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

同时，他还奔走于财政部、粮食部等中枢主管机构，呼吁、敦促豁免军粮，减轻民负，赈济灾情。后国民党政府粮食部迫于舆论压力，拨款在河南办理平粜救灾。但河南平粜救灾委员会却由当地有名的贪官主持，这岂不是等于让他从灾民身上再榨一次油。为纠举其人的劣迹，郭仲隗在粮食部当面与部长徐堪激烈争执，不欢而散，一时间“郭仲隗大闹粮食部”成为传闻。
在社会各方面的请求、呼吁、质询和敦促的压力下，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1942年11月27日在河南鲁山（当时省政府所在地）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认，河南国统区“几无县无灾，无灾不重”，“晚秋复告绝望”，表示“省府正在统筹救济方策”，“请中央两次核减征购征实数额”（见《新华日报》1942年11月28日）。国民党中央政府也允诺减轻河南田赋负担，救济灾民。但二者并无实际作为。1942年河南被征小麦仍高达245万担（见1943年《国民政府年鉴》）。这说明国民党政府从根本上讲是漠视民众利益的。当第二年，旱魔再次肆虐河南大地时，更惨重的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河南大灾前后郭仲隗在国民参政会上的部分提案：
《河南军粮及征实负担过重，民不堪命，崩溃可虞，请政府速予减轻以维地方而利抗战案》（1941年11月第二届二次会议提案）
《河南灾情严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1942年10月第三届一次会议提案）
《河南连年灾荒情形惨重，军民交困，危机潜伏，请政府详查事实，迅谋救济，以拯垂死孑遗，巩固前线基地而利抗战建国大业案》（1943年9月第三届二次会议提案）
《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案》（1944年9月第三届三次会议提案）
郭豫庆，郭仲隗之孙。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现在深圳市人民政府工作。
旅渝豫人上蒋主席书①[173]
靳志 执笔
呈为豫战败坏，请求确定责任，严惩失职，立即改组河南党政军机构，刷新耳目，以维持民心而保国本，并迅速救济难民及流亡学生事：窃查此次敌军犯豫，战无坚阵，攻无坚城，未及两月，失地四十余县，危及于川陕根本，腾笑于世界盟邦。今应如何支撑危局，急筹善后，非但豫人关怀，想亦钧座所夙夜焦虑而腐心者也。夫善医者，必先知病根所在，而后刀圭②[174]有所施；善救亡者，必确知败亡之所由，而后能改弦易辙，另辟救死图存之路。河南之败，在于军民不合作，中外皆知，不能隐讳。论者甚至谓豫民不顾大局，仇视国民，而欲全诿过于民众，此真谬误之极、到死不悔者矣。古训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三千年之历史，从未有既失民心而不灭亡者。国父主义既是三民，中央抗战亦揭橥③[175]集中意志、集中力量，固皆知民言可畏，“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国非民不立，民不抚则散，此中机缄④[176]最为微妙，历千古而不爽也。今中州礼仪之邦，有朴实贞固之民众，其爱戴领袖、拥护中央、不惜牺牲、共赴国难之精诚，抗战以来，随地随时表现，昭昭在人耳目，又何至中途变节，判若两人哉！谁司民牧，竟使怨愤充塞，吁天无路，乃至溃散不可收拾？则数年来党政军当局措置失当之咎，不言而喻，非可强词曲辩也。中央如真知其症结所在，立即公布责任所属，痛以明令罪己，刷新河南党政军机构，以收拾既去之人心，而妥筹亡羊补牢之晚计，勿使豫民仇视汤恩伯之怨毒转而集于中央政府本身之上，千钧一发，或能挽回颓势于万一乎？昔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汤武罪己，其兴也勃焉①[177]。陆贽草兴元之诏，读者无不陨涕，唐祚因之复振②[178]。愿钧座深察之也。某等皆隶籍河南，心所谓危，不敢缄默，谨胪陈③[179]四项于后，敬候采择施行，大局幸甚，河南幸甚，无任皇迫屏营之至④[180]。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平时包揽政治，广营商业，走私玩寇，肥己残民，遂使军民之间怨愤充塞。临时则不战而退，丧地辱国，而反虚张情报，诬饰宣传，自卸责任，归罪民众，以希图淆乱所闻，罪从末减。而中央方宽予优容，仍使戴罪图功，冀收后效。是非不明，军纪何在？某等认为，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况豫民怨愤，集彼一身，人地既不相宜，岂能收起覆水？明知其不可任，而尚优容不决，是甘举河南而弃之也！似应即明令褫职⑤[181]，解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严办，以平民气而申国法。此关于军事者，一也。
河南连年荒灾，流亡载道，虽中央有令豁免百万石粮，而地方当局依然征收征购，总数仍多至百八十万石，鞭仆之下，死亡枕藉，只图征科报最①[182]，不恤民间疾苦，祸国殃民，莫此之尤，亦应分别严惩。当地方残破之余，似应整理省府机构，划分民军游击区域，另选当地有资历才能、素孚民望者，派往负责，收拾残局。此关于政治者，二也。
河南党务负责人，近年更调过频，席不暇暖，有彻底整顿之必要。此关于党务者，三也。
河南公教职员、青年学子及难民男妇老幼，沿鄂北、豫西逃窜，西越秦陇，延跨数千里，流离载道，嗷嗷垂毙。宜急拨巨款，选派得力负责人，分区设站，作有效救济，并尽量安插之。此关于救济者，四也。
（原载于《河南文史资料》第25辑，1988年。）
靳志（1877—1969），字仲云，河南开封人。前清进士，任工部主事，曾以中国第一批公费生资格赴法留学，其间参加孙中山发起的同盟会。民国后，长期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靳志厌恶官场政治，寄情于诗词书法，有很高的造诣。新中国成立后定居开封，为河南文史研究馆馆员。此稿原稿存靳志文稿袋中。从文章内容看，当作于1944年春中原会战失败之后。
三亿救命款被用做贩运私货
金汉鼎
1942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我到河南进行军风纪视察工作。当时的河南是三面环敌、且有严重旱灾的地区。在这个地区内，驻有蒋鼎文、汤恩伯的部队，还有孙桐萱、孙蔚如、何柱国、刘茂恩、高树勋、李家钰六个集团军及其他许多部队。
这次中央派张继、张厉生（行政院秘书长）带法币5亿元来赈济。到达洛阳后，即在西工省府办事处与省主席李培基和有关厅局处长会商办法。张等表示此来目的有二：一是慰问民间疾苦，并指定赈款2亿元为急赈，在各地遍设粥厂；3亿元购赈粮，因时间和交通关系，曾约定在各个专区指定一个适中的县，令各县派代表一至二人按期来会，俾知各地受灾的实际情况和传达上述两项内容，使全省人民深体此意。
洛阳第十专区指定密县为代表集会点，李培基主席率领有关人员在赴会途中，告知专员李杏村向代表们说：“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主席自有办法。”待张等到了密县后，看到各县代表的名单。张继认识郑县的代表李随阳、荥阳县代表韩凤楼（他们当年在日本东京时都是孙中山同盟会的会员）。李、韩二人便将专员李杏村所讲李培基主席的话讲了出来。开会时各县代表痛陈灾情惨重，官吏对此竟熟视无睹，饿死的人触目皆是。张厉生在会上说：“在我们未到河南时，只知河南有灾，而不知灾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到后来才知河南灾情如此严重，李主席你不能辞其咎！”这些情况是后来韩凤楼告诉我的。
张继回重庆后，河南省政府也组成了购粮委员会，省教育厅鲁荡平副厅长自荐与陕主席熊斌及胡宗南有私交，乃同往西安购粮。当时我在各县视察，看到公路上成群结队扶老携幼的老百姓神色慌张地由洛阳奔向陕西求生。他们行前大都出卖小块的土地以做旅途之资。地主富农以及放高利贷者乘人之危，以三分之一的地价，一亩二三十元便兼并了他们的土地，割断了他们生存的命根。
当时在各县虽设有粥厂，但“粥少僧多”，供不应求。收容所成千上万的男女灾童大多面黄肌瘦，形似人体标本。饿死的人随地可见。由于省、区、乡、保自救，不准饿死一人，而县、区、乡、保长大多是出钱买来的官。为保其职位好大捞一把，故此对死者隐不上报，尸体胡乱掩埋，任狼犬刨食，白骨枕藉，血迹斑斑，臭气随处飘扬，惨不忍睹。而那些趁火打劫的坏人乘机诱骗妇女，用架子车载到洛阳再贩运到西安而不需任何本钱，只要管其一口饭便可卖到几百元。由这种人吃人的现象可以想见，当时蒋管区政治黑暗到了何等程度！
正在这紧要关头，粮食部长徐某电各省说：“今年的工作是以征实征购为中心，成绩好的给予奖励。”于是河南省府得电后，便将征实征购的数额分配给各专区。按各县实际能力，有成就者将数字先行上报。于是各专员当然遵命执行，省府很快就获得报齐的数字，便电粮食部略云：“河南人民深明大义，愿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征实征购均已超过定额。”徐某乃立即传电嘉奖，同时根据所报数字分配给一、五两战区；该两战区兵站总监部得到通知后，各派队向指定仓库要粮，结果颗粒无获，逼得厅局长、专员分赴各县逼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