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的兴亡

在侧重经济方面考虑的学者中，有的强调经济体制和结构不同，有的强调两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水平不同、密度不同，也有的强调两国国内市场形成时间不同。在侧重从思想意识方面考虑的学者中，有的强调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有的强调“危机意识”的有无，也有的强调“民族活力”
  的大小及是否充分发挥，在侧重从文化教育方面考虑的学者中，有的强调是否实行科举制度，有的强调西学发展水平不同，有的强调国民文化素质和水平的差别，等等。在强调外部条件不同的观点中，也有种种区别。有的强调两国的国际地位和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因而受到西方冲击压力的大小不同；有的强调对西方冲击的应变能力和方式的不同，因而导致后果的不同，等等。也有将国内外条件结合起来考虑的。应该说，上述种种观点不乏极有见地的见解，都有各自的道理，给人以很多的启发。这里，我们不拟一一具体介绍和评述，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本书前面的具体记述作些概括和总结。我们认为，近代中日两国之所以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各种因素在不同时期、不同层次上又起过不同的作用。
  为叙述简便和清楚，我们按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从两国内外两个方面，对两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主要原因进行一些归纳和概括。
  19 世纪中叶以前，即中国鸦片战争前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可作为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两国的国内条件和根据存在着一些不同。这些不同，在两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表现和反映。而这些不同，一般说来，都对日本能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现经济腾飞、建立日本帝国较为有利。
  在社会经济方面，日本是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在幕末，资本主义萌芽已较为发达，城市工商业也较为发达，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也比中国要早。
  这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比中国较为有利的条件。而中国，则是地主经济形态，腐朽的汉族大地主帮助满族统治集团对明工朝的征服和统治全国，更造成了经济发展的迟滞。资本主义萌芽受到扼杀，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迟缓了100 多年。虽然在个别地区和部门，资本主义萌芽水平不比日本低，甚至高于日本，但总的说来，比日本发展要低，这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十分不利。
  在社会政治方面，日本是幕藩体制，又有无实权却具有神的权威的天皇及其朝廷，虽有集权，却又割据分权，地方藩、特别是外藩拥有相对的地方割据之权，独立性远比中国中央集权之下的地方更大。因幕府政治是武家政治，封建武士重勇武、重实行，又学文道，是集文武之道于一身的群体，这与中国长期是文官，特别是与清末愚钝的腐儒当政，因循守旧、抢残守缺很不相同。这为面临西方冲击时日本有较强的应变能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文化方面，日本是神、儒、佛三教融合发达，而且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西学的传播、发达远比中国强。日本的教育普及程度也比中国高。虽然两国都是世俗教育，又以儒学为主，但是寺子屋的遍及日本，使日本全国教育文化水准都较高，为后来近代教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学习西方科技方面，幕末日本也比中国发达。不仅是医学，就连科技和生产技能也比中国发达，已建立有近代水平的一些幕藩经营的工厂，技术、规模也达到了一定程度。
  其性质虽是封建官营，但技术设备及生产能力为近代工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正因为有以上一些差别，日本在近代资本主义起步时就有了较好的基础条件，有了一定的准备。在幕末风云变幻之时，西南强藩能建立和维持武装割据，并利用天皇朝廷，经历了尊王攘夷到倒幕维新的历史演变，特别是一批下级武士能脱颖而出，以其文武之道显示出杰出的领导才能，加之有商业资产阶级、特别是豪农豪商的财力、物力的支持，再配合以农村农民起义和城市市民暴动的兴起，最后再加上一些拥有洋学知识的武士的协助，从而使武士们能采取适宜的政策措施，在西方列强侵入、面临民族存亡危机之时，成功地推翻了封建幕府，建立了明治新政权。
  中国在以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及条件方面，都比日本稍差。当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冲击时，总体的应变能力就比日本差些。虽有林则徐、魏源等一批较先进的人物，或禁烟抗英，或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整个统治阶级腐朽昏庸，失却了应变能力，其结果是林则徐等人的被革职和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境况使近代中国必然走着极为艰难坎坷的道路。
  在第一阶段，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虽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更明显的却是不同之处。在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势力东侵，中国位于东亚重要位置， 加之地大物博，成为列强垂涎、争夺的肥肉。西方列强不惜以一次次武力，进行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征服中国。中国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自我调节力颇强，得以长期延续，而一旦遇到新兴资本主义势力，却败下阵来。
  列强的弱肉强食政策及中国的国情地位，决定了列强不允许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内部自身发展又不可能。这种历史的落后，历史机会的一次次丧失，使个别杰出人物的拼死努力也“无力回天”，只能遗憾地抱有“终天之恨”而已。
  而日本却比中国幸运得多，由于地处东亚边陲狭小岛屿，国家小而资源又少，西方列强对其重视程度远比中国为差。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又恰逢西方列强无法抽出更多力量东顾日本。当时，英国在印度遭受人民大起义的打击和在中国鸦片战争中遭受中国人民抗击之后，正考虑变换和调整殖民手法和策略，虽然有萨英战争及四国联合舰队炮击日本下关（马关）之事，但列强的武装并未侵占日本本上，此后更迅速地改变为利用日本为其侵略远东的前哨和兵站。正是出于以上考虑，英国转而支持萨摩藩倒幕派。法国正陷于普法战争之中，美国则因国内的南北战争而无力顾及日本，俄国因克里木战争后忙于农奴制改革，也无暇东顾。这样一来，日本有一个西方列强无暇顾及它的极好历史时机。而历史却没有给中国提供这种机遇，况且中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了鸦片战争。日本却正好从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的被镇压了解到西方列强的实力，民族危机意识极强，并为挽救民族危机作了一定准备。这样，日本便能很好地把握住这一宝贵的历史机遇，迅速倒幕成功，建立起明治新政权，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是否可以说，西方列强当时自顾不暇和考虑将日本变为自己侵略东亚的伙伴和工具，与亚洲人民，特别是印度和中国人民抗击列强的英勇斗争大有关系。换言之，亚洲人民反抗西方列强的武装斗争，是使日本获得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危机的极为重要的外部条件。若没有这些良好的外部条件，任凭日本国内有多么发展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多么周到而充分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就当时日本的实力和可能采取的策略手段，都是抵御不了列强的侵略的，也必定会沦入半殖民地殖民地深渊。当然，纵然出现有利的国际条件和天赐良机，若无国内条件相配合，国内无任何物质的和精神的准备，这一稍纵即逝的良机也会坐失，仍然逃脱不了与亚洲其他国家同样的厄运。所以，我们认为，日本以当时的国内条件为依据，配合以有利的国际条件，且有应对的精明，加上偶然出现的良机，几方面因素几乎同时汇聚所起的综合作用，才顺利完成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变革，走上了自立发展的道路。而这一综合条件的具备，是千载难逢的，是有一定偶然性的。这也可说是其他亚洲国家再也未能走近代日本发展道路的原因所在。
  而在社会变革时期，各方面有利因素能否几乎同时汇聚发生综合效应作用，是十分关键的。就中日而言，甚至是决定性的。当时中国的反侵略斗争不谓不英勇，武装斗争水平亦很高。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战争亦比日本的“改革世道”及农民起义影响更大，水平更高，而中国辛亥革命的整体水平比日本的倒幕运动更高得不可比拟，即使是戊戍变法与明治维新的改革措施相比，并不逊色太多。但是，日本的这些有利作用力却在同时期汇聚在一起，相对的反变革力量则显得更弱，从而不失时机地取得了变革的胜利，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而中国的一次次努力和斗争，虽然其力度、其水平均比日本大些，甚至高些，但因反对变革的力量相对强大，特别是一次次斗争和努力均十分分散，时间前后相距大，未能同时汇聚在一起，共同对反变革力量展开有力的冲击，变革力量冲击的不同步，或变革的错位，终于使变革一次次受挫，“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这就是中日两国变革一成一败的原因。
  从中国鸦片战争和日本明治维新后到中日甲午战争可以作为第二阶段。
  在这一阶段，两国均跨入了近代时期，并已开始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而不同的发展道路，更为后来的发展造成了根本不同的内外部条件。