病死途中，人畜俱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