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

’上贤而释之……”）他到了重庆，也正是德国和苏俄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在中央委员会上，他报告河南的灾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把德、苏两国所有的军事器材集合起来，都消灭不了河南的蝗灾！”
刘书霖将军是河南巩县人，他说，大概是民国三十一年的八月或者九月里，委员长在西安附近的王曲军校第七分校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他奉命登上讲台，报告了河南的役政和粮政之后，刚步下台阶，就听到委员长拍案责骂管粮政的人，使他惊吓得不敢举步。当天晚上，粮政方面就有个重要的会议，接着是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他接着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铭三，非常关心河南的灾情，提倡官兵节食救灾，每人每天节余食物二两，为期三个月，当时第一战区驻防河南的军队在七十万人以上，节余之数目相当可观，因而救活了不少的灾民。他又说，先是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重庆晋见委员长时，曾经同时报告了河南的灾情，委员长听后要李赶快去见何应钦将军，何将军说：“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他说，于此可见李培基没有报灾。接着，他又如此地说：“当张溥泉（继）和张厉生两位大员到河南勘查灾情时，驻防河南的总司令们曾经在洛阳北关孙桐萱的办事处联合宴请他们，在场的有李培基，没有蒋长官；宴中，对于河南的灾情，孙蔚如、高树勋等也都讲了话。张厉生先生当面问李培基为何不报灾？李培基说：‘起初看到二麦麦苗秀丰，不会不下雨，谁知道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刮干了。’张厉生先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道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搦脖旱！”（按，搦脖乃双手扣紧脖子，求生不得之意。）最后，刘将军的结论是：足见李培基并没有将当时河南的灾情据实上报。”
关于逾时将近三十年的河南一次浩灾，正是由于各方的接触面不同，把各方所知道的情况集拢起来，才可以彻底地明白它的真相。
（原载于1970年4月1日台湾出版的《春秋》杂志第12卷第4期，及《河南文史资料1993年第4期。）
为民呼吁，为民辩诬 郭仲隗谈国民参政会
郭仲隗
河南在抗战期中牺牲最大，黄河决口，造成了700万灾民，而出兵出粮民不聊生……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1944年中原战事紧急，汤恩伯拥有10余万大军，掌握有精良武器，在14天内失守了30多县。他为了逃避责任计，归罪河南人民，竟说都是汉奸，贴出标语，实行屠杀。我在参政会提出事实，提案纠举。蒋介石无理袒护，竟把汤恩伯的罪自己代为承担。全体参政员表示罢会。蒋不得已，乃把汤革职留任，戴罪图功，搪塞舆论。我受蒋之忌，而赢得大多数人民的同情。
（原载于《江流天地外·郭仲隗自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郭仲隗（1950年摄）
郭仲隗（1887—1959），字燕生，河南新乡人，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多次入狱。任第二、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豫鲁监察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河南省政协委员、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等。
郭仲隗弹劾汤恩伯
郭海长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至三十四年（1945年），仲隗任第二、三届国民参议会参议员，并当选为驻会委员。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至三十二年（1943年）河南大灾，仲隗在重庆奔走呼号，为民请命，向中枢各政要及有关部门慷慨陈词，哭诉饿殍遍豫，灾情惨重，恳请减免对河南征粮征兵。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日军侵犯豫中、豫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数十万军队，临战溃逃，汤反诬河南人民为土匪，缴了他部队的枪械。战事初起，仲隗刚从重庆返回郏县寓所，仓皇中携眷乘牛车随着逃难的人群从郏县西逃，目睹群众扶老携幼、流离失所之景象，至感痛心。继闻许昌、郑州之地相继失守，散兵游勇又沿途抢劫，非常气愤。迨至伊阳，又闻洛阳沦陷，遂避居宜阳、伊川深山友人家。后又相继见到一些由沦陷区逃来的友人，听到他们叙述汤恩伯部望风披靡、不战而逃的情况，搜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仲隗后从伊阳抄小路翻越伏牛山，历经艰辛，于9月5日赶到重庆，参加一年一度的国民参政会大会，向军政部长何应钦提出口头质询，揭露汤恩伯祸国殃民、不战溃逃的罪行，并历数河南人民身受“水，旱，蝗，汤”四大灾害之惨痛遭遇，请求撤查豫战失职将领，以平民愤，伸张正义。仲隗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激起全场愤懑，群情激动，一片要求“枪毙汤恩伯”的呼喊声，会议亦无法进行，不得不宣布休会。《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报刊都做了报道，一时影响甚大。
为平民愤，次日蒋介石于上清寺官邸宴请国民党籍参政员，蒋在会上企图为汤恩伯的失职承担责任，说汤的撤退是奉他的命令行事。仲隗又当场质问蒋的命令如何下达，问蒋知不知道汤于战事打响后便脱离部队，落荒而逃，连电台都丢掉了？以致蒋无言答对，非常狼狈，宴会亦不欢而散。后来仲隗便与豫籍参政员徐炳昶等人提出“查明真相，严惩失职将领”的提案，要求连署的参政员逾百人。一时举国声讨，舆论哗然。
翌年春，仲隗从重庆回豫，途经汤部王仲廉驻防之陕南龙驹寨时，汤曾派人刺杀仲隗，幸被发现，未遭毒手。民国三十四年，仲隗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豫鲁监察史，未几日本投降，国土光复，国民党政府派到光复地区的省市接收大员竞相窃收。仲隗坚持正义，刚正不阿，不畏权势，对贪官污吏弹劾纠举，受到两省人民钦仰。友人赠诗赞颂：
尽瘁国家至鬓皤，平生风义世讴歌。
叩辕谒帅参骄将，大义凛然动两河。
万家疾苦在心头，权贵毫无情面留。
弹劾贪污纷远遁，风霜御史足千秋。
（原载于《江流天地外·郭仲隗自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前锋报》1944年9月9日刊登了郭仲隗在国民参政会上主张严惩中原会战失职军官的消息
于安澜题诗赞郭仲隗
郭海长（1916—1992），郭仲隗之子。1937年参加共产党，《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社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革”河南省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河南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
郭仲隗与1942年河南旱灾
郭豫庆
抗日战争时期是河南遭受天灾人祸频繁而猛烈袭击的时期，“水、旱、黄、汤”，这一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道出了河南人民饱受的沉重苦难。
当大旱成灾之时，河南省政府非但不及时赈济灾情，反而隐匿灾情。当时有数十个县份，纷纷报灾，而省府当局拖延勘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面对父老乡亲的悲惨困境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河南各界人士纷纷向重庆中枢陈说豫灾实况，呼吁全国迅速赈济河南灾情，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减免田赋。其中最有影响者为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
郭仲隗1887年生，河南新乡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入民国后，历任河南省督办公署总参议，河南省政府委员，河南第三、四行政督察专员等职。他清正廉明，刚正不阿，仗义执言。1940年当选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续任第三届参政员。在历次参政会上他都提出提案，痛切陈词，为豫省民众请命。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为控制和保证财政收入，实行田赋征实，征实之外还有征购、征借等，由中央政府统收统支。河南省自抗战爆发后，饱受战火摧残和黄水之害，经济空前凋敝，但1941年河南却被田赋征实小麦108万担、征购305万担，分别占全部国统区征实、征购小麦的34%和36%，均为后方各省第一（见1943年《国民政府年鉴》）。
针对河南民众的如此重负，郭仲隗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一次会议（1941年3月）上领衔与多人联名提出《请政府改善河南各县代购军粮及运输办法，以苏民困而利抗战案》，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二次会议（1941年11月）又领衔联名提出《河南军粮及征实负担过重，民不堪命，崩溃可虞，请政府速予减轻以维地方而利抗战案》。力陈河南民众疾苦，疾呼中枢减轻负担，以解民困。
1942年河南旱灾发生后，郭仲隗目睹河南民众生活在死亡线上，忧心如焚，收集了灾民所食雁粪、榆皮、观音土等带到重庆国民参政会上当众展示。在10月30日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一次大会第八次会议上，他领衔联名提出《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大声疾呼政府救济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