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

这种妻离子散的惨景，至今记忆犹新。
到南阳以后，听到叶县的朋友告诉我说，汤恩伯在叶县大兴土木，到附近各县去号大树，叫群众送到叶县，树干又不能截断。一辆、两辆牛车拉不动，只好把车厢抬下来，用三、四辆车轴带车轮，把大树干放在车轴上，套上十几头小毛驴，由十几个农民护送，远看像一条蜈蚣。这样的车队，蜿蜒十几里。遇到路临深沟，翻将下去，人和牲口砸死的不计其数。有些外县的农民，索性毛驴也不要，一跑了之。
汤恩伯部队派人到各县抓兵，入伍时几十个人绑在一起，把新兵当做犯人对待。路上倒也没什么，但大小便必须同时，非常不便。夜晚宿营，才准解开。有逃跑的，抓回来就是枪毙。如果能给带兵的行些贿（三五十元不等），就暗中释放，沿途他们再抓人补上。
农村青年不愿当兵，往往觅人顶替，一次就需二三石小麦。顶替的人一般都是“兵游子”，带几十元钱出发，走几十里地，就行贿被释放。有些人顶替别人出兵，发了财。他们这样抓来的兵，都不愿去替他们当炮灰，一遇机会就要逃跑。
叶县这位朋友还告诉我说，汤恩伯在叶县设的集中营里，关了上千的革命青年，几乎天天活埋人。我这个朋友的弟弟被捕以后，受尽酷刑，坚不吐实。一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有人来敲门，开门后，是一个陌生人。那人帽檐拉得很低，小声说“你是某某？你的弟弟昨天晚上牺牲了。”接着又说，尸体在什么地方，坟上作了一个什么记号，今天晚上可以把尸体抬回来。问他是谁，哪里人，他摇摇手，匆匆地离去。我的那位友人，请人连夜把尸体抬回，找个地方掩埋了。这哪里是人间，简直是地狱！
以上仅仅是1943年中原一带人民血泪史的一鳞半爪，至今想起来简直像一个噩梦。
（原载于《河南文史资料》第13辑，1985年。）
张洛蒂：河南临颍县人，1907年生，1927年毕业于临颍甲种农校。曾任临颍县高中语文教师。
唐河的“人市”①[191]
靳士伦
1983年11月
1942年夏，我随国民党第55军74师220团驻在唐河县北20多里的源潭镇。由于信阳被日军侵占，源潭就繁荣起来了。我是驻在源潭镇北约里许的椿树李庄。这个庄的位置，正处在从方城过唐河到湖北随枣去的大路西侧，我住的房屋又正在这路的西侧，所以每日的过往行人，我坐在屋子里都看得很清楚。
在夏末秋初，我发现在这条道路上，有从方城方向往随枣一带贩卖妇女的人群，当时还不多，迨到秋末就逐渐增加起来，几乎每日都有。有时有一男子带着一两个妇女，有时竟有两名男子像押犯人似的，押解四、五名妇女，多的达到六、七名，据云都是来自襄、郏、禹、叶等县的。后来就在源潭镇也出现了“人市”。
“人市”是在秋末冬初才有的。一上来，人并不多，只有两三个或四五个妇女被卖；到冬季近春节时，人数就突增了。每逢集总得有二三十个被卖者上市，那种凄惨的情况，不但受难者心碎，就是观看者也为之心碎而徒唤奈何。她们像一群临刑的羔羊，凄惨地坐在角落处，等待着命运的支配。这些妇女有被人贩子卖的，也有为父母直接出卖的，尤其被父母直接出卖的，成交后那种生离别的悲惨情景，更使人不能卒睹。由于地方上和驻军的干涉，以后便改为成交后夜晚领人。
“人市”上父母直接卖儿卖女者，都是逃出来的，为了不让一家人同时饿死，想给孩子找条活路。他们都分散住在源潭附近乡下的破庙里。椿树李就有逃来的祖孙二人。老太太是个近70岁的老妇人，孙女是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祖孙住在椿树李中间一个破土地庙里，严冬的天气，祖孙仅仅在地下铺把草。不到集，祖孙就出外讨饭；到集，老祖母带领着孙女到集上去卖。祖孙去过两趟，都没卖成，回来总是蹲在破土地庙，祖孙抱头痛哭一场。后来听说她们索价太昂：孙女不要钱，只要祖母随她一块去。这年头，纵然唐河这一带比较好些，哪家能让祖孙都去呢？一天，团里副官对我说，土地庙住的老太太病得很厉害，我就赶快叫副官找团医官去给这位老太太治病。我想，冻、饿、愁折磨着这位老人，她怎么能不病呢？好歹算把这位老太太的病治好了。为了怕在土地庙把祖孙冻坏，我就把副官叫来，让把她们祖孙安置在饲养处里，反正那里草多，祖孙睡到草窝里，总比在土地庙好得多。老太太病好能走动了，一定要来见见我，见了就谈起她祖孙逃难的事。我问她们：“为什么你们一老一小往外逃，家中没别的人了吗？”老太太摇摇头说：“不是，家中还有孩子她爸爸和妈，一个小弟弟。没逃出时，家中靠着挖点麦苗煮煮吃，这样一天挨一天。后来政府不叫挖了，一挖就抓。没门路了，孩子爸爸就哭着先教俺娘儿俩逃命，说这一带还能活命，不得已，卖人也好卖。这样，俺娘儿俩就离开家。”我对她说：“你也别卖你孙女了，我看此处的乡亲也都对你们很同情，当兵的对你们也可怜，我叫裴副官告诉他们，他们吃剩下的，还能养活你娘儿俩，到明年春天回家去吧。”
另一桩事值得记的，就是有一天，我到唐河县城去开会，走到城西关，见到一个小宿店门口围着一大群人。这时还不到早上九点钟，还没引起我的注意。后听到这个小店里发出怒斥声、拷打声和痛哭声，我就分开众人，到小店门口一看，有两个中年人，一个手持一根粗棍，一个手持一条皮带，正打一个伏在地上蓬头散发的姑娘，在那边墙根边，还站着4个20多岁的妇女。我看到这种情况，心中就明白了七八成，这大概又是人贩子在作恶。可是周围看的人只是默默地摇头，没人敢去劝说。我看到这种情况，实在按捺不下我的感情（我那时才27岁，所以有这种感情冲动），又见那个持棍的人一面骂：“你是老爷拿钱买来的，你不走，老爷要把你砸死。”一面又高举棍向那女子打来。我紧走上一步，就把这人的棍子夺过来。在这里，那个持皮带的家伙就向我冲来，幸亏我那个警卫，过去就给了他几耳光。大概国民党那“老虎皮”（按：指军装）管了事，两个东西不敢动了。我回头对围观的群众说：“这都是你们河南的姐妹们，你们就忍心看着叫他们打？”大概大家把气早憋满了肚皮，上去几个年轻的，就打起这两个坏东西来了。事后我到军部开会，我们副军长问我：“你在唐河县干什么来……”我才知道群众把两个东西打了一顿，把这5个妇女留下送到县里。唐河县的县长大概是故意告我一状，打电话问副军长这5个妇女如何处理。我当时也受到训斥，以后遇到这类事情少管。以后离春节不到十天，由于前方紧张，我们就离开了源潭镇，开拔到信阳的外围。
再就是荒年时期，这几县灾区，地亩价很贱，一亩地价仅十几元，后来掉到五六元。军部一个军需买了100多亩地，军部一个直属营长买了200多亩。抗日胜利后，因此事起来一阵风波。
（原载于《河南文史资料》第13辑，1985年。）
靳士伦：山东长清县人。1912年5月生。1940在陆军大学参谋班三期毕业。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难童学校生活回忆
赵鸿勋
1942年河南遭到特大旱灾，地里的庄稼颗粒不收。荥阳县①[192]在平常年景就是吃糠咽菜，到了这种年月，连榆树皮都被扒光。一群群人到河里捞苲草，这是平常连牲口都不吃的东西，可是现在，饿极了的人捞起苲草就往口里填。卖儿卖女，先卖的还有人要，后来再好的孩子也没人买了。先饿死的人还能弄到个薄棺材，还能找到人抬到地里挖个浅浅的坑埋掉，到了后来，就连找到一张破席片卷一卷也找不到。活着的人也是面黄肌瘦，皮包骨头，筋暴得老高，比死人多口气而已。连年轻人都饿得走不动路，路上随时能见到倒毙的人，真是饿殍遍地。野狗吃死人都吃红了眼，甚至见了将死未死的人都撕着吃起来。
一天，爹娘愁得不知咋办时，接到大哥的来信，说他打听到洛阳焦斋有一个儿童教养所，不仅管吃管住，还能读书学文化，已替我办了入学手续，要我赶快去。全家得知这样的消息还能不高兴？俺爹不知从哪里借了些高粱，再磨上推成面，蒸了些窝窝头，叫我带在路上作干粮，又打听到邻村有个叫王彦的老乡要到洛阳逃荒，就求他把我捎上。我当时虽然只有9岁，对到洛阳要走的240华里究竟有多远，心里也不清楚，但我坚信一定会走到，因为只有到了洛阳，才有活下去的希望。在路上，不管多苦、多累，我都咬牙挺住。
记得当我走到离洛阳还有两天的路程时，一天夜晚，我和王彦赶了一天路，已经非常疲乏，经过一个村头时，忽然从斜刺里钻出一个手端长枪的国民党士兵，只听他大吼一声：“站住，干什么的？”吓得我们魂都掉了，赶快站住，回答说我们是逃荒的老百姓。他把我们打量一番，命令我们说：“那就快走吧。”我们正庆幸过了这一关，只见那个士兵又紧追上来，二话不说，拦住王彦，把他浑身上下搜了个遍，把我们仅有的一点住宿费掏了个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