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

当时在农村提起运送军粮，无不谈虎色变。公路两边，死牛破车，到处都是。
其次是1938年蒋介石下令把黄河从郑州花园口掘开后，造成黄河大改道，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包括部分皖北和苏北地区），死人89万。豫东平原主要产麦地区如中牟、尉氏、开封、西华、扶沟等许多县份的良田沃土，都变成沙荒河汊，不惟大大减少了河南的粮食产量，同时，房地被淹，无家可归，以及不愿株守泛区受敌蹂躏的人们逃到泛西，投亲靠友，或流落各地，乞食为生，亦增加了河南的粮食负担。
再其次是蒋介石假抗战之名，派了数十万纪律败坏行同土匪的部队，久驻河南，把河南吃得一光二净。无论大家小户，都无粮食储备。一遇灾荒到来，便惊慌失措，束手无策。当时驻军纪律之坏，实在令人难以形容。十三军是汤恩伯的子弟兵，它仗恃汤恩伯的势力，在地方上横冲直闯，作恶多端，农民饲养的猪、羊、鸡、鸭，亦被尽量搜括。尤其可恶的是，捕人一只母鸡，还要勒索20个鸡蛋，农民稍一迟误，当兵的即大声呵斥说：“母鸡能不下蛋，鸡蛋哪里去了？”军官的荒淫无耻，更是一言难尽。如有一军官，叫了一个难民少女，供其玩弄，但经问明她的家世之后，竟发现即是他的亲生女儿（这个军官从军多年，抛弃家庭，另结新欢，在大灾中全家逃难到了该军驻地），乃挥之使去。
汤恩伯（1900—1954）
第四是汤恩伯的几大“德政”给地方上带来的巨大灾难。第一件是正在灾情严重、民不聊生的时候，他要在他的集团军总部所在地的叶县，兴办所谓“边区学院”，来收容战区流亡学生，以作他反共祸国的资本。他把叶县以及其邻县的古迹寺庙拆除殆尽，以其砖瓦建筑校舍，所需木料，则定出尺寸，强令周围十余县按照尺寸捐送。当时各县可用之树，屡被驻军滥伐，所有已甚寥寥，尤其建筑用材，不易搜寻。汤恩伯对敌虽以“善跑”著称，而对地方民众，则是言出法随，毫不假借。各县木材极缺，筹办实在不易，勉强凑足额数，送到叶县，如不对接收人员送礼行贿，即使所送木材合乎规格，亦必百般刁难，不予验收，而强令原车运回，另选“上品”。有的县份相距100多里，三番两次来回换送，逼得人畜病亡，含冤莫伸。而在“边区学院”成立不久，敌人进军西犯之时，汤恩伯竟率数十万众，不战而逃，“边区学院”亦遂寿终正寝。第二件是他为了个人行车方便，不得建设部门的同意，强征民工，翻修洛（阳）叶（县）公路。由洛阳经叶县至南阳，本有砖石路面，抗战期间，运送军粮的牛车来往碾压，虽凸凹不平，但汽车仍可行驶。当时河南汽车很少，包括军车在内，恐亦不到百辆，只有洛（阳）南（阳）、洛（阳）界（首）两线尚通客车，每日两头对开，每线不过三四辆，统共交通部门掌握的可以使用的代客车（当时没有一辆正式客车，都是普通卡车）不过十几辆。军车本亦不多，且不经常行驶，一般军运，都靠牛车。汤恩伯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时常来往洛阳、叶县之间。他竟然强迫民工，义务劳动，分段整修，并且派人监工。某段完工，如不对该段监工送礼行贿，即不给以竣工证明，使民工长期驻守，不敢离去。沿路居民，咬牙切齿，恨入骨髓。第三件是1943年春，正当灾情发展到了顶点，灾民大批死亡之时，汤恩伯怕敌人渡河进犯，强征远近各县民工数万人（一说是50万，两个数字相差很大，究竟实为多少，现尚无法查明），“以工代赈”，大修黄河。各县人民在此救死不遑之时，哪有余力来修黄河，而且明知汤恩伯翻云覆雨不讲信义，以工代赈只不过是骗人的圈套而已，但是谁也不敢违误。有些民工在前往工地之时，即行倒毙途中。其到达工地者，也多因瘦弱无力，口粮无着，饿死累死者日有多起。结果是工程并没做好，而死亡者不计其数。“水、旱、蝗、汤”这句活，是河南人民把汤恩伯列为四大灾害之一，河南人民对汤恩们之深恶痛绝，于此可见。
第五是当时政治的黑暗腐败，亦为加剧灾情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黑暗腐败的情形可以从几方面来说。一是抗战军兴，蒋介石认为河南无人（国民党中央没有一个能说上话的河南人），可欺，就在河南大量征兵，河南出兵之多，当时甲于全国（抗战期间河南共出壮丁100多万）。农村壮丁大量减少，对河南的农业生产，是一个致命打击。当时政府虽亦订有所谓兵役法，实则等于一纸空文，有钱有势者的子弟，无应征服役的；而被强制征走的，全是从事生产的劳动人民的子弟。兵役机关对被征壮丁的残酷虐待，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壮丁被强征后，即绳捆索绑，列队行进，前后左右，都有警卫，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到了集中处所，即被严密关闭，如待囚犯一般。食不得饱，病不给治，死不备棺。克扣口粮，贪污医药，虚报棺材，这是兵役机关的三大财源。壮丁一经征走，就如进了鬼门关，如能设法逃跑，则属三生有幸。活泼健壮的农家子弟，被这样折磨虐待，死于非命者，不计其数。二是文武官员的贪污腐化。沿河驻军军官，不惟掩护奸商走私，从中渔利，而且他们自己就都是走私的健将。汤恩伯在上海设有机关，勾结敌伪，走私发财；他并时以残羹剩饭、香烟衣料之类分送战区军政要人，以钳其口。其他高级将领，亦多有以走私所得之手表、金笔、衣料、自行车等物送人之事。他们走私的对象，则是无所不包，而鸦片、海洛因等毒品尤为重要货色。虚报名额、克扣军粮、就地征发，残害百姓，尤为他们发财致富的重要手段。谈到地方上的贪污腐化，真是一言难尽。国民党党部、三青团团部与贪官污吏互相勾结，通过保甲系统，敲骨吸髓，予取予夺。三是特务流氓的横行霸道。特务流氓，结为一体，草菅人命，目无法纪，腰挎手枪，到处乱窜，黄河两岸尤为他们活动的集中场所。商人进货，如不向他们事先买路，轻则诬以通敌，货物没收，重则连人带货，都会失踪。不仅对于商人和一般人是予取予夺，莫可奈何，即对于文武官吏，稍不如意，亦下毒手。泛区的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是国民党资历很深的老党员，因特务来往泛区，为非作歹，受到他的干扰，在他赴洛阳（当时省会）汇报工作之时，被战区长官部特务头子赵理君指使他的鹰犬，于深夜到韦孝儒寄宿的复旦中学把他绑走。该校郭校长与校中另一职员闻有人声，出住室探望，特务为了灭口，一并架走，就在长官部所在地洛阳西工把他推入一枯井中，投以乱石，以得灭迹。这件事说明特务流氓在当时无法无天、横行霸道到了什么程度！
以上五点都是直接间接招致1942年大灾的人为因素。没有这些人为的因素，则影响两季歉收的自然灾害，决不至使灾情那么严重，竟至饿死几百万人。光绪二年至五年（1876—1879年）的三年大旱，受灾面积蔓延四省（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在清朝封建式的黑暗统治和救灾工作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四省饿死人数达1200万，已属骇人听闻，而1942年河南一省（除沦陷区外实际不过半省）的两季歉收，竟饿死300万人以上。这清楚地说明，光是自然灾害是万万不会使灾情严重到那样的可怕程度的。
（三）亲眼所见
1942年夏，在蒋介石召开的西安军粮会议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后，河南省政府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这两种任务，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着的。河南人士的恳切希望和农民的迫切要求，是豁免军粮，减轻民负。而省府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在催交军粮，完成任务。而为了粉饰门面，欺骗百姓，便把这两件事情一道进行。
笔者亦是被派的大员之一，从洛阳出发，担任荥阳、郑县、新郑、密县、郏县、宝丰等县的任务。在荥阳的官绅会上，县长左宗濂怕完不成征粮任务而哭起来。在郑县，县长鲁彦谈到李姓一家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投河自杀时，痛哭失声，跪地叩头，求免军粮。在新郑，代表密县的白姓老人（密县推了白姓、牛姓两位老人来见）提起密县灾情，便大声痛哭。沿途灾民，有挖草根的，有摘树叶的，亦有剥树皮的。从郑州循大路南行，乞食逃荒的人络绎不绝，景象凄惨，令人目不忍睹。这时正当麦后，灾荒只刚开始，而各县情形已显得十分紧张。随后，我又到方城、舞阳、南阳等县视察救灾工作，途中已见有人倒毙。方城城外即有人市，一对夫妇，无法生活，妻被出卖，当分手时，妻呼其夫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夫听此话，大受感动，抱头痛哭说：“不卖你了，死也死在一起。”所到之处，都有成群灾民向南逃荒乞食，走不动的，即倒毙在途。只拿几个蒸馍，即可换得一个儿童。凄惨情况，令人酸鼻。随后来到洛阳，见车站附近，满是灾民，呻吟号哭之声，惨不忍闻。一有火车，争相攀登，车顶轮下，不管多么危险，亦都在所不计。有等数日登不上车者，囊空肚饥，男哭女号，出卖儿女，不讲价钱，只要有人接受，即可拱手相送。火车西进途中，开进涵洞之时，因车顶人如山积，超出洞门高度，被洞口阻挡，坠地摔死者不计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