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

如此抗战时期的中原大灾难，抗战史上不会有的，而它因为抗战才会有了重大的牺牲则是事实。中华民族为抗战而怒吼，为抗战而牺牲一切，有了抗战才能够使国家民族获得真正的独立自由，包括了恢复台湾同胞的主人的地位。死者已矣，享受其成果的人当不忘自由幸福之不易获得，要为痛惜死者之巨大的牺牲，为维护全国同胞的自由幸福，而刻苦奋斗！
（原载于1970年2月1日台湾出版的《春秋》杂志第12卷第2期，及《河南文史资料》1993年第4期。）
杨却俗（1910—1973），回族。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干事长，以后在台湾从事粮食和矿业工作。本文由居住美国的杨却俗夫人吴云芳寄给她在河南许昌的次子杨松安，由杨松安提供给《河南文史资料》。
关于《河南浩劫》的话
杨却俗
《春秋》第十二卷第二期于二月一日出版后，我寄给河南籍的立法委员杨一峰先生一册（另寄给台北市河南同乡会一册，别无他寄），请他就我所写的《忆民国卅年河南的一次浩劫》一文惠予指正，因为他曾经任过河南省第一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和河南省政府的民政厅长，夙来关心民瘼的缘故。二月九日新春初四，我们在同乡团拜中见面，他说早几天就有信给我；十日下午，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没有收到他的信，他先告诉我一些有关的事情，十一日，又补寄一信，内容如左：①[172]
《忆民国卅年河南的一次浩劫》大著拜读，是真血泪信史，非亲历其事而又富于同情心，而文字又足以达之者，不能道，钦佩之至！难得是兄保存偌多图片。弟当时亦持有图片数十百张，早已散发净尽。
兄虚怀若谷，广征批评。弟当时被河南各界推为赴渝呼吁三代表之一，据所知中央了解河南灾况，并非由于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之呼吁。
三十一年秋，弟交卸河南一区行政督察专员，曾赴当时豫省政府所在地之鲁山述职，目睹飞蝗蔽天，野无青草；灾情惨重，人民卖儿鬻女。河南各界由省赈济会发动，推派代表赴渝，吁请减免征实配额，拨粮赈济灾民，当时推定刘基炎（庄甫）、任璇（兆鲁）及弟三人前往陪都。弟除携公文图片外，并写古体诗两首记其事（惜未存稿，早忘之矣）。抵渝后，始知中枢因受省政府谎报灾情不重之蒙蔽，即旅渝同乡亦鲜知灾情如是之严重。迭经开会及向有关机关呼吁（幸刘经扶先生慨借卫戍总司令部礼堂作开会地址，不然，会开不成），中央始决定推派张溥泉、张厉生两先生赴豫实地查勘，既经证实，始决定不但未满余额免征，并饬部队发余粮赈灾。然为时已嫌稍晚矣。郭参政员之呼吁（却俗按：系见之报载），可能是以后之事，与中央之推派大员赴豫勘灾无干。
事过将三十年，迄今思之，犹恍若在目，痛心无已！安得多有几支生花妙笔如兄者，将吾豫抗战时惨况及历次灾患一一记述，作为后来信史者乎？
杨委员十日下午在电话中所告诉我的事是：一、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返回河南后，他们曾经质问李培基何以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李支吾以对。二、当时的战区司令长官是蒋鼎文将军，驻洛阳，为了军粮，曾将当时的河南财政厅长和粮政局长扣押起来，杨委员问他何必如此？蒋长官答：我只是管军事，征粮则是河南省政府的事；明知道河南缺粮，省主席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一是拿出粮来。
另承当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后来做到河南省粮政主管的于镇洲君，函告有关河南浩劫的事，内容是：
顷阅第十二卷第二期《春秋》，载大作《忆民国卅年河南的一次浩劫》，报道翔实，且附有真实照片，拜读之，一阵阵心酸落泪，时读时辍，使我花费了几个钟点时间始将全文读完，闭目回忆当年灾情惨况，一幕一幕又复重现于我的眼帘。倘非亲临其境，或以为兄言过其实，但在弟看来，尚有未尽之处，决无丝毫渲染。
民国卅年弟供职省粮政局，驻鲁山康庄，亦为灾情严重之区。弟为报灾事，屡向卢局长郁文建议，应速将真实情况转报中央，但均未被采纳。卅一年弟曾写有《灾荒下的河南粮政》一文，将实际灾况、面积、人民死亡及征集粮食数字，均作详细记载，省政当局未允发表，原文存粮政局档案中，弟亦未抄存副本，至今思之，犹觉可惜。现在隔将近卅载，竟能读到吾兄有此纪实文字，并能看到当时真实照片，弥足珍贵。
吾兄文中末段说：“由于一些官吏自私、刚愎、残忍或者颟顸无能，避不上报，坐使灾情扩大。”寥寥数语，确道出造成浩劫的重大原因。弟谨就记忆所及，略作叙述，备供参考。
民国卅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粮政局长卢郁文三人分负豫省军、政及粮政责任。河南地处抗日战争最前线，征兵征粮，夙为全国之冠，省政首长屡蒙嘉奖。卅年（编者注：此处及以下几处“卅年”当指“卅一年”，即1942年。）二麦出穗开花之时，遭受天气突变之影响，秀而不实，麦苗虽甚茁壮，结果收成毫无。灾区范围，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勘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当时驻洛阳司令长官虽将灾情实况上报，因与省府所报不同，复蒙中央申斥，军政双方曾为此事引起极大不快。同时中央因全国各地物价涨幅甚巨，制定限价政策通令各省施行，河南省政当局、执行限价最力。当时粮食市价已上涨甚高，表报中央数字，仍按官方限价填写，中央根据表报粮价，认为河南灾情并不严重。邻近各省，因河南限价关系，商民集有余粮而亦不愿运豫销售。卅年秋，又复久旱未雨，人民赖以维生之杂粮又未收成，加以蝗虫遍野，赤地千里，中央所配军粮数额，丝毫未减，当灾情严重人民在死亡线挣扎之际，正军方向省方索粮火急之时，人民旧存余粮，悉数缴充军粮犹不足，死亡惨重，此为一最大原因。
卅年十月间，弟随同李主席赴西安开会，亲见人民纷纷西逃，沿途饿殍载道——李主席目睹此况，始觉灾情问题之严重，会后归来，虽会商种种救灾办法，可惜为时已晚，多属缓不济急。且当时虽制定一扶助灾民办法，内订灾民出卖土地，得于食粮收成好转时，可以原价赎回之规定，省府原意欲保障灾民产权，以免富豪乘机兼并土地。实施结果，造成大户不愿以余粮或金钱换买灾民土地，是以更加多灾民死亡数字，此即古之所谓“善政虐民”。
以上拉杂写出当时内幕实况，多系弟亲身经历，虽觉有背中国传统“隐恶扬善”之旨，抑或可有助于了解卅年前之“人祸”。如有不当之处，尚祈赐教指正为幸。吾兄仍有未刊出珍贵照片，并盼惠借一睹。
关于郭仲隗在参政会呼吁救济一事，复承于君转询当时同任豫籍参政员之刘景健君，并函告我，说刘君——
在渝虽会同豫籍参政员及知名人士分向主管机关呼吁，据云“粮食部徐部长虽面允征实减免，另行采购粮食，运济军粮，并拨款购补耕牛耕具，唯因郭参政员仲隗复在大会报告豫灾，对政府主管部会，痛加斥责，徐部长恼羞成怒，面允一切，均未照办”。
在同一函中，于君复云：
据弟记忆所及，民国卅年（卅一？）秋，西安（王曲）军事会议，系委员长蒋公主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铭三，及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书霖，二公均将豫省实情实况，面报委员长，豫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亦晋谒蒋公，但军政双方报告，颇有出入。
有不少的人，对于如此的浩劫，很想彻底地明白它的真相。二月十九日下午，我遇到了河南鄢陵的国民大会代表于荣岑君，说是有人问他当年河南的水、旱、蝗虫之灾果否十分严重，他告诉那人说：那时候他在敌人盘踞下的开封做地下工作，因为无线电台被敌人侦破，他越过黄河退到尉氏县境的某地，有钱买不到东西吃，他吃过雁粪，也吃过树皮。
同一天的晚上，在台北的国宾饭店，我也访问了河南的两位名人：一位是曾任过中央监察委员和常务委员，以及地政部长的李敬斋先生；一位是曾任过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和后来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刘茂恩（书霖）将军。
李敬斋先生是河南汝南人，他说，当河南大灾荒时，他丁母忧在家，有一次他到漯河（平汉线上的一个大站，属郾城）治病去，路过上蔡县南门外，就看见土沟里躺着两个七八岁男孩子的尸体，越往北走灾情越重，新坟也越多。后来他奉召到重庆开会，路过许昌，见灾况惨重。往日他认为许昌县长王桓武是好同志，这时见他逼民缴粮，以致饿殍载道，他气得不睬他。他从许昌西上，分别晤见了河南省主席李涵础（培基），和战区长官蒋铭三（鼎文）。他说：“李涵础是拼命征粮，向中央邀功；蒋铭三是眼见灾情惨重，忙拨军粮救灾。”他又说：“我当面申斥李涵础，说他见民死不救，还当国家的什么大员！没听说过汉朝汲黯救灾的故事吗？”（按，前《汉书》卷五十，列传第二十，汲黯传：“……武帝即位，黯为谒者……河南失火，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臣过河内，河内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内仓粟以赈贫民，请归节伏矫制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