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

灾情最重的县份，时有人食人的惨事发生。襄城县曾因人食人而涉讼县府。鲁山县一通讯队长靳某曾发现一男孩残骨于其邻舍。这都是事实确凿，有证可据的。其他这类事件，定还不少。当时官府都以辖区发生人食人的惨事为不体面而讳莫如深，当然不会进行调查，更不肯主动上报。至于倒毙途中，为人或狗所食者，亦并不稀奇。灾民成群，各处流荡，有些人家，大人都已陆续饿死，仅余一个儿童，流落街头，无所归宿。有的生母已经断气，而食奶小儿还噙着奶头，吸吮哭啼。
（四）省府救灾态度
河南人士当时对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所持的态度，是有责难的。他是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省里遭受空前大灾，他应如何宵旰忧劳，千方百计地从积极方面刺激生产，扭转灾情，从消极方面努力救济，减少死亡。但是他在大灾临头、水深火热之时，对于鼓励生产，救济灾荒既无计划，又欠热情。固然，河南当时是半壁河山，千孔百疮，经济力量又很薄弱，增产救灾，都有困难，但他对灾荒的漠不关心态度，在河南当时，的确引起了相当普遍的不满。
其次是省府各委员与各单位亦没殚精竭虑、全力以赴地投入救灾工作。即以我任厅长的建设厅论，它是发展全省工矿交通农田水利的主管机关，负着增加生产、扭亏灾情的责任。由于中央认为河南接近前线，不宜进行建设，因而省预算内只有建设行政费，未列建设事业费，所办几种工矿交通事业，不是自力更生，就是临时拼凑少数款项，勉强支撑，所开十多道小灌溉渠的现金开支，全靠中国农民银行的水利贷款。这些渠道，对于少数受益地亩，尚能起点微小作用，而在全省范围来说，则是杯水车薪，微不足道的；而且当时限于技术条件和材料来源，设计不够完善，工程亦欠坚固。关于农业增产，设有督导机构，置了几个技术人员，但研究设备全副缺如，技术水平，亦很低弱，仅仅推广了若干万斤124号小麦和斯字棉籽，对于全省的粮棉增产，起不了多大作用，实际等于装点门面，虚应故事。在水深火热之时，省府的上上下下，并不是同心同德，集中力量同灾害作斗争，而是此猜彼忌，互不服气，观望不前，互推责任，甚且仰承蒋介石的鼻息，隐讳灾情，不敢实报。一个突出例子是灾后许昌县行文报告该县饿死人数为5万余。当时被认为是已经缩小了的数字，省府认为所报人数太多，予以驳斥，令其重报。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纵容省府秘书长马国琳与把持河南省银行多年的李汉珍（后因省银行大贪污案被通缉，逃亡多年）互相勾结，招权纳贿，拉党营私，人言啧啧。民政厅长方策，在1940年省府改组之前，本已内定提升主席，不知为了何故，蒋介石忽听戴传贤之言，临时改任李培基，因而对李有芥蒂，不服气。教育厅长鲁荡平，在舞阳开设烟厂，大发其财，自恃为国民党中委，对李培基不加尊重，且时以恶言相向。
我因感李相助之恩（1941年蒋介石根据十八集团军洛阳办事处叛变分子袁晓轩的口供，电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把我押解重庆讯办，得李之助而渐趋缓和），精神上本与李近，因马国琳、李汉珍的关系和李对救灾的态度，而亦有所不快。因此，李怀疑方、鲁与我暗相联络，以反对他。1942年间，当我正在重庆接洽水利贷款之时，河南保安副司令李芳池还曾在重庆向李捏报我在重庆活动反李。而实在情形是留渝河南同乡对李所持的救灾态度，确实有所不满，在一个同乡小会上，我还囿于私情，对李的处境作过轻描淡写的解释。省府的几个首脑，似此闹私见，不团结，岂能积极开展救灾工作？
蒋介石不惟不愿救灾，而且是不愿听灾。1942年秋，河南各界鉴于灾情日趋严重，推了三个代表（刘庄夫、任劭鲁、杨一峰）到重庆陈述情况，呼吁救济。当然他们也打算一见全权在握的蒋介石。但是蒋介石不惟拒见他们，而且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宣传灾情。重庆《大公报》在1943年2月2日发表了一篇社论《看重庆，念中原》，为蒋介石所悉，勒令停刊三日。这篇社论是否对当时的情况有所夸大呢？完全不是。重庆豪贵的骄奢淫逸、花天酒地，比之《大公报》所说，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只举一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就够了。凌勉三那时是重庆大同银行的经理，一日他从香港乘飞机回重庆，起飞前中央信托局托他带给孔祥熙一个洋铁桶，到重庆下机后，接洋铁桶的人才告他说，桶里装的是活螃蟹。同年，孔祥熙以行政院长身份盛宴招待一个英国访华团，在宴席上，他夸耀着说，中国地大物博，抗战数年还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要吃什么，就有什么，不像英国那样，战时每人每周只能配给一个鸡蛋。孔祥熙哪里知道河南灾民在数千里外受的是怎样可怕的灾难？
灾情发展到了1942年秋天，情况已经十分严重，不仅国内记者纷纷报道，外国记者亦纷至灾区，深入了解。为了堵塞外人非议，此时才派张继、张厉生两位大员到河南视察。这两个人到河南后，曾在洛阳召开了一个小会，宣示“中央德意”。张厉生首先发言，大意是河南固然有灾，但军粮既不能免，亦不能减，必须完成任务，有灾亦应救，但不能为救灾而减免军粮，救灾、军粮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亦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而乱国际视听。他并表示，他受党（国民党）和领袖的抚育栽培及不次提拔，才有今日，他一定实事求是，忠于党忠于领袖等语。接着张继亦讲了几句话，就草草收场。次日，他们在河南省粮政局长卢郁文（记得是他，否则就是财政厅长彭若刚或者是彭、卢二人）陪同下，从洛阳出发，到郑州以南灾情最重的几县视察。路上见有灾民在剥树皮，张厉生还说是地方上故意造作给他们看，其实剥树皮的事早两个月已经开始，且各处都有，不仅是他们看到的那几个地方。张继、张厉生把缩小了的情形报告蒋介石后，蒋才决定拨给河南法币1.2亿元的救灾贷款（是贷款，不是救济金），交省政府周转运用，购粮平粜。这个数字似还不小，但在法币贬值的情况下，拿这点钱去购买粮食以救全省的大灾，亦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而况款拨到时已是1943年春，经手运用的人又是省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不啻又为这两个众所周知的贪污分子以投机倒把、舞弊营私的大好机会。他们做了几次生意，财发够了，到1943年麦快成熟的时候才运到一批发霉的麦子。经过分发手续，到发放时灾民已吃到新麦。麦前麦后粮价相差甚大，灾民当然不愿要高价平粜粮，政府强迫灾民接受赈粮，结果等于派了一次款，麦收前后粮价差额，全由灾民负担。这就是当时政府拨款救灾的实情。
1961年12月
（原载于《河南文史资料》第1辑，1995年。）
张仲鲁（1895—1968），又名广舆，河南巩义市人。民国七年（1918年）赴美留学，获密苏里大学矿学院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研究生。1923年回国，曾任河南大学校长。河南大饥荒期间任省政府建设厅厅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忆民国三十年①[169]河南的一次浩劫
杨却俗
由于对日八年抗战的胜利，台湾的同胞才能够脱离日本的统治，恢复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但是有谁知道，在对日抗战伤亡了官兵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十九名（见何应钦著《八年抗战之经过》）之外，还有多少人间接地死亡于这场战争？间接地受到它的苦难？在大家酒足饭饱的时候，在青年歌舞欢乐的当儿，还有谁会想起抗战时的中原，曾经是个“饿殍遍野”“十室九空”的地方？有谁会想到那个地方的父卖其子女、夫别其妻儿，以及远别家园的人为渴念他的故乡而忧郁以终？如果明白了它的真情实况，年长的一代，要珍惜政府赋给的一切，年青的一代，更要束身自爱，艰苦奋斗了。
话说当吹起对日抗战的号角——卢沟桥事变的一年当中，夙称中原的河南省，从开封沦陷，黄河决口，武胜关撤守之后，就三面受到敌人的威胁；三十年（1941年）的秋天，郑县一度失守之后，沿平汉线一带的大平原就随时有受敌骑践踏的可能；陇海路拆除到潼关附近之后，通往大后方的一面也多是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差不多就成了军事上突出的半岛，甚至于可以说是近乎孤岛了。在如此的“孤岛”上，平原地区的县份就多负担一些军粮，接近前线的地方还要从沦陷区抢运一些盐粮、医药和其他些许的日用品供应大后方，至于壮丁之被征补于前方和大后方的自不在话下。我们都知道抗战时期的“两南”——河南和湖南曾经是国家主要的粮源和兵源，而河南的奋斗和贡献则更是艰苦卓绝。
河南的农田大都是旱田，除了极少数的地区有水利开渠或者凿井可资灌溉外，都是凭天候的风调雨顺为生的，因此遇到大旱或者多雨成灾的时候，就要南从“两湖”运来白米，或者东北的大豆、高粱运来。此外，河南中部以许昌为中心包括襄城、郏县等县，是以出产上等的烟叶扬名于当时，因为种烟叶的收入多于种粮，于是有不少的良田又都成了烟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