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

抗战以前烟叶运往上海，抗战时期有一些中小型的工厂制成卷烟远销大西北，驰名的令箭牌香烟就是由许昌人周锦堂就地设厂、自备马车运往西安、再由经销商转运各地。另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政府深恐一旦敌人越过黄河，粮食资敌，所有收获的粮食供应军糈民食之外，农家的存粮有限得很。当时在如此的背景下，人民生活的基础是不稳定的，是不堪受到意外打击的。
许昌，是春秋时的许国，汉献帝时的首都，民国二十几年起就是临汝、郾城等九县的首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所在地，位居河南省的中心， 有铁道以通北平、汉口，有公路以达开封、洛阳、南阳等地，交通四达，农产夙丰。抗战初期的时候，它是冀、鲁两省撤退的公教人员和一些难民的集中地；黄河决口后，平汉铁道也被拆除，它又成为一个黄泛区难民的收容所。当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时候，它拥有人口四十一万五千五百余人，农产品之外全县还有纺车五万二千七百十二辆，织机七千一百九十八架，纺织的布匹自用和供应军用以后还可推销到洛阳和西安。就当时的环境综合来观，它无疑义的是临近前线的重要县份，难民也多麇集在这里——流动性的难民不计，政府还设厂两处以供给春荒时候四千以上难民就食。以这样一个地方，在不久的一二年内竟然会“十室九空”——虽然是发生在多难的农村，而从它的代表性也可以想到它邻近县份的一般情形，如果不是亲见其事，亲临其地，是很难令人相信的。
田地龟裂
幼者弃于街头
十室九空
死者如彼生者如此
相率奔于他乡
民国三十年的夏秋之交，大雨连绵，许昌的很多农田被水淹没，收获锐减；它的邻近县份也多是如此。三十一年的春天，二麦刚刚抽苗，就接连不断地刮起了很大的黄风，有时候空中刚刚地堆来一些乌云，却又被一阵南风吹散。如此的从阳历的四月到九月，就没有落过能够浸润土壤到一寸深的甘雨，尤其是在酷日当空的炎夏，田禾怎受得了？因而麦苗只长到一尺上下就枯黄了，秋苗如果没有水灌溉则连一尺的高度也长不到。有些田地甚至干裂出显著而深刻的龟纹，使人感觉到地球就要破灭，更不能希望它产出食粮。说起来是祸不单行，秋天又从黄河泛滥区的东方——敌人所盘踞的地方飞来漫天遍地的蝗虫，把勉强灌溉培育的一些秋禾也差不多一扫而光。沿黄泛区和平汉线的各县也大都如此。当这一年的秋天，我受赈济委员会许（昌）南（阳）总站的委托，到许昌东邻的鄢陵视察难民的收容工作，并到黄河堤上一观它泛滥后的泼辣的情形。那滚滚的一望无际的滔天黄浪下，本来多是良好的农田和鸡犬相闻的农村，远从郑县附近的花园口向东南连接到淮河，黄河泛滥之处，无数的农田村庄，无数的人民财产，都为抗战而牺牲了，而且即使战后黄河堵口成功，黄河纳入故道，这黄河泛滥过的广大平原的农田也永难恢复它往日肥沃的旧观，离散后的灾民还能有几成愿意或者可以返回他们的故土？我正怅望着滔滔的黄浪悲叹不已的时候，突然看到漫天的黄风从远远的对方刮来。中原地方，往往有漫天的黄风从多沙土的地方刮来。一年中不止一次，这是因为平原地区没有崇山峻岭遮阻的关系——从郑县的黄河边到武胜关的平汉路沿线，就一直是一块大平原，所以我对于这一次的黄风刮来以为不足为奇。谁知道当风头接近到眼前的时候，又发现黄风并不是混然一团，而是像弹头般的个体动物——蝗虫，越过黄河就簌簌地纷纷降落，但是降落的部分仿佛是凌空的沧海之偶然漏下了水滴，还有绝大部分的蝗虫像飞箭一般地越过我的头顶飞向大后方。啊呀！这怎么得了？
捋取树叶以食
凿取石粉果腹
刮取树皮充饥
壮者哭于田野
当中央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以后，为了充裕军糈民食，实行征实的制度；为了预防有人破坏这种制度，还规定了虚报灾况的予以重惩；为了推行这种制度，依实在情况征实有功的予以嘉勉。当时的许昌县长是河南省内乡县的王桓武，他预报当年许昌的农收为八成，不料旱、蝗连续成灾，不仅只许昌一县，从郑县沿平汉线到许昌附近的各县，麦的收成大都是一成许，秋收则还不到一成，拥有数百亩田地的富农还能够有些可吃的东西，贫户人家就不免饿肚子了。这还是灾况初形成的时候的较好现象。王桓武为了做官，不敢实报灾况，只是狠着心按预报的八成数字催农人缴粮，缴不够的派地方自卫团的团勇挨户坐催。所说的坐催，就是住在欠缴实物的农民家里，吃着农民的，要着农民的，农民宁可自己没有饭吃也不能不先打发催粮的人走，于是乎卖衣物，卖牛马，卖耕具，卖掉一切可卖的东西来购粮缴粮。在如此情形下，许昌有一位经营棉纱致富的巨商孔绍周，不忍于心，想替全县的欠粮户完粮，有人警告他不要惹起政治上的麻烦，他又袖手不管了。那时候，虽然高价购粮，可以招致数百里外皖北太和等少数县份的食粮，用手推车载运，迟迟而来，源源而来，但是产地的粮价逐日上涨，沿途的粮食商贩也有被劫杀的，销售地区的粮价就更为高涨。粮价最高的时候，一斗十六市斤的小麦就可以换到一亩田地，这在平时是五十块银元才能购买到手的。至于许昌西北地方的一些岗田，两张厚饼（或者两竹篮子干薯叶）就可以换到一亩。
买卖牛、马、耕具的事本来很平常，而纷纷地出卖、纷纷地贱卖，则是少有的事。珠宝也不值钱，记得像猫眼石这些东西就不值人一顾。
灾情严重到使人没有办法可想的时候，有人出卖儿女，像不需要人照顾的幼童，一个人只换一斤小麦；嗣后在城市里也卖不出去，为了希望被好心肠的人捡去，就偷偷地弃在城内；再后由于没有那么多的人收养，就时常有饥寒交迫的孩童在街上哭叫，而以深夜尤为凄惨可悲！县政府——县长已被调换为东北人李峰，和省主席李培基颇有关系，勇于负责——为了救济这些弃儿，在三十一年（1942年）的九月设立了育婴所一所，预计收容弃婴五十名，而苦于请不到经费，就挪用了省赈济会拨给县救济院的经费一万元作开办费，和挪用了救济院的仓谷作经常费，调用救济院的职员负责其事，并聘雇了女护士、保姆等十二人襄助之。开始的时候只收容了四十名弃儿，一岁以下的视其必要喂以人乳、豆汁或小米粥，一岁以上的予以面食，但不到四个月就因先受了饥寒过甚的关系而死去女婴六名、男婴一名。三十二年（1943年）的春天，负责人换了专任其事的许昌人李某，婴儿因营养不良而瞎了眼睛，和患上其他病症而死的事情不断发生。有些夜里，婴儿的尸体像被清除垃圾似的用铲子铲到麻袋里，运到城北里许玉皇阁后的荒地上草草掩埋了事，却养活了一些野狗。
内子吴云芳，见到弃婴的问题十分严重，除了曾经联合女青年同志举行手工义卖，先后购到三头乳羊赠给育婴所外，并在民国三十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女青年处的通讯员名义，向女青年处递了一份二千五百字的沉痛的报告，呼吁救济，其中有以下的文字：
成年尚饿死，幼婴更谁怜——这是河南灾况下的悲惨写照！曾见到刚生下的赤身婴儿弃置在谷草上，曾见到仅有三数月的小生命躺在街旁抖擞着啼哭，曾见到刚会坐的幼婴挂着金黄色贴着骨头的面皮在张着疲涩的小眼哭觅他的爸妈……这些，有的穿的固然是褴褛不堪，有的还穿的崭新整齐；有的固然是父母养育不起，但是在临丢弃的一刹那间，父母还不忍地会给他弄点馒头拿在手里；有的父母在远远地张望着没人抱走，而又凄然地重来抱起；有的白日怕人见笑，而深夜冒着寒冷，偷偷地把他们的心肝丢在朔风怒吼中的街头啼叫；有些比较好点的，将一根谷草插在孩子们的帽上，抱着遍街转动。可怜的孩子，还以为是爸妈好意地抱着他看新景致呢！
哀哀赤婴，谁无父母？茫茫尘世，几人不曾有子女？际此大旱，父母子女，各不相顾，闻亦酸鼻，遑论目见！稍有人心的，就当人溺己溺，人饥己饥，设身处地，而同生同危，设法救济了。
她的报告得到女青年处的重视，给她拨汇了法币四万元，让她设法运用。她把钱交给青年团许昌分团的负责人柴德峰经管，负责保育和会计的都请柴德峰介绍，她自己则专心筹划领导，办起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名的“育儿所”来。记得负责保育工作的是柴的亲戚某女士，为人温柔贤淑，擅长女红，很能体认内子的个性和政策，精细地负起保育工作；负责会计的是柴的豫北同乡周志道（或者是许昌邻封襄城的余德轩），很能够配合工作的要求，协力做好育儿的工作。内子的保育政策是采取重点有效的“救”、“育”方式，先收容弃儿五十名，救必使活，养必使健，住必使安，而以光线、空气都很良好的所舍，洁新的衣服，卫生的用具，充分的营养，适切的游戏和体贴的照顾，使被收容救济的弃儿都能够身体健壮，精神活泼。她买了五头乳羊。聘请了教会中的卫生和医药专家作顾问，凭她所学的教育知能和教育的经验，她达到了她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