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

这样一来，民间收存的种子、饲料均被搜索一空，人民饿死的更多。仅许昌县便饿死5万多人。
一天，我工作到午夜12点以后回到住处睡觉，卫士来报有人求见。我当时很不高兴，便拒绝说：“有啥事明天早上再来。”来人说：“白天说话不方便，就要趁着三更半夜来谈谈。”我一听，便知话里有隐情，于是便和来人谈了起来。他们一共来了七个人，抱有一个大布包。他们说是许昌县财政、军事两科长和秘书假公济私挪用公款经商图利，这是他们的账簿，一共12本，西安、许昌两处各6本，店号是以县长王桓武名号各选一字而起的。又说：“王桓武的南阳专员就是用钱买的，他临赴任时还写了许多条子，叫他的走狗向各区乡勒索现款。”
我见账簿里记录的是从许昌运香烟去西安卖。收款条子全是黑盖红。来人向省府指控王桓武贪污渎职，盗用公款，经商图利，鱼肉人民。而省府对被告，则是叫他书面申复；对起诉人，则令其到鲁山区候讯。来人说：“省府有意庇护被告，我们去将会受苦，所以乘夜静无人来请主任委员给想个办法。”我问他们去鲁山的时限之后便告诉他们说：“我也去鲁山，可能还可以相见。账簿事很重要，千万不可以随便交与他人。”于是他们便走了。
未几，我来到鲁山，把一些有关民刑案件送给省府，请省府迅速依法处理。一天夜里，我又见到那些原告抱着账簿来见我说：再过两天就要讯问了。我将账簿逐一翻看，请他们指出重要之点和骑缝处，均盖上我的小官章，请他们仍带回去。这样做，就是问案人要留下账簿也不敢毁灭证据。正巧兼任驻西安军风纪第五巡察团委员钱懋哉受司法行政部和其上级领导机关“军法执行总监部”之命前来视察豫、皖两省司法和疏散监犯的情况，与我住在一起。我俩谈得十分投机，于是我便乘机请他帮忙调阅卷宗中有助于我工作的材料，因此我获得了不少很重要的东西。最后终于把王桓武传到洛阳第一战区军法执行监部讯办，而原告7人无事回到许昌。但是后来听说日军侵占洛阳时，军法执行监吴中行受贿，以假释名义释放了王桓武。
在西安购赈粮原本着救灾的宗旨，陕主席熊斌、副长官胡宗南将粮价消减2元，即每斤以6元作价，购委会并请求熊、胡联电交通部，令陇海路局长路福廷对河南救灾粮应尽先供给车厢。这一来反倒便利了视人命如草芥的委员们，拿着3亿粮款大量贩运私货，发了难以数计的血腥财，百万人民饿死沟壑，血染黄沙。直到1943年新麦已近成熟，头批赈粮才运到洛阳。
当时我正在临颍参加一个集会，县府传达临颍赈粮先配14万斤，从西安运到洛阳的运费合18万元，着速来借款领运，迟不领运者，霉烂损耗由各县负责。人民群众听到这些话顿时人声鼎沸、怨气冲天，大家咬牙切齿愤恨异常地说：“未见粮先要钱，这不是要把我们老百姓逼到死尽灭绝的地步吗？我们宁愿饿死，也不要贪官们的粮。”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也流出了不少的眼泪。
日军侵占洛阳、鲁山和叶县后，河南省府迁到内乡丹水镇。汤恩伯的副长官部迁驻西陕口。当省府各机关撤退时，民政厅长方策在后督导指挥。他得知我仍在鲁山，便来催我快走，并和我感慨地谈了政府的许多阴暗面。不久，李培基被免职，中央派刘茂恩继任省主席。因汤恩伯久已不容于河南人民，蒋介石为缓和民愤，乃将他调往贵州。刘茂恩就任时，看到从平汉路以东撤回来的机关部队很多，秩序十分混乱，财政上更是没有办法，于是便跑到老河口向李宗仁求援，并约我到南阳看看那里的情况，想法给予帮助整饬。我应刘茂恩之约带着宪兵第十七团团长刘家康到达南阳时，首先看到南阳《前锋报》刊载河南省参议会延聘会计专家清算西安购粮委员会巨大贪污舞弊案提请公诉的启事。此外，宪兵十七团驻南阳第一营黄营长反映南阳秩序异常混乱，本市一个月内竟出现抢劫案23起。我和刘家康根据黄营长的报告和已经掌握的材料并加以分析，最后决定令南阳警备司令孔繁锦和宪兵黄营长将强奸妇女、抢劫财物的连排长和敲诈勒索的副官一起逮捕法办。后经多次审讯，两案赃物全部或大部已经追获发还，罪犯对所犯罪供认不讳。案情明确以后，我们令警备司令孔繁锦会同宪兵营长，将强奸妇女、抢劫财物的连排长和敲诈勒索的副官立即执行枪毙。集体抢劫的有关人犯也执行了枪决。此时，日机开始轰炸老河口，宪兵十七团的医务所被炸毁，我也接到电报要我立即返回。所以，有关渎职官吏和购委会巨大贪污舞弊案如何处理，就不得而知了。
（原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金汉鼎（1981—1976）字铸九，云南省江川县人。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并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护法运动，北伐战争等。30年代参加过“剿共”。抗战中任军事委员会军风纪巡查团主任，在查处贪污方面很有成绩。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北京市政协委员等。
200万元赈济款之谜
司殿选
1942年秋，河南大旱，晚秋作物有的齐胸，有的没膝，全部枯干，如果火燃，就能燎原，豫西尤甚。当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及其各单位，因日寇侵略，退迁鲁山。河南省政府，鉴于河南在抗战中出粮、钱最多，又遭此重大灾害，理应拯救。所以就组织起来一个临时机构：“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调查全省受灾情况，上报重庆国民党中央政府，呼吁救济。
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设在三青团河南支团部内。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河南省政府委员王幼侨兼任；副主任委员二人，由三青团河南支团部主任王汝泮、省保安司令罗东峰兼任；秘书一人，由三青团河南支团部书记周南兼任；委员十几人，均由省府各单位的权力人物兼任。还有一个管总务的李更夫，是《河南青年》月刊的编辑。我跨出校门，经人介绍，进入这个临时机构当收发员。
调查灾情工作，由三青团各县分团部担任。根据各县报告的情况，灾情越来越严重。河南100余县无县无灾，无灾不重。真是旱魃为虐，赤地千里啊！
秋季颗粒未收。本已十室九空的灾民，种麦以后，绝大多数已无隔宿粮。绝望之下，就成群结伴，逃生他省。顺津浦路南北逃往江苏、关外者有之；顺平汉路南北逃往湖北、河北者有之；更多的是顺陇海路西逃西安、宝鸡。死守家中的和无力逃走的，靠拾雁屎、揭树皮、挖草根、刨滑石、挖野菜糊口。
1943年春天是惨绝人寰的季节。就按比其他县受灾较轻的鲁山来说吧，这一省府所在地，农村中所有能吃的树皮剥光了，树叶捋净了，野菜剜完了。勉强熬到青黄不接时期，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的灾民们，有多少人吃滑石被坠死？多少人吃青麦“捻转”被撑死？很多背井离乡的人，跪在路上向行人乞讨。有的人因少气无力，手脚不便，一碗菜汤洒在地上，就要马上趴下去用舌舔。不少少女，甚至幼女，只要能苟全性命于荒春，情愿提前出嫁或当童养媳；有的被父母卖到远乡。村上死了人，没人埋。谁知道全省饿死多少人呢？谁知道挣扎在死亡线上非救不活的灾民还有多少呢？灾民们期待救济比旱时盼甘霖更迫切啊！
就在这生死关头，地主劣绅乘机掠夺：麦前贷出10斤麦，麦后收120斤；平常2500至3000斤麦买一亩地，这时只出50斤、30斤。谁能知道地主老财们在这一时期放多少高利贷，兼并多少土地呢？
灾情调查委员会先后得到各县灾情后，王幼侨主任委员忙碌了好长时间，向重庆中央政府各部门和跟他有关的要人发了几十封函电，向报刊发了好多消息。重庆《大公报》发表了《看重庆，念中原》社论，对比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中央政府要员们开始重视河南的灾情了，很多人捐献字画，于右任、叶楚伧等人写了对联，冯玉祥画了一幅《耕地图》，后来在鲁山举办了书画展览，义卖捐献。
1943年2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结束了。因为我做“奴才”的本领，得到周南的“赏识”，叫我做三青团河南支团部会计室出纳员。我沾沾自喜，暗地里庆幸自己在这饿死人的危急关头，能得到一碗固定的饭。
1943年麦梢黄前，也就是灾民正处于生死关头的时候。一天，三青团支团部电台电务员薛国桢到会计室悄悄对我们说：“喂！中央兑来200万元，可能是救济款。”我们几个人合计了一下，200万元中央票，能买20万斤小麦，对河南灾民来说，虽是杯水车薪，但总比没有的好。老薛交代我们要绝对保密，我们也不敢不保密。几天过去了，没有声息，只是支团部调查室主任高洁亭销声匿迹了。
一瞬，又是几天。一天下午5点多钟时，王汝泮的私人秘书付真如走到办公桌前对我说：“走！办点事去！”我没吭声，跟着付就走。付拐到王汝泮公馆，带出一个大黑皮箱，坐着王的私人包车，到街上又雇一辆人拉黄包车，让我坐着，直奔中央银行鲁山分行（在鲁山县城北门里路东），拿出盖了红印的200万元兑款单取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