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

其二、“走逐而杀走者”，“皆勿论”。意思是说，被追捕者手持武器拒捕，对“警察”的人身安全构成了威胁，或者逃跑，可能逃脱掉，这时候如果被宋朝“警察”杀死，那么“警察”是不必坐罪的。
这是宋朝法律对“警察”特权的保护。现代国家也会授予警察在紧急情况下开枪的权力，比如在美国，被盘查的人如果不配合警察的指令，哪怕做一下掏口袋的动作，都可能马上会被警察击毙。但是，警察这种“格杀勿论”的特权极容易被滥用。对宋朝“警察”来说，也不例外，他们完全可能会滥用暴力、伤害犯人，甚至以缉盗之类的名义滥杀无辜。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南安军上犹县有两个恶僧，向一渔人买鱼，又不付钱。因为渔人向他们索取鱼钱，心中忿恨，便买通县里的“警察”，诬称渔人一家为强盗，带领一大帮人“掩捕其家”，导致渔人一家“四人遭杀，三人被伤”。两僧人“以杀获劫贼告于官”，县尉受了贿赂，验尸时帮着掩饰掉死者身上“縻缚之迹”；知县老眼昏花，又受吏役蒙骗，便以“杀获劫贼”草草结案。
为防止出现这类捕者滥权杀人的行为，《宋刑统·捕亡律》又规定，在三种条件下，“警察”杀死被追捕的犯人是必须坐罪的：
其一，“空手拒捍而杀者，徒二年”。犯人如果手无兵器，那他即使拒捕，“警察”也无权格杀，否则，致人死亡的“警察”判“徒二年”之刑。显然，当时的立法者已考虑到“伤害能力的平衡”原则，“罪人空手，虽相拒捍，不能为害”，对“警察”的人身安全构不成威胁，因此致人于死地便毫无必要。美国警察之所以在盘查对象稍不配合的时候就可能要开枪，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全民持枪的社会，警察的风险非常大。禁枪的其他国家当然不可仿效这样的“美国经验”。
◎ 南宋《孝经图》上的执法场面
其二，“已就拘执及不拒捍而杀，或折伤之，各以斗杀伤论”。如果被追捕的人已经就缚，或者没有拒捕的行为，那么“警察”便无权杀死他，或者打伤他。否则，按“斗杀伤”罪论处。宋朝的“斗杀伤”，如果致人死亡，可判绞刑。在前述上犹县“渔人案”中，死者已被“縻缚”，那么按照宋朝法律，就算他确实是强盗，逮捕他们的人也不能杀死他。这就是县尉为什么要“隐其縻缚之迹”。
其三，“用刃者，从故杀伤法”。如果宋朝“警察”在抓捕犯人的过程中使用刀刃杀死空手的犯人，则按“故杀伤”论处。宋朝的“故杀伤”罪，最高也是可以判死刑。这同样是因为立法者考虑到“伤害能力的平衡”原则，在冷兵器时代，使用刀刃的杀伤力，就相当于今天的开枪。
上面这三条立法，无疑是出于制约“警察”暴力、保护犯人人身权的考虑。也就是说，宋朝“警察”在执行缉捕公务时，绝不是不管什么情形都有权对被追捕之人“格杀勿论”。假如宋朝那时候“警察”已经配枪，他可以在追捕过程中随便开枪吗？肯定不可以。正如我们所确知的——法律既应当赋予警察合法使用枪支的特权，但又必须防止警察滥用暴力，所以，法律需要设立一些红线，禁止执法者踩过线。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们还要将上犹县“渔人案”的结局交待清楚。按照宋朝的司法程序，所有在县初审的涉及人命的刑案，都必须上报州法院复审。南安军法院在复审“渔人案”时，发现了疑点与破绽，最后查得真相，推翻上犹县的结案陈词，上报中央法司。终审结果判下来：“僧皆坐死”；“县尉杖脊”，发配道州服役；上犹县知县“贬文学参军”；其他十五名涉案者发配广南充军；“以僧私田给渔者家”，相当于给予受害者家庭刑事补偿。
宋朝如何对付“贩卖人口”？
奴婢贱口交易在宋代已不合法
贩卖儿童妇女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营生了。按《周礼》，先秦时已有合法的奴婢交易市场，朝廷设了“质人”一职，“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车辇、珍异”，这里的“人民”，便指奴婢，跟“牛马、兵器、车辇、珍异”一样都是供交易的货物。
东晋时，朝廷还从奴婢交易中征税。《隋书·食货志》载，“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税率为4%，其中3%由卖家承担，1%由买家承担。
其实在宋代之前，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奴婢贱口”制度，奴婢在法律上被划入贱民，不具备“国民”身份，而是视同主家的私有财产，可以牵到市场上买卖，如《唐律》便明文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贩卖奴婢是合法的，跟你牵头牛到市场上贩卖没有什么区别。
此外，历代都有不合法的人口交易，叫作“略卖人口”，包括略卖良民、将别人家的奴婢拐了贩卖（相当于侵犯别人的财产权）。这种人口买卖是法律不允许的。
入宋之后，奴婢贱口制度开始瓦解，宋代“奴婢”的含义已不同于之前的“奴婢贱口”，不再是主家的私产，而是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自由民。奴婢与主家的关系也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雇佣关系，法律将这些奴婢称为“女使”、“人力”。雇佣奴婢必须订立契约，写明雇佣的期限、工钱，到期之后，主仆关系即解除。为了防止出现终身为奴的情况，宋朝法律还规定了雇佣奴婢的最长年限：“在法，雇人为婢，限止十年。”也就是说，从前那种合法的奴婢贱口买卖，在宋代已经不合法了。
当然，奴婢贱口制度在宋朝的瓦解有一个过程。大致而言，北宋时尚有良贱制度的残余，所以还有零零星星的合法的奴婢贱口交易，最后一次史有记载的奴婢贱口交易是熙宁四年（1071），庆州发生小股兵变，首犯的亲属被没官为奴，“其老、疾、幼及妇女配京东、西，许人请为奴婢，余配江南、两浙、福建为奴”。到了南宋时期，良贱制度就基本上消亡了，法律不再承认有奴婢贱口了，当然也就不再有合法的奴婢贱口交易了。我们说，美国用一场南北战争结束了奴隶制度，宋朝则靠文明的自发演进逐渐告别了奴婢贱口制。可惜这个“去奴婢化”的进程在宋亡之后又中断了，元明清时期均出现了奴婢贱口制的回流。
需要注意的是，宋人在语言习惯上还保留着“奴婢”的说法，也经常将“雇佣”与“买卖”混用。《宋刑统》由于照抄《唐律例》的原故，也存留大量的“奴婢”字眼，容易让不明就里的读者误以为宋代还有奴婢贱口制度。这一点我们在读史时不可不察。其实，南宋人已经说明白了：“《刑统》皆汉唐旧文，法家之五经也。国初，尝修之，颇存南北朝之法及五代一时指挥，如‘奴婢不得与齐民伍’，有‘奴婢贱人，类同畜产’之语，……不可为训，皆当删去。”
宋朝法律对买卖人口的严惩
尽管奴婢贱口交易已在法律上宣告不合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宋朝就没有贩卖人口现象。实际上，宋代的略卖人口犯罪是相当猖獗的。如北宋末，福建的“生口牙人，或无图辈巧设计幸，或以些小钱物，多端弄赚人家妇女并使女，称要聘为妻，或养为子，因而引诱出偏僻人家停藏，经日后便带往逐处，展转贩卖，深觅厚利”。又如南宋初叶，四川“多有浮浪不逞之人，规图厚利，于恭、涪、泸州与生口牙人通同，诱略良民妇女，或于江边用船津载，每船不下数十人”。这里的“生口牙人”，是当时的职业人贩子，专门干拐卖儿童、诱拐妇女的勾当。
宋朝法律对这种贩卖人口的行为是严惩不贷的，宋人自谓：“略人之法，最为严重。”按《宋刑统》，“略卖人（不和为略，十岁以下虽和，亦同略法）为奴婢者，绞；为部曲者，流三千里；为妻妾、子孙者，徒三年；因而杀伤人者，同强盗法；和诱者，各减一等。”宋朝将贩卖人口的行为区分为“略卖”与“和诱”，略卖相当于拐卖，和诱相当于拐诱。和诱的罪行比略卖减一等。但对十岁以下的儿童，即使是和诱，也按略卖人口罪处置。
根据这条立法，我们可以确知，宋朝官府如果抓到一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将按被拐儿童的遭遇给予不同的惩罚：凡略卖儿童为他人奴婢的，判绞刑；略卖为庄园童工的（按：《宋刑统》抄自《唐律例》，唐代的部曲类似于庄园农奴。由于本文主旨谈拐卖儿童问题，假设有未成年人被略卖为部曲，差不多就是童工吧），流放三千里；略卖为他人子孙的，判徒刑三年；对被略卖人的身体造成伤害的，按强盗法处置，宋代的强盗法很严厉，为首者一般就是死刑了。
我们知道，中国现行法律对人贩子的处罚较重，对买家却几乎不处罚，因而不少法律界学者都在呼吁修订刑法，加大对买方的惩罚力度（本文完成后，得悉刑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拟对收买儿童者一律追究刑责）。而按宋朝立法，如果你明知这孩子是被拐卖的，却掏钱买下来，那么你也要负刑事责任：“诸知略、和诱、和同相卖，及略、和诱部曲、奴婢而买之，各减卖者罪一等；展转知情而买，各与初买者同；虽买时不知，买后知而不言者，亦以知情论。”买家的罪责比人贩子减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