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

任何人看到被收容的弃儿的面色都转为红润，身体也都转为活泼可爱，而莫不惊奇地认为是大灾难中的另一个世界。但杯水车薪，所救不多，而且这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光荣，内子既不从中拿一文钱，也不认为她有任何的成就。县长李峰，要她兼任县立育婴所的所长，公文已经送到，我怕不能由她随心所欲地办好，负了间接杀人的罪名，劝她婉辞了。
在平时，如果丈夫劝他的妻子去跟别人过活，或者妻子要求丈夫把自己卖给别人，都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在那饥饿待毙的时候，丈夫为了怜惜妻子，不忍心她饿死，而劝说她跟随别人，逃得活命；妻子也为了使丈夫免于饿死，自己不惜牺牲一切，要求丈夫把她卖去：反而成为他们的相爱相怜、恩义非常！如此人间的痛苦，也够使人酸鼻了。
较为成年的姑娘，被卖差不多等于远嫁，虽然不免沦入火坑，但也没有办法，父母兄弟洒一把眼泪后，只有忍了。至于为了生活。晚上到村旁野店去看望一下投宿旅客的村妇村姑，则是灾后新有的现象。有一次，我投宿在临颍县东的某个村店里，就看见一个浓抹脂粉拖着大辫子的村姑，穿着一身朴素的常装——可怜得很，她认为抹上一些脂粉就算不平凡的打扮了，她逐屋地张望一下，没有说话，也似乎不敢说话，其他投宿的旅客司空见惯似的不为所动，我则为她所动了——我凄然地想着她的家庭，她的生活，她的遭遇，私下叹息我的无可奈何！
安土重迁，是中原人的本色，尤其是农村的本色，终身没有到过县城的人有之，没出过县境的也不少——我在河南禹县（距离许昌九十里）西北乡的花石镇当过某校的校长，那个地方距离县城六十里，三面环山。一天，有一个学生向我请假，说是要到县城看一看，我问他看什么，他说听说县城是砖垒的，而他们的“方山寨”则是石块垒的。又一次我在禹县城南十数里的三峰山看采煤，运煤的小台车从矿口沿着小铁轨推出来，又循着小铁轨的岔道运煤到近旁不同的地方，和火车的调轨运用相同，觉得怪好玩，就多看了几眼，这时，一个好心肠的矿工告诉我：“听说这和许昌的火车轨道一样，看了可以不必到许昌看火车了。”我只有笑着点头致谢！说到农人的离开省境，则比现在的出国还难一些。只是，在旱蝗连续成灾，人不相顾、父子夫妻生离死别的时候，求生欲刺激起安土重迁的中原农民的斗志，能从军的从军去了，否则相偕逃离故土，远奔西安，也有向更远的西北去的——有的全家出动，有的亲友相伴，其因贫病交迫死于途中的当所难免。土地不值钱，也搬不走。今天胜过明天，倘能留得生命，他日再回来重起炉灶。
灾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许昌南关的一对壮年夫妇告诉过我：他们的幼子饿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没法子救活，救活了也没法子养活，横竖大家早晚都是个死，只是看着娇儿的要死难过得很，为了“不忍”看下去，就把他埋掉了。
看到台湾的丧葬盛大其事，在人民生活富裕的时候，各地的风俗大致皆然。多难的农村，在大灾荒下死去的人，最初也有亲友助葬，居丧之家略备些红薯和菜汤聊代盛宴；后来居丧之家备不起饮食，助葬之人也缺乏了气力，就把尸体抬到附近破坏过的公路旁边，向深沟里一丢了事——最多是推下些泥土掩盖起来，传说有挖吃这些尸体的心肝的，以当时的灾情论不足为怪；再后就把尸体掩埋在死者的庭院，埋在死者的床边；最后是只有让死者停尸在床了。
大概是民国三十一年的深冬，一天的日夕，我在周家口近郊的道旁看到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伏在麦田里，张口啃嚼麦苗，仿佛手脚都动不起来了。他还不太瘦削，穿了一身整洁朴素的蓝色棉裤褂，带了一件小包袱，一番殷实农户的打扮，头向着周家口，似乎是要投奔亲友的。过往的行人司空见惯，仿佛来了阵小风，没有人在意，我明明知道麦苗不能充饥，但也没有办法。第二天早晨，我又路过那里，他身上凝结了不少的霜，人是冻饿而死了。
在如此的大灾况下，除了贩运食粮的道上偶然有人被劫杀外，还没有听说过有窃盗的事情，也就是饿死也不做贼的还多的是，可见中原的民俗毕竟是淳厚的。
一个教书的朋友平日爱洁成癖，有一次一只苍蝇飞落他的碗边，他就把刚送上的整碗肉菜倾倒在垃圾桶里。在大灾荒的时候，他吃花生时连皮也嚼下去了，他说这就是鱼翅燕窝了。这个时候，能够吃到用作肥料的花生饼或者豆饼，就算了不得了；吃红薯的人都是幸福的；吃红薯叶、榆树叶、野菜、柳树叶的，也都把它视同珍品。有的人吃河里的藻草，我见到市上还是称斤论两出卖的，得来也不容易。树皮不好吃，而吃者有之；石粉不能吃，而吃者有之。无它，填饱肚子，免得一时饿得难受。传说警察局的附近住有一位老妪，闷杀了别人的幼儿，烤而食之，被拘时还馋食不已。我对此没有查证，但也无人置疑。
我家的人口颇多，当时我兼有一两个饿不死吃不饱的职务，勉强能够吃到些麦子，把一些自认为较好的食物奉之家父，另一些赐之幼儿松平，其他的人只有以稀薄的麦片汤灌肚子。一天晚上，我主编某报的一个社会版的编辑到我家来，看到我们吃的饭，不好意思打搅，不坐一坐就走了。就这样，我们还为救济他人而奔波，有时是装饱了别人的肚子而自己却真的枵腹从公；不过，朋友、社会和国家都已经在事业上赐给了我很多，我都永远不会忘怀。
我曾经到灾中的农村视察过，到处听不到犬声，也很少听到鸡声，有许多村子没有人烟，有些人家大门洞开，屋门洞开，庭院里蒿草丛生，满屋的土地上也有小草萌芽。这是人的世界吗？这是白昼的世界吗？我仿佛到了杳无人迹的荒岛，或者是黑夜独行！我悲于不见人影，更忽然想到没有斗争，没有霸占，没有憎恨，世界就是如此地毁灭了吗？还是有斗争和憎恨的热闹场面好呢？人，好好的能够饮食起居时要斗争，到了不见斗争时已经是悲惨到无以复加，而且是无生命之存在了。那么，在大家能够生活的时候，不该和谐相处，熙熙如春，相爱相助，愉快终生吗？
在保甲的编制下，许昌有六百多个保，三十二年的春天，灾况最为严重，平均每保每天饿死一两个人是最保守的估计，因而我每次看到太阳升起就悲伤于又要有上千的人死于饥饿。灾后，政府作了人口调查，除去死亡和逃亡，加上返回故乡的，仅有二十八万多，也就是比灾前少了十三万多的人口，差不多是少了三分之一！灾后的一段时期，有些人因为灾中的营养不足、饮食不调，虽幸而没有死于灾期里，但患面色青肿或者肚皮肿大的人很多，为之死去的也不少。我的幼子松平就是灾后发现患了严重的脾肿，医治不愈，舍我而去的。还有灾后贪食，由于肠胃饿得薄了，胀破肠胃而死的也有传闻。许昌一县如此，邻近的各县想来不会好过多少。为抗战而间接牺牲生命的确实很多。胜利后，听说那个时候沦陷区的豫东和豫北各县也有同样的大灾荒，在日寇蹂躏而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死去的想也不在少数。如果不是在不得已的抗战时期，政府会统筹兼顾，绝不会让人民受此浩劫的。
由于一些官吏的自私、刚愎、残忍，或者颟顸无能，避不上报，坐使灾情扩大，使中央无从及早了解河南的灾况，一直到河南籍的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参政会上大声呼吁，中央才获得了真情，急派大员张厉生先生疾赴河南视察施救，已是三十二年的春末①[170]。大灾即将过去，抚慰灾后余生，救助农耕，已经是后来之事了。胜利后不久，曾任许昌县长的王桓武企图叛国，被他故乡内乡的团队发现，予以活埋，可见上天的报应是丝毫不爽的。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的春天，我随同河南省立第二临时师范学校，流亡到陕西省周至县的祖庵镇，记得镇外有一条溪流。一天，一些学生告诉我，说是我们的一个学生被当地的人抓走了。探询之下，初得的消息是某生在溪旁遇到他大灾荒中失去消息的未婚妻——正巧这一天她在溪边浣衣，相晤之下，悲喜交集。虽然她早已嫁了当地的人，但是她要和他团聚在一起，要和他日后相偕还乡，因而为她当地的丈夫所不容，将某生一并带走。当时河南省的同乡会颇受陕西各界的重视，这是河南省的张钫——伯英——先生①[171]颇受陕西各界敬重的缘故。于是学校当局就找同乡会要求援助，谁知那位女子并不是某生的未婚妻，而是在河南大灾荒时期被辗转卖给当地人做妻的。她久别故乡，梦寐劳思，乍闻乡音，兼是同年纪，情急之下，乃约定以未婚夫妻名义，脱离当地人，生活在一起，他日结伴归去，岂非正是梦寐以求的事？无奈好事多磨，美梦难圆，经同乡会之调处，女的不再求离，某生也被发还财物，释放归来。
这一年的初夏，我东出潼关，经阌乡，转卢氏，绕道到敌后平汉线一带的若干县份，发展青年抗日的工作，道经一个偏僻贫瘠的山村，遇到一个豫中口音的青年妇女，谈到她是在大灾荒中被卖到豫西山地的，生活不惯，思家心切，言下珠泪直流！从我所遇到的事例看来，其他流离在外苦怀故乡之梦的人也必很多，其生活之忧郁悲凄可以想见。河南大灾荒的余波之荡漾在各处的，真不知还有几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